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小说”的批评路径与实践_贺嘉钰.pdf

1984 年 12 月，在杭州陆军疗养院举办的“新时期文学：回顾与预测”研讨会被当代文学史追溯为作为文学命题的“寻根文学”之发轫(1)，也有学者认为，该会议与“寻根文学 起点之间，并没有存在着天然的联系”(2)，而后来被视为“先锋小说”文本的 冈底斯的诱惑 从讨论中逸出，在当时引起热议(3)。1986 年 9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北京召开“中国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讨论会”，数年后吴亮回忆：“当时还有一个次要的话题，大家讨论得很热烈，那就是先锋文学，所有主流媒体都没有报道。”(4)自 1984 年始，多位青年小说写作者不同于既往现实主义叙事风格的作品相继发表出版，其中就包括马原 拉萨河的女神 虚构、洪峰 奔丧 瀚海、孙甘露 访问梦境 我是少年酒坛子、残雪 山上的小屋苍老的浮云、余华 十八岁出门远行 四月三日事件、苏童 一九三四年的逃亡 桑园留念、北村 黑马群 谐振、吕新 那是个幽幽的湖 白色山谷 等，作为一股文学新潮，引起了文坛注意。1986 年 9 月 26日，中国青年报 发表吴亮 谁是“先锋作家”一文，有关这正在进行时的小说潮流之命名、批评与争锋，几乎与文本的面世同步“进场”了。当代文学史上，如先锋小说般自滥觞、发展、退潮、成为文学史重要环节而始终被批评研究缠绕的文学流派与现象并不多见，因而，回视先锋小说批评研究的发生发展或为理解这一潮流本身及文学史的生成提供着具体视角。一、“命名”与一个不断回返的“原点”尽管发轫至今不足四十年，作为流派的先锋小说已被充分经典化，它所涵盖的作家与文本、彰显的叙事特征与美学风格，在文学史上已获得较为牢固的认定，但具体到先锋小说“命名”的发生经过，相比之下却依然模糊。定义问题及相关的“语意重申”是后来研究不断回返的一个原点，因而厘清先锋小说的命名始末是理解先锋小说批评之发生所面对的第一个问题。1986 年 9 月 26 日，中国青年报 刊发 谁是“先锋作家”一文，作者吴亮其时正在上海作协理论研究室工作。2015 年参加于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纪念先锋文学三十年研讨会时，吴亮在媒体采访中回忆了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它缘于当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的“中国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讨论会”(5)。但在 2008年杨庆祥对他的访谈中，关于“先锋文学”的概念到底由谁提出，吴亮回答中还显出一些犹疑(6)。就笔者目前所见材料看，吴亮此文确为较早地将“先锋”与中国当代小说写作“绑定”的论断，而为何选择“先锋”一词，或因在会议讨论中受启发，或缘于“先锋”本来就在关于文学的日常表达经验中。“先锋派”在西方文化与文学传统中有特定指涉与内涵，相关译介早已进入中国(7)，与其说“发明”，这命名更是对一个既有概念的舶来与借用，借用之初或许是自然且不经意的，但它却在不断指认与生长中获得了本土而在地的生命力。中国对欧洲先锋派文学运动的介绍始于1921年(8)。1978 年 3 月，国外社会科学 登载法共 新评论 杂志1977 年 6 月与 7 月号合刊中相关内容，介绍了 新评论杂志编辑部与数位法国作家、文艺评论家其时对先锋派文学诸多议题的讨论，涉及先锋派文学的历史源流、文化立场与法国共产党相关文艺政策，这篇译介对先锋派文学多方面议题有所触及，其中让里尔图（作家、文艺评论家）在发言中对“先锋”作出了这样的阐述：“所谓先锋就是指在军队主力前面的那一部分。在艺术上，先锋派实际所反对的是那些 拖在后面 的人，或者是军队的主力（我们称为群众），或者是后卫（我们称为学院派）。”(9)纵观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研究对先锋文学的诸种读解，“先锋”（Avant-garde）在军事行动中的指代亦是展开论述的高频原点。尽管 1986 年 9 月吴亮在行文中使用了“先锋作家”的表述，但于当月出版的，由他与程德培编选的小说选却以“新小说”指代这些在形式上有所实验探索的文本。这意味着作为“命名”，“先锋小说”在 1985 年末至该书付印前仍未被完全锚定，“新小说”“探索小说”“实验小说”等概念在当时还多有混用(10)。更重“先锋小说”的批评路径与实践贺嘉钰史论【当代文学批评关键词】062要的是，后来被认定为先锋小说的文本自 1987 年才开始涌现，继而不断刺激着文坛的神经，带给批评者“期待”“激动”，甚至“亢奋”(11)，如此看来，吴亮的命名某种意义上是颇为前瞻的。新鲜的、个人化的、充满实验性的文学创造小溪般逐渐汇集，两三年间便聚合为“潮流”。1988 年前后，随着小说文本日益丰富，研究者提及“先锋小说”时，所指逐渐聚焦在马原、洪峰、孙甘露、残雪、余华、苏童、叶兆言、吕新、北村等写作者当时的文本上。1988 年 10 月中旬，文学评论 编辑部与 钟山 编辑部在江苏省干部疗养院举办的“现实主义与先锋派文学”研讨会，是较早将这一脉固定为“先锋派”表述的专门会议。在 1988 年至 1989 年间，多篇以先锋小说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出现，褒贬之外，对这一脉文学创造的关心探讨还意味着一种共识在形成，那就是要将文学还给文学，让文学回到文学自身。1990 年 10 月 中国先锋小说一书出版，这本由朱伟主编、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选收录了余华、格非、苏童、叶兆言的小说共 8 篇(12)，“先锋小说”的命名此时已然牢固。但几乎同时，“先锋小说 作家的写作很快分化，大多数的 先锋 色彩减弱，后继作品也不再被当作有相近特征的潮流加以描述。”(13)回头看，被称作“先锋小说”的文学实践几乎只发生在五六年间，之于写作者，这一表述用以涵盖他们后来的写作也已失效，但作为命名的“先锋小说”及时、有效、恰切地为那时正在奔涌的写作潮流赋以形状，这是历史的巧合，亦是同代人身在现场命名的冲动与能力。文学批评与研究或许无力亦无须完成“改变航道”的工作，但“疏浚”、建立“观景台”将使一段风景在历史的潮水中不断现出身形，聚焦或以此为视点，在更长时间维度中回应文学内部的问题才成为可能。与先锋小说写作几乎同时发生的先锋小说批评与研究，完成的正是这样的工作。对现象进行学理上的命名与梳理需要时间与距离，但文学史尤其是当代文学史上，对诸多流派与风格的判定却几乎与文本的诞生只存在细微时差“定义”是伴随文本的生长、写作队伍的壮大而不断拓展内涵与外延的，这些“命名”通常来自研究界甚至写作主体内部。“自我命名”的现象在诗歌界更为普遍而在小说界较为鲜见，一个分类意义上的词语使那些仍在生长未及定型的文学观念与各具音色的文本更为迅速地被归类识别，在文学现场与历史中因而具有了显示度，尽管这样的归类时常是以对“作为单数”的文学写作之独异与丰富的伤害为代价的。具体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的小说写作与批评状况，作为命名的“先锋小说”几乎与它所指涉同时发生，不同于一些即时命名惯常带有的否定意味（譬如“朦胧诗”），“先锋小说”命名的到来昭示着一群同代批评者对这一美学取向的认可甚至偏爱，包含着研究者对作家文学趣味、观念的认同与对新作品的期待。当说起19世纪文学时，我们会想到“自然主义”“现实主义”，谈及 20 世纪文学，将脱口而出“现代主义”。在更为庞大的时间尺度中，词语与现象、潮流及时代的呼应才能获得牢固的关系，而愈是有限时空、历史的细小环节则愈是漫漶细节的纹理。或许直至今天，也不能论断当代先锋小说已终结，但在写作之起点，批评与及时的命名、命名的“认定”“完成”与“经典化”，确为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至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中国当代小说写作的一股潮流以一个词语为边框定格了一片风景，这片流动风景对今天的写作依然有所提示。应当看到，中国当代“先锋小说”作为一个已充分被“经典化”的命名，它的内涵、外延、特点、意义却依然是有关其讨论不断返回的原点。纵观近四十年相关研究会发现，对“何为先锋”的判定与理解常常是进入先锋小说历史与文本的起点。或许是“借用”概念之故，言说之前因而总有一个参照系中的“他者”以固定“我”的位置，在先锋小说面对的质疑声中，一些声音将其与西方小说比较、与先锋文学的理想状态比较，研究者不断回返作为“命名”“定义”的“先锋文学”，试图在厘清作为标准甚至理想的先锋文本基础上标定“中国当代先锋小说”的具体坐标。当研究的“开场”形成某种“条件反射”时，几乎暗示着命名本身的语意空间已辽063阔于某些事实的发生。回返的原因颇为明显，那就是“先锋”这一词语自身强大的解释力与文化附着力。“先锋”本身拥有盛大的敞口，它使所命名天然处于现在进行时中，时刻被自身追赶或抛弃，它不仅意味着一个西方已存的知识系统，还暗含此刻的文学在主题与叙事中的未来属性。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先锋”几乎将数位各具风格的写作者统拢在了一个词语上，三十多年过去了，他们的文本风格与写作追求发生了位移，但“先锋小说”仍是追随他们最久的标签。作为“命名”，“先锋小说”无疑是有效的。二、批评的“距离”在文学史表述中，先锋小说一般被视为“新时期文学”序列中的一环，是一支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始，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即告结束的注重叙述、具有现代主义审美取向的写作潮流，代表作家包括马原、残雪、余华、苏童、格非等。短短五六年间，他们被迅速识别、归类并命名。起初，批评的探照灯带着“追捧”与“围剿”两种充满情绪的判定照射在作家与其文本上，但在时间淘洗中，文本与作者的光泽愈发明亮，成为当代文学史一处地表之上的耀目富矿。历时梳理近四十年相关论述，“先锋小说”的批评研究可大致分为 1985 年至1990 年间的“共生期”、1990 年至 2015 年间的“沉淀期”及 2015 年至今仍在继续的“深耕期”三个段落。1985 年至 1990 年间，先锋小说批评研究与先锋小说写作共时生长，这一阶段以对文本的即时批评为主。对这新涌现的文本与创作小潮流，数场在日后回忆中被描述为“神仙会”的研讨会或专门或旁及了先锋小说相关议题，其中包括：1984 年 12 月在杭州举行的“新时期文学：回顾与预测”讨论会；1986 年 9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讨论会”；1988 年 10 月 文学评论 编辑部与 钟山 编辑部在江苏省干部疗养院举办的“现实主义与先锋派文学”研讨会；1989 年 1 月作协上海分会举办的“保卫先锋文学”小型研讨会以及 1990 年 7 月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举办“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研讨会等。与此同时，吴亮、李陀、朱大可、程德培、南帆等人的文章与言论在当时较为瞩目。在文本细读与叙述分析的文学本体研究外，以吴亮为代表的批评者不时要面对文坛对先锋小说写作的指摘甚至讨伐。在 1988年 10 月的“现实主义与先锋派文学”研讨会上，不同于大多发言流露的对“先锋派”的不满，吴亮发言多有为“先锋派”的正名。(14)“当时我写了一系列的文章，为先锋文学辩护 啊，向先锋派致敬 啊，真正的先锋一如既往 啊，还有很多”(15)青年批评家的行动事实上为先锋小说队伍的壮大争取了空间。值得注意的是，在 1988 年至 1989 年间，多篇“先锋小说”专论与对话集中出现(16)，其中赵玫发表于 文学评论 的文章(17)颇具见地，作者开篇即指出同代人所应具备的辨认使命，即“我们应当怎样摆脱各种社会的、功利的、学问的乃至某种知名度的束缚，而做成我们对我们所经历的先锋小说的尽可能公平的判断。”(18)赵玫以“外来样式的革命所带来的世界观意义”为视角观察先锋写作的精神面向，这之于先锋小说的共时性研究是切中肯綮的。发文当期，文学评论 编辑部在“编后絮语”中写道：“赵玫的 先锋小说的自足与浮泛对当今中国先锋小说作了论述和评价；与时下人们对于先锋文学的普遍失望和冷淡颇为不同，此文体现了作者独立的眼光和见解。”“絮语”值得注意，“时下人们”的覆盖面或许过大，但它明确了在文坛盘桓多时的声音：那些对“先锋小说”持保留意见、对新鲜的叙事形式有所警惕，甚至贬抑那不过是对西方现代派亦步亦趋的论调在一段时间里颇为盛行。“攻讦”带来了正面“抗议”。1989 年 1 月 30 日，朱大可、张献、宋琳、孙甘露、杨小滨、曹磊等人展开了一场名为“保卫先锋文学”的讨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