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心修炼”_彭国翔的儒家功夫论研究_董兴杰.pdf

第 24 卷第 1 期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Vol.24 No.12023 年 1 月Journal of Yanshan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Jan2023“身心修炼”:彭国翔的儒家功夫论研究董兴杰(燕山大学 期刊社，河北 秦皇岛 066004)收稿日期 2022-10-06 基金项目 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HB22YS024)作者简介 董兴杰(1977)，男，山东聊城人，哲学博士，燕山大学期刊社副研究员。摘要 当代中国哲学界出现了“哲学的功夫转向”，“功夫论”很好地概括了儒家对修炼、践行和生活方式的关注。彭国翔抓住“身心修炼”这一核心问题意识，对儒家传统功夫论进行系统研究，构建了“理想人格具体功法特点价值”的整体研究框架，在与西方古代哲学基调、释道两家功夫论的比较中突出儒家传统功夫论的存在合法性。在文献方面注重新材料的发掘和应用，并善于通过数据分析使其研究的实证色彩得以增强。儒家传统功夫论研究将在思想史研究的基础上，由“哲学的功夫转向”走向“功夫的哲学转向”。关键词 功夫论;身心修炼;问题意识;合法性 中图分类号 B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 DOI1015883/j13-1277/c20230102006引用格式:董兴杰“身心修炼”:彭国翔的儒家功夫论研究 J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1):20-25功夫论在儒家学说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通过一系列可操作化的方法路径使儒家心性本体得以开显，达到道德完美实现理想人格，是儒家为己成人之学由虚转实的核心载体。近几年功夫论研究得到了中国哲学界的重视，出现了“哲学的功夫转向”。美国格兰谷州立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倪培民指出:“这一转向的意义远远超出对儒学功夫论的局部研究，它面向的是整个哲学，是让功夫论在世界哲学的语境中成为当代的、世界范围的哲学。”1 可见功夫论不只是理解儒学、中国哲学整体特征的钥匙，在西方哲学尤其是古希腊哲学那里，作为精神修炼和欲望治疗的生活方式也常常是以实践功夫来实现的，所以功夫论研究具有一定的普遍哲学意义。国内学界涌现出了多位颇有成就的功夫论研究者，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浙江大学彭国翔教授即是其中之一，他近二十年来一直思考、积累、写成的儒家功夫论研究专著身心修炼:儒家传统的功夫论 2022 年 8 月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学术写作是一种创造性的精神劳动，二十载辛苦不寻常，此著“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论说详赡，析理透辟，严谨求真，追求高迈，是当代儒学界功夫论研究的一部力作。一、激活问题意识中国哲学研究需要以问题意识为导向，真实明确的问题意识决定研究价值所在。“如果中国哲学界要想在世界哲学舞台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并以哲学思想对人类的文明有所影响，就必须使自己的哲学研究直面真实的哲学问题。”2 功夫论既是儒、释、道三家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现代人汲取思考与实践智慧的宝贵资源，因此无论是从哲学的基本思想内容方面，还是从哲学的现实方面来讲，功夫论研究肯定是“直面真实的哲学问题”。彭国翔此著的问题意识显著，即以身心修炼为视角聚焦儒家传统的功夫论。著作从历史维度上贯通了先秦、汉代到两宋明清，又于每个阶段选取最重要的人物，如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朱熹等，以及虽少有关注却颇具代表性的儒学思想第 1 期董兴杰“身心修炼”:彭国翔的儒家功夫论研究21家，如清代中期的汪霦原等，集中诠释他们的身心修炼功夫，可谓既见“森林”，又在“丛林”中穿梭往来，以见其细部的种种曲折。如此厚重的一部哲学专著，紧紧抓住“身心修炼”这条主线，不蔓不枝，问题意识突出而鲜明。以身心修炼为视角集中诠释儒家传统功夫论，彭国翔坦言，最初是受到国外学者对西方古代哲学研究的启发。法国哲学家阿道(Pierre Hadot)把西方古代哲学的基调定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精神修炼，美国哲学家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把古希腊罗马哲学的基调定为“欲望治疗”。两位西方哲学家的著作和主张给彭国翔以启示:西方古代哲学与中国哲学传统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共鸣，即中国哲学中也存在类似的精神修炼、欲望治疗的传统功夫。资源、方法、问题意识是不分中西的，完全可以为我所用，受西方学者的启示，彭国翔“发掘”出了中国哲学传统功夫中的身心修炼特质。他写道:“发掘彰显儒家传统功夫论的丰富内涵以贡献给全人类，不能因现代西方学术分类的限制而幻想在与西方现代学术绝缘的情况下实现，只能在与西方现代学术深度互动与交融的过程中达成。”3 1彭国翔与国外两位先行者的研究视角既有相似之处，又突出了儒家传统功夫论的特殊性 “身心修炼”，这种特殊性主要体现为三点:一是儒家在“心灵治疗”的同时，身体向度得到同时强调;二是儒家的身心修炼不是脱离而是融入日常生活的，所谓“不离日用常行外，直造先天未画前”(王阳明别诸生);三是儒家身心修炼是以道德性为宗旨的，是以实现自我终极转化，成就理想人格为目标追求的。彭国翔正是牢牢把握“身体修炼”的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系统展开了对儒家传统功夫论的研究，因此他并非是复制西方研究范式，而是一种借鉴与运用，其学术态度是开放的、包容的，是普遍主义的，而不是特殊主义的。二、建构整体框架一本学术专著就是一个整体，在全书结构以及研究框架的设计实施上具有严密的系统性。彭国翔此著经营二十年，聚焦儒家身心修炼功夫论精心结构、谋篇布局，使人读后有一种完整系统的阅读体验。全书十章的结构安排是一种“总分”的逻辑关系。第一章“儒家传统的身心修炼及其治疗意义”是综论，点明问题意识，并将核心主张贯彻到下面各章。第二至第十章是分论，是按照历史时代顺序，从先秦经汉代到两宋明清依次展开。第二、三、四章分别是先秦时期孔子、孟子、荀子的身心修炼功夫论，第五章是汉代董仲舒的身心修炼功夫论，第六章是宋代朱熹的经典诠释功夫论，第七章是明代王龙溪的致良知功夫论，第八章是阳明后学功夫论形态的分化与演变，第九章是清代汪霦原的身心修炼功夫论，第十章是宋明以来的儒家传统静坐功夫论。彭国翔于各章之间非常注意衔接过渡，围绕身心修炼前后照应补充，使全书凝结成一个具有思想内核和有机层理的整体结构。彭国翔建构了一个合理的儒家身心修炼功夫论研究框架，全书内容的展开几乎完全按照这一整体框架设计来实施。首先是明确儒家身心修炼功夫指向的理想人格。功夫是下学，下学须上达，复性归仁，证成本体。儒家强调不离本体谈功夫，甚至有言“功夫就是本体”(唐枢木钟台集 亨卷景行馆论论功夫)，实质是突出功夫论的超越性追求，通过日常生活中严谨细密的身心修炼，实现终极性的自我转化，达至理想人格。论语 中主要提出了“君子”的人格典范，界定“君子”的标准由“位”转换为“德”，是孔子规定的理想人格。孟子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大丈夫”的特定理想人格，荀子则有“士君子”“大儒”作为人格典范的明确界说，类似理想人格目标的明确，使儒家身心修炼功夫有的放矢。其次，也是最为核心的，自然是身心修炼如何实现，理想人格得以成就的具体实践方法。由 论语乡党 篇可见，孔子化小人为君子，是把日用常行每个瞬间的礼仪实践都当作身心修炼的机遇，汇点滴成江河，积跬步至千里，终成“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万世师表。孟子的身心修炼功夫有“尽心”“养气”两大方面，从消极意义上向内凝聚，“不动心”“求放心”，养成“浩然之气”;在积极意义上向外充拓，“尽其心”“独其心”，使“浩然之气”扩而充之，塞于天地之间。荀子的身心修炼功夫也是“治气养心”，但与孟子不同，他主张人之善恶取决于“心术”，人有何种心，是一种认知、判断和选择的结果，由此出发，荀子的治气养心之术主要是“由礼”与“得师”两种方法。不同时代儒家代表人物的身心修炼功夫，既22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有共同关注的核心课题，又会提出自己的思想主张，具体的实践方法更是丰富多彩。再次便是对这些儒家代表人物身心修炼功夫特点与价值的分析与评价，突出各自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从总体上讲，儒家身心修炼不是单纯的自我修养，而是把功夫置于与他人、与宇宙一体的有机脉络之中，“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从个体的身心修炼功夫来看，彭国翔又能准确析出各自的特别之处。这些特点、价值的凸显，也使儒家身心修炼功夫论在与西方古代哲学“精神修炼”“欲望治疗”基调的比较中，在与释、道两家功夫论的对比中，自身的存在更具合法性。在个案专题研究中，彭国翔也很注重整体性和系统性。相对于先秦、宋明以及现代，汉代儒学研究相对薄弱，汉代功夫论研究更不多见，著作第五章对董仲舒功夫论的整体研究令人眼亮。彭国翔以“同构”一词串联起董仲舒功夫论的四个内容，他特地对“同构”的涵义进行了说明，“同构”首先意味着两个因素彼此交关、不可偏废，与此同时又必须意识到，在价值层面的比较上，两个因素又一定是有优越性之别的。以“身心同构”为例，儒家的功夫论是身心交关、融为一体、不可分割的，但从道德价值上判断，“心”较“身”自然更为优先。正是以“同构”这一关键词，彭国翔详人所略，基于以往研究者较少涉及的三篇文献 春秋繁露 中的循天之道 身之养重于义 通国身，系统地诠释了董仲舒一整套身心修炼功夫论:“中和”与“养气”的天人同构、“养气”与“养心”的身心同构、“养身”与“重义”的义利同构、“治身”与“治国”的德政同构。如此整齐系统的个案专题研究，令人一目了然，容易理解和掌握。三、在比较中突出合法性比较研究是中国哲学重要的研究方法，通过比较更能呈现中国哲学特质，使哲学研究呈现中国元素、风格和气派。彭国翔著作中的比较研究主要体现在中西比较，儒释道三家比较，以及儒家功夫论阵营内部之间的比较三个方面。中西比较一直伴随着近代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与发展，在中西关系上，当下国内学界呼吁摆脱对西方化学科体系和理论体系的依赖，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王学典称之为新中国“第三次学术大转型”4。彭国翔研究的中西比较也由此出发，既看到中西彼此相通、互相发明，又把重心放在儒家功夫论的特定目标、路径和价值上。上面已经提及，与西方古代哲学的“精神修炼”“欲望治疗”相比较，彭国翔认为儒家身心修炼功夫更强调身体向度，是身心交关的终极性自我转化。此外，著作第六章对朱熹读书法与现代西方诠释学理论，尤其是晚近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哲学诠释学进行比较。现代西方诠释学是以“认知”为核心和切入点的，突出诠释者的主体性，面向经典分层次进行开放性、创造性的诠释，是对人类理解活动的全面反省。余英时指出，西方诠释学的诸多诠释层次，在朱熹读书法即对儒家经典的诠释中都能找得到。但彭国翔认为，尽管西方诠释学理论与朱子读书法的确有彼此相通、互相发明之处，但前者并不足以涵盖后者的所有面向，因为以朱熹为代表的儒家身心修炼功夫论“整 体 上 始 终 不 以认 知为 核 心 或 切 入点”3 164，而是崇尚道德优先性，变化气质，实现自我超越，成就圣贤人格的实践法门。在性质上，它甚至都已经超出了作为一种“哲学”的诠释学的范围，而进入到宗教学的领域。尽管朱熹读书法也是面向儒家传统经典尤其是“四书”的诠释，却有自己独特的功夫论蕴含和不同面向值得挖掘。“四书”被朱熹认定为“圣书”“圣典”“圣经”，儒家经典诠释的神圣宗教学意涵又与西方基督教传统中的圣言诵读法有相似相通之处，彭国翔接着又对朱熹读书法与基督教圣言诵读进行了比较。基督教圣言诵读作为一种灵修方法，基本上包括四个环节或步骤:慢读、默想、祈祷、静观，而这一次第和过程，在朱熹读书法中也几乎有着类似的完整说明，且在终极性转化之目标和身心治疗之效果上，两相对照也多有一致。但在另一方面，朱熹读书法与基督教圣言诵读又存在根本的差异。“这种差异不在于两种方法同样作为身心修炼的具体实践活动本身，而在于其背后对于经典性质与经典言说者身份以及更为基础的世界观和宇宙论的一整套不同的理解。”3 210-211儒家的圣人是人，读书法实践者可通过体贴圣人之意，加之日常的身心修炼，与圣人之心心心相印，“人人皆可为尧舜”;基督教的主或上帝是神，圣言诵读者虔诚地领受启示，全身心地信守，但天主却始终不是他们要成为的对象。因此从性质上说，前者是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