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诗歌翻译与创作之考辩——一个互文性视角研究_冯正斌.pdf

173“五四”诗歌翻译与创作之考辩一个互文性视角研究*The May 4th Poetry Translation and Chinese New Poetry:An Intertextual Perspective冯正斌汪学冰FENG ZhengbinWANG Xuebing摘要: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在西方文学思潮涌动的时代语境中，国内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意识空前觉醒，打破传统文学束缚、提倡新文学形式的呼声日益高涨。作为传统文学之正宗，诗歌被视为文学变革的首要对象，文化先锋纷纷投身外国诗歌汉译实践，借此突破传统诗歌陈规，重构中国诗歌创作规范。中国新诗发展与五四诗歌翻译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外国译诗的到来不仅为中国新诗提供了文化滋养，亦加速了中国新诗现代化的征程。本文基于互文性理论，以郭沫若、徐志摩、胡适等代表人物的译诗与新诗作品为典型案例，探讨五四诗歌翻译与中国新诗创作在文学思想、创作主题以及诗歌形式上的互文联系，明晰五四译诗对中国新诗发展的促进作用。关键词:五四诗歌翻译；中国新诗；互文性Abstract:During the New Cultural Movement,Chinese intellectuals devoted themselves to the translation of foreign poetr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ideological trends in western literature.They strived to break through the stereotyp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construct a different norm for new poetry creation.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new poetry was inextricably linked with the May 4th poetry translation,for the translated poetry not only provided cultural nourishment for it;but also accelerates its journey of modernization.Based*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贾平凹小说英译中的中国形象建构研究”（20XYY004）的阶段性成果。外译中研究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173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1732023/2/15/周三 17:28:222023/2/15/周三 17:28:22174ASIA PACIFIC INTERDISCIPLINARY TRANSLATION STUDIES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on the intertextuality theory,this paper takes Guo Moruo,Xu Zhimo,and Hu Shis translated and new poetry as typical cases to explore the intertext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y 4th poetry translation and Chinese new poetry creation,aiming to discuss how translated poetr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new poetry.Key words:May 4th Poetry Translation;Chinese New Poetry;Intertextuality1.引言中国传统诗歌追求格律工整，关注人生现实，在内容上多寄情于景抒发个人情思，或感时伤逝言咏家国情怀，于千百年文学历史中形成了“文以载道、歌以咏志、诗以言情”的诗学理念。唐朝时期，中国传统诗歌发展至鼎盛时期，其创作成果之丰、形式之多、风格之繁无不令人称奇。宋元期间，传统诗歌一再转型，“由诗而词，由词而曲，苦苦挣扎了400年”（张国伟2015：316），却难以赓续“诗必唐，唐必盛”的辉煌成就。至明清时期，在文学教条约束与政治思想钳制的双重压力之下，传统诗歌创作被套上了沉重的枷锁，逐渐走向衰落。五四文学运动前后，西方文学思潮涌入，中国文学处于急速转型之中，人们迫切地要求与传统文学彻底决裂。在向域外世界求索的过程中，外国诗歌翻译成为了这一时期中国诗歌发展的合理选择，胡适、鲁迅、徐志摩、郭沫若、闻一多等文化先锋在吸收传统审美观念的同时，率先将各种形式、风格和流派的外国诗歌译介至中国，他们将诗歌翻译与诗歌创作相结合，颠覆了中国传统诗歌观念，引发诗坛剧变，催生中国新诗。“中国新诗诞生于一场试图以文学作为启蒙手段进行思想革命的白话文运动”（陈琳2019：30），见证了社会变迁之际民众革新意识的觉醒与社会启蒙思想的萌发。中国新诗融合五四译诗的异质元素，不断汲取外国诗歌的文化滋养：其一，“译诗不仅使新诗形式得以创新，而且使新诗形式得以增多，丰富了中国新诗的形式观念”（熊辉2008：32）；其二，“译诗成了中国新诗自身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并给中国新诗带来了有别于传统诗歌的创作资源和创作经验”（同上），为身处变局的中国诗坛注入新鲜血液，不仅促进了中国新诗的蓬勃生发，亦推动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尝试建构现代化诗歌体系的步伐。鉴于五四诗歌翻译与中国新诗创作之间的复杂关系，本文拟从互文性视角切入，探讨两种活动在文学思想、创作主题以及诗歌形式上的内在关联，阐述五四译诗对中国新诗发展的积极影响。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174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1742023/2/15/周三 17:28:242023/2/15/周三 17:28:24175“五四”诗歌翻译与创作之考辩一个互文性视角研究冯正斌 汪学冰2.互文性理论概述互文性理论生发于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理论思潮中，其本质上是一种文本理论。20世纪60年代末期，法国符号学家茱莉亚克利斯蒂娃（Julia Christeva）在俄国学者巴赫金（Mikhail Bakhtin）“复调小说”“对话理论”“文学的狂欢节化”等概念的启发下，于符号学一书中首次提出“互文性”（intertextualit）这一术语，用以指涉不同文本间的相互联系。她认为“任何作品的文本都是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转引自黄念然1999：15），即任何文本都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处于和其他文本不断互动、相互关联的动态网络之中，“复制、剪裁、模仿甚至体裁、母题等都可以成为一种互文的手段”（罗选民2021：111）。互文性理论所涉思想体系十分庞杂，涵盖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符号学等西方主要文化理论，覆盖了西方文学艺术中一系列重大问题，内容相对晦涩难懂，因此在发展初期并未引发广泛关注，整体影响力有限。至1970年，法国结构主义学者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在其出版的S/Z一书中对互文性展开积极探讨，并在从作品到文本文本的快乐文本理论等文章中多次宣传并阐释互文性，方才使得互文性理论从克利斯蒂娃艰涩的著述中脱颖而出（秦海鹰2004：21），并在不断丰富与发展之后衍生出狭义与广义两大分支。狭义互文性以法国批评家热奈特（Grard Genette）和里法泰尔（Michael Riffaterre）为代表，认为文本的互文性是指“一个具体文本与其他具体文本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一些有本可依的引用、套用、影射、抄袭、重写等关系”（同上：26），强调文本以及存在于文本内部的其他文本之间的联系。广义互文性以克里斯蒂娃和巴尔特为核心代表，所阐释的互文性是指“文学作品和社会历史（文本）的互动作用（文学文本是对社会文本的阅读和重写）”（同上），此时的“文本”不仅包含狭义概念上意指的文学文本，也涵盖社会历史语境等非文学文本，互文性因此成为“抽象文本与具体文本以不同排列组合所发生的互动关系”（乔洁2021：32），使其应用范围更为广泛。本文采用广义互文性概念阐释五四诗歌翻译活动与中国新诗创作间的动态关系。五四诗歌翻译活动依赖于特定社会历史语境进行，在“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以及追求思想解放的时代背景下，译者通过译介外国诗歌打破中国传统诗歌理念，并在翻译过程中汲取译诗之“新”，重构中国诗歌创作规范。在这一过程中，非文学文本（社会历史语境）与文学文本（外国诗歌、中国新诗）不断交织互动，构成五四诗歌翻译与中国新诗创作在文学思想、创作主题以及诗歌形式上的多重互文关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175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1752023/2/15/周三 17:28:262023/2/15/周三 17:28:26176ASIA PACIFIC INTERDISCIPLINARY TRANSLATION STUDIES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系。五四诗歌翻译期间，郭沫若、徐志摩以及胡适积极倡导诗歌翻译活动，在 新青年创造季刊新月等重要刊物上发表大量译诗，并积极投身新诗创作，对中国诗歌的发生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下文拟择选郭沫若、徐志摩和胡适的译诗与新诗为观测点，以典型作品为例管窥五四诗歌翻译与中国新诗创作的互文联系。3.五四诗歌翻译与中国新诗创作的互文性诠释3.1 文学思想之互文“文学文本是思想的载体，外国诗歌的翻译必然会为中国社会引入新思想和关于社会、人生的新理念”（熊辉2007：5），从而为新诗歌的诞生与发展提供思想养分。五四诗歌翻译活动适逢社会动荡、时代变迁之际，人们从思想上、政治上和文化上都强烈呼吁一种新鲜力量，先进知识分子东奔西走，积极探索文化上的救亡之道。在此背景下，诗歌作为传统文学之正宗，成为文学变革的重要对象，文人志士纷纷将目光投射至外国诗歌作品，希冀通过翻译活动传递其中蕴含的民主思想，以此鼓舞国内争取思想解放、追求民主自由的文化运动。外国译诗的到来动摇了旧体诗歌的文学根基，深刻影响了中国新诗的创作思维，建构起译诗与新诗在文学思想上的互文联系，典型案例如郭沫若译诗坦道行和新诗天狗的创作。徒步开怀，我走上这坦坦大道，健全的世界，自由的世界，在我面前，棕色的长路在我面前，引导着我，任我要到何方去。从今后我不希求好运我自己便是好运底化身；从今后我在不欷嘘，在不踌躇，无所需要，雄赳地，满足地，我走着这坦坦大道。郭沫若译 坦道行 节选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郭沫若 天狗 节选郭沫若在日本留学期间结识了日本近代作家有岛武郎，作为惠特曼诗歌的狂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176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十三辑_20230215.indd 1762023/2/15/周三 17:28:262023/2/15/周三 17:28:26177“五四”诗歌翻译与创作之考辩一个互文性视角研究冯正斌 汪学冰热爱好者，有岛武郎在与惠特曼进行思想对话的漫长过程中创作了一批闪烁着自由与解放之光辉的文学作品。在有岛武郎的影响下，郭沫若逐渐吸收了惠特曼诗歌中个性解放、自由平等的文学思想，在新诗创作中一反“天人合一”的传统观念，创作了晨安天狗凤凰涅槃等一系列灵活洒脱且激昂奔放的诗歌。惠特曼是美国诗歌史上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他在美国精神的鼓舞下锐意创新诗歌形式，“铸就美国诗歌独特风貌，开辟新诗新纪元，引领20世纪现代诗歌发展方向”（谢志超、贾佳2019：81），其灵秀飘逸的诗风和民主进步的思想在 Song of Open Road 一诗中尤为明显。诗中惠特曼以“我”指代世间每一个独立的个人，歌颂人类的自我价值，宣扬自由与平等的精神。郭沫若在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