“理论之后”的语法拆析：二十二个设疑_刘阳.pdf

“理论之后”的语法拆析：二十二个设疑刘 阳“理论之后”在一度喧嚣后仿佛停滞不前，给人话题不再往前推进之感。这固然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更加新的话题的出现，分散着学界注意力，主要恐怕与后理论研究自身迄今尚未取得应有突破有关。本文想提出并践行的一项奠基性工作是：在找寻后理论突破方向前，先来细察“理论之后”这个命题的一系列空转之处，沿此进行基于分析哲学精神的语法综观、拆解与析疑。一、有关语言游戏设疑 1：“理论之后”的“理论”究竟指称什么？在不同的语言游戏里，它因其用法的不同而可能具体产生三个疑点：（1）“理论”是特指还是泛指？（2）若是特指，“特”又是什么意思？是说泛指到此结束，直接让位给了特指？还是说泛指并未结束，而被特指在某种意义上加以特别强调？（3）较之于特指/泛指，有没有更恰切地描述此处“理论”一词的角度，比如可否用日常语义/学术语义代替之，认为该词在这一命题中发生了从日常语义到学术语义的递延？“理论之后”中的“理论”不是泛指，特指 20 世纪以后由于“语言论转向”而建立在语言论视野中的理论，它总体上“不再以非语言学的即历史的和审美的考虑为基点”(1)，也可以将这种特指意义上的“理论”称为批评理论。(2)西方学者会以首字母大写（Theory）或加引号方式标示这点，(3)偶尔也有不标的，表明这种微妙混淆在国外也客观存在着。既然是特指，便有了和泛指的区分度。“特”既指语言论这一新阶段，也指在语言论新视野中对认识论的某些积极成果加以吸收和转化。乔纳森 卡勒总结出的理论四个特征跨学科、分析与推测、批评常识与自反性，(4)对此提供了证明。这四点中，跨学科与自反性，直接来自语言论对语言符号系统（替代品，表征）性质的发现：不管谈论何种学科领域，都有“它被说成了什么”这一言说前提，学科之间由此必然打破界限而跨起来；作为关于思维的思维，自反性关注的也是被认识论忽略的“被说成”这一语言建构背景。但分析与推测以及批评常识，则分明是近代以来以思辨理性为标志的理论的常态，批判即弄清（分析）一种知识何以可能，由此形成的哲学以“只有在 常识 止步的地方才能起步”为共识。(5)它们作为泛指中已有之义，被强调注入语言论这条新地平线上的新义：分析是对语言的分析；反常识是反自明性这一根本常识。所以，“理论”与“理论之前”不截然割断而具有继替性，“理论之后”与“理论”如下文所证也是如此，“特”端赖语言游戏所伴随的周边情况而定。至于将后理论试图从中走出的“理论”理解为不同于日常语义的学术概念，则跟着会遭遇三问。其一，日常语义与学术语义之别，本身仍是从日常语言角度观察和归类的结果，让一种东西从常态中岔出去，实仍默认了常态作为前提的牢固存在。其二，如非要论日常语义上的“理论”，那也应是古希腊词源中的观察、沉思之意，(6)此后步入近代认识论的理论已是学术语义上的了，不必待语言论兴起后才获此描述。其三，作此理解的人，多少含有视“理论”为与日常生活相对立之物的意思，这恰恰弄反了“理论”的本义。因为“理论”揭示出语言不起传达作用，有动机无法控制的任意性，因而在试图实现“透过现象认识本质”这一理性动机时，将认识论思维预先设定的本质任意化和未知化，无限推迟乃至消弭了那个本质目标，证明了以现象/本质为标志的深度模式不可靠。从深度模式回到表象日常（话语效果），因而本是“理论”题中之意（尽管它在实际中仍可能被处理为同一性变体），刻意将它说成不同于日常语义的学术语义，便错置了语言游戏。设疑 2：“理论之后”的“之后”又到底何所指？指时间上先后接续，还是空间位置的一前一后？这两种所指，内部分别包含了另一个语言游戏：（1）前者的“后”有后吃掉前的否定、排除之意；（2）后者的“后”则并非后吃掉前，而仅仅是“外在于”之意。“之后”在西文中至少有 after 与 behind 两个对应词，加强了这种语言游戏的多义性。目前各种关于后理论的理论099语言游戏，都取前一义，然则为什么时间的接续就强烈包含了否定“理论”之意呢？两个语言游戏被不知不觉混同起来。维特根斯坦说“否定是一种排斥的姿势、拒绝的姿势。但我们却是在千差万别的情况中使用这样一种姿势”(7)，居于这些“千差万别的情况”中首位的是：明明只是个外在于现有“理论”的新兴话题领域，却可能为迎合“理论之后”在语言形式上造成的新论印象，而将它说成是出于翻新（即否定旧义）“理论”之需而产生。比如后人类问题作为新话题出现，但为融入后理论这一名目，谈论它的人会说后人类与人工智能（人机）语言有关，是对建立在人类语言基础上的“理论”的更新，这类说法中不乏微妙腾挪的语言游戏底色，亟须小心辨析。设疑 3：这牵出了“理论”与“理论之后”的关系。两者互斥吗？还是也有兼容的一面？语言游戏的上述窜混，使后者否定前者成为比较常见的选择。这在语法上的症结，是把“非”理解成了“反”。后理论固然不同（“非”）于“理论”，但“非”既包含“反”的情形，也包含“不反，只是外在于”的情形。若理解为否定的互斥关系，便放逐了为后一语路所肯定的兼容格局。就像“非理性”不等于“反理性”（梦、幻觉、无意识与阈下知觉等），还包括“外在于理性”（感性、情感与直觉等）这兼容不悖而更显深厚的一块。(8)事实上，后理论仍需谈论福柯和德里达，诸如“理论中的文学”这样的后理论方案，便离不开对德里达文字书写思想的前提性承认。(9)“理论”与“理论之后”的断裂性虽然伴随某种语言游戏的意图而生，终究是片面的。设疑 4：当这样意识到“理论”与“理论之后”的兼容一面时，对两者关系的谈论是否也有意无意地在重复、套用某些近似的语法模式，例如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关系？回答应该是肯定的。这种基于记忆的伴随因素无法避免，承认它作为语言建制的一个动因才显得明智。后现代性或被认为是现代性的一个展开部分和后续阶段，(10)或被认为不存在根本差异，仍处于现代性中。(11)谈“后”的这种思维方式，作为成见很自然地会影响“理论之后”的语法，问题不在于挣脱它，而在于如何来更好地进入和打开它。设疑 5：“理论之后”是一个事实描述还是价值判断？是说今天客观上已进入了后理论时代，还是说接下来应当进入后理论时代？按前一语言游戏，目前出现的一些新论域天然已属后理论范围；按后一语言游戏，则需研判让何种论域获得新生长。这两个语言游戏的混淆，就像说“精神分析理论是一种非理性的理论”时，这是指精神分析理论在理论内容上的非理性（即理性之外的梦境、幻觉等意识要素）不可控与不可理喻，还是指这一理论在理论形式上的非理性缺乏实证基础与猜测成分过多？前者描述事实，后者则评价事实，两者并非一回事。以方兴未艾的动物研究来说，如果声称它提供了“理论之后”的事实，意味着它作为新话题在现实层面上填补了“理论”；但若说“理论之后”应当迎来动物研究，则似乎表示“理论”中只有对人的研究，或至少对非人的生命研究还不够，这便忘了“理论”的语言论性质恰恰使“作者死了”，其所要做的（从人拓展至非人），和其自身得以存在的基本估计（已经包含了非人）就相违背了。设疑 6：评价会带出对事实的进一步态度。“理论之后”是确有新事实需要“立”，还是其实仅仅旨在表达“破”现有事实的意愿决心？从伊格尔顿等先行者的初衷来看，“理论之后”带有反思现有“理论”的评价性意图，确有新事实需要锚定。但稍后一些论者的确存在着以“破”为主的冲动，以至于当“破”后需要填充“之后”的区域时，由于准备不足，一些现有的事实很容易被变相重复和顺势说成是“理论之后的理论”。如有些新话题只是有人正好在从事研究，但出于某种顺乎时代语境的心态和动机，研究者会说它们是后理论。在“立”一个后理论话题似乎并不太难的情况下，“理论之后不是什么”的问题其实也相应地模糊了界限，而行之难远。二、有关家族相似设疑 7：“理论之后”的后理论，不可避免地将为证明自身合法性，而表示与“理论”不同，这种表示又不免会以总体性判断的方式来进行，那和自己试图告别的对象“理论”的某种总体性目标，有否内在矛盾？以语言论为基础的“理论”，在发生因缘上就反抗总体性，因为证明了语言不直通事物而自具意义建构的表征性质，便破除了传统形而上学由于无视语言这一性质而导致的“不管你怎么说，真相只有一个”的符合论（总体性）立场。在这种情况下要谈论“理论之后”，前提一定是“理论”对总体性的反抗不彻底，甚或又陷入了另一种习焉不察的、更为隐蔽的总体性。扼要地说，这就是作为其基座的语言论，在符号差别区分中所逐渐凝固起的“无论怎样区分，区分关系总是始终存在，而保证着意义的安全稳靠”这一总体性格局。它使1002022.12语言论慢慢陷入某种意识形态，政治转向是其必然后果。但当后理论试图超越这一点时，它需要对“理论”在这方面的不是之处进行概括总结，而这种概括总结，难道不仍是总体性思维的复演？就像解构主义当然以消解各种总体性（在场）因素为靶子，但解构批评又俨然能形成一个稳定的学派，本身是不是即带有某种反讽意味？如果这的确包含着回到某种家长制、而非家族相似局面的危险，被后理论引以为目标的“弃大专小（抛弃宏大问题专注于小问题）和扩展话题范围”等演进方向，(12)仍在某种“大”法下进行，便有前后抵消之嫌。它究竟是在做一件什么事呢？这里面蕴含着更多细节性追问。例如它还像“理论”那样使用概念吗？使用概念便意味着总体性概括的不可避免。如果像目下一些后理论方案声称的那般，后理论有可能不使用概念而仍成为新理论形态，我们深感困惑和兴趣的便是：一种摒弃了概念的理论还能叫理论吗？取消了概念间关联和推导的理论如何可能？设疑 8：用以取代“理论”的种种后理论议题，可否再在某种带有总体性色彩的意义上被统称为理论？这也需存疑。当前有关“理论之后”的介绍与展望中出现了不少学说，或许可以称它们为新兴的、常常显得很靠近理论研究的研究领域，如后人类、生命政治、新审美主义与新叙事学等，其下则被更具体地开列出动物研究、声音研究、庶民研究、酷儿研究、残疾研究、创伤研究、情感研究、记忆研究以及各种新媒介研究等分支，它们又算不算理论？回答之所以令人迟疑，是因为它们中的很多已不太像纯粹的理论研究，也已不再采取“理论”常见的那种试图形成广泛包容力的研究路数，更像是一些分散而各自为政的细小话题。后理论这一表述，容易使人觉得这是个新型理论群落，进而倾向于从总体上去把握它，把它当作具有某种定性的理论对象来加以描述。无论这种描述主观上如何试图避开形而上学本质主义的一些陷阱，只要这种出发点始终依旧存在，摆脱总体性这一盲点，就远不是一件想当然已经完成的事情。设疑 9：那么这是否等于怀疑，有一个能将后理论阵营中形形色色的新学说聚拢在一起的标准？所谓标准，被维特根斯坦证明为是一种错误设置了同一化前提的形而上学虚妄。如果说“理论”行进至今确实流露出了未彻底跳出总体性窠臼的迹象，那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因为它试图依附于某种标准的缘故，这种标准即语言。然而，“理论之后”的情形却变了。自 20 世纪初发展至今的语言论学理，在国际前沿上至少正逐渐出现三种转向趋向：（1）思辨转向。它发起对语言任意性原则的挑战，破除以语言等为标志的“相关主义”思路，相信存在着“比符号的无向性（unmotivation）（这是我对索绪尔意义上的任意性的叫法：符号与意义之间非必然的联系）更为根本性的任意性”(13)，而主张对实在进行思辨，这引出了神经科学、人工智能与科幻研究方向。（2）事件转向。它质疑语言的差别性原则，不再“依赖于话语、形象中阐述的对立以及对差别的根本意义的压制”(14)，既融合后结构主义，更引入事件这一新的观察角度，引出了新叙事学与新媒介研究。（3）生命转向。它更深入地从语言的发生性维度出发，在清理语言论中神秘的“拟人化残余”（anthropomorphic remnant，即在暴露语言限度这一前提下进行语言书写，相当于在不暴露神的本来面目这一前提下对神进行拟人化的表现，必然沦入神秘）的前提下(15)，重构语言发生机制，激活了动物研究、后人类与生命政治研究。这三个主题词不仅清晰显示了对“理论”所依托的语言论维度的超越，而且是不可通约的，谁能给出思辨、事件和生命这三个区域的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