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逻辑”说所开启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探索之路_王南湜.pdf

作者简介：王南湜，哲学博士，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古典哲学的比较与汇通研究”（）阶段性成果。学术探索学术界（月刊）总第 期，“双重逻辑”说所开启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探索之路王南湜（南开大学 哲学院，天津）摘 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有效地改变世界为鹄的，其理论之中必然内在地包含着决定论与能动论之张力，而孙伯鍨先生通过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的精深解读所阐发的“双重逻辑”说，不仅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最早揭示出了这一张力问题，开启了一条富有成效的理论探索之路，引领了学术思想的发展，从中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成果，而且这一探索之进路还展现出了一个极为广阔的理论空间，有待人们去深入开掘。关键词能动论；决定论；人本逻辑；科学逻辑：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自适配改革开放之能动精神而将主体性原则引入理论体系之中以来，便须面对如何适当地处理能动论原则与决定论原则之间的关系问题。对于这一重大问题，孙伯鍨先生的独特贡献是以其“双重逻辑”说而开启了一条通过基于对相关经典著作的深入系统的研读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过程之思想进展方向与节点，从中探寻对此问题的解决之道。这一探索解决问题之方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探索之路，从而也就富有成效地引导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深入发展。孙伯鍨先生的这一探讨方式亦使笔者受益匪浅，缘于此，特撰此小文俾使孙先生所开启的此一探讨方式得以进一步彰显，以使之为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之发展持续贡献其思想力量。一、“双重逻辑”说的缘起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近几十年来所持续关注的一个中心问题，便是如何理解和处理马克思哲学之中的能动论与决定论的关系问题。正是在对这一重大问题的探讨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孙伯鍨先生以其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的精深解读所阐发的“双重逻辑”说。也正是这一“双重逻辑”说在笔者对这一问题的探讨陷入停滞不前之际，被引导向了一条可深入展开的正途。不仅如此，在笔者看来，事实上这一“双重逻辑”说及其研究方法，亦在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开启了一条富有成效的探索之路，引导了一大批研究者真正地“走进马克思”，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座蕴量无穷的理论宝藏进行深度开掘。要理解孙伯鍨先生所开启的这条思想探索之路的意义，还得从 世纪 年代的“实践唯物主义”大讨论开始说起，这场声势浩大的大讨论的参与者数量之广，持续时间之久，在学术史上都是空前的。虽然讨论的高潮时期已经过去，但至今每年仍有若干篇以之为题的讨论文章发表。这一大讨论的初衷无疑是对于苏联教科书体系中能动性原则缺失的不满，意图为以改变世界为鹄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引进能动性方面，以使得改变世界的原则在理论逻辑上能够贯通，而不至于在理论上自相矛盾，即一方面肯定世界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决定论性，另一方面却又主张人能够能动地改变世界。但要从理论上说明人是能够能动地改变世界的，便须引进能动的主体性原则对苏联教科书体系中单纯的决定论原则予以限制。同时，这种限制又须为唯物主义的决定论原则保留地位，而不能走到另一极端，滑向唯心主义。显而易见，此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所面临的这一问题是十分困难的。这一问题的困难性从这一理论境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反复出现便能见出。它首次出现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哲学变革之始。人们不难看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此时所面临的这一境况，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当时所面对的一方面是缺乏能动性的旧唯物主义，另一方面则是持抽象能动性的唯心主义的理论境况是非常相似的。这也就难怪在“实践唯物主义”大讨论中人们引用最多的马克思的话语便是被称之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一条。正是在这第一条中，马克思一方面批评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之对主体性的忽略，同时另方面又批评唯心主义只是抓住了抽象的能动性，而他则要从现实的对象性活动开始。这一新的思想起点，在随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又被表述为人与其环境的双向交互创造：“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人们反复引用此一论断，亦正是为了从马克思这里找到解决问题之道。但是，马克思的这一人与环境交互创造的观念作为对于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超越，是十分具有革命性的，因而对这一观念之精髓的把握便须是跳出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形而上学的窠臼。显然，对于旧哲学的超越并非轻而易举之事。由于这一把握上的困难，第二国际以来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解释者们便采取了一种简化还原的方式，将马克思的这一革命性思想强行塞回到了旧唯物主义套路之中，这便导致了一个极大的悖论：以改变世界为鹄的的哲学却缺失了能动性。而面对这一悖谬，又导致了卢卡奇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片面强调能动性的反拨。但这种反拨却又陷入了黑格尔主义的误区：所发展的乃是脱离了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抽象的能动性。当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着手将能动的主体性引入以克服教科书体系的机械决定论之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便又一次面临这一困难的理论境况。当然，起初人们未必能意识到这一理论问题的困难性，至少对之未必能有充分的意识，但无论如何，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即时承担起了解决这一事关中国现实实践的重大理论问题的历史使命，富有创造性地提出种种解决方案。回顾一下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学术思想史，就会看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进展，事实上也正是围绕着如何处理能动论与决定论之间的关系问题而进行的。这一问题有过多种表述形式，但实质仍是处理人的活动的能动性与受动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实践唯物主义”这一概念和命题的提出，本身即是要将强调能动性的“实践”与强调客观性的“唯物主义”两方面综合在一起，以形成一种既有能动性又包含客观性的概 学术探索念。但将之放置在一起组成一个复合概念并不意味着就能消除能动性与客观性之间的张力，且从理论体系所要求的内在一致性看，这一概念自身所包含着的内在张力又是必须予以消除的。由此最初对于这一困难问题的解决便大致上是围绕着如何解决“实践”与“物质”这两个概念的关系而展开的。为此，研究者们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的概念，诸如“实践本体论”“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人的感性活动原则”“物质实践本体论”“物质实践一元论”，等等。进而，在稍后一些时间，学界还就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的关系问题展开了规模颇为可观的讨论。其中亦提出了诸多新的解决问题之新的命题，如统计决定论、系统决定论，可能性空间理论，等等。毫无疑问，这类概念是颇富创新性的，但同样无疑问的是，若细究起来，就不难发现，这些概念仍然是内含张力的，因而并未能解决其中的问题，只是将问题作了某种移位，包裹到了组合概念的内部。更令人疑虑的是，这些概念一般而言并不能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中找到坚实的依据，而只是研究者为了解决所面临的理论困难，通过对马克思的某些思想的发挥而即时创设出来的。这也就意味着这一时期我们在探讨如何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之中的问题时，并未认真地通过系统地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而从中寻求答案，并未认真地通过考察马克思自己在其思想发展中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推进，就匆忙地提出了自己的远未深思熟虑的解决方案。换言之，我们在没有能够做到切实地“照着讲”之前就匆忙地试图“接着讲”了。这样的匆忙披挂上阵之未能解决问题，自然也就不足为奇了。但这一进路之未能解决问题自身，却也指明了此一进路的问题所在，即从中告诉人们，要想真正切中问题，至少能真正接近问题，就必须先“回到马克思”，看看马克思是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如果问题在马克思那里已经得到了某种解决或推进，那么，首要的工作便是将马克思的推进解决问题之道发掘出来，以由之出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予以推进发展。这便需要回过头来认真地研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而为了能够真正深刻地理解这些著作，还必须进一步了解这些著作创作之时所处的理论环境，甚至还必须将这些理论背景追溯到更久远的时代。显而易见，与通过思辨构造新概念相比，这一工作是极其艰苦困难且耗费时日的。但不如此，就不可能真正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进展。而这，就真正显示出了孙伯鍨先生研究进路的重要性了。孙伯鍨先生之能率先走上这条学术研究之正途，无疑是得益于他所受到的学术训练。正如张一兵教授所言：“孙先生是学历史出身，这使他的教学和科研带着非常浓的历史学方法论色彩，与上一阶段国内某些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时常做得既大且空，动不动洋洋千言读起来却言之无物的情况相比，孙先生的思路相当值得提倡。”孙先生亦并非只是一个只会“复读”式的研究者，而是带有一整套研读方法的理论视野十分开阔的研读和阐释者。“一方面，孙先生十分重视在每个点上的深入，重视典籍，重视原始的文本，这是历史考据学的功夫。早在语录、口号和原理在学界当道的时代，孙先生就提出回到文本、回到典籍的口号，他要求自己、也要求我们直接去面对原著。”“另一方面，在每个点上打下扎实基础的同时，他非常重视一条线以及一个面上的视野和逻辑，这又是拜史学的叙事逻辑所赐。在第一手史料的基础上，学史的根基使他拥有非常宏观大气的眼光，非常注重把一个个原始文本、一个个思想家、一段段思想史经纬相织，寻找出其间内在的关联，而不是简单的知识布点。”这一“点”“线”“面”的研读方式，意味着要把握马克思的本原思想，仍然需要某种创新，但这种创新不是思辨地构造新的理论，而是研究和阐释的方法论上的创新。这种创新性的研读方式所带来的理论收获，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所面临的主体性与客观性关系问题的理论难题而言，便是“双重逻辑”说的提出。马克思哲学之中存在“双重逻辑”之说，在“双重逻辑”说所开启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探索之路这一问题被长达几十年的讨论之后，人们多半不会觉得有何新异之处，但在 世纪 年代提出此一问题却也颇为需要一些追求对于马克思哲学精深理解的理论探索精神的。尽管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李大钊便对其中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之间的张力有所意识，对马克思的所谓的“历史决定论”进行批判的波普也曾在 世纪 年代从另一角度和立场提出类似的问题，但由于从苏俄传入的延续了第二国际阐释进路的理论体系居于主导地位，使得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一内在张力并无意识。因而，要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明确地提出这一问题，不仅需要精深的认知能力，同时亦需要足够的历史担当。因为要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本真精神，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便首先须认识到这一内在张力，进而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之革命性的哲学观念。而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正是孙伯鍨先生首先意识到这一张力，并系统地开启了探索如何把握马克思革命性的哲学观念的道路的。孙先生在其系统地探讨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探索者道路的探索这部重要著作中，通过仔细研读发现，“当马克思仅仅执着于对异化劳动的批判时，他总是尽可能地把劳动理想化，为的是要用一种真正的人本质（自由、自觉的劳动）来和人的现实存在（异化劳动）相对立，因而不可避免地陷入思辨的想象之中。而当他着眼于分析对象化劳动时，他便能够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深刻地说明人类的生产劳动不论其异化与否，对于整个社会生活和全部人类历史都有着决定的作用。这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恰恰是正在生长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棵茁壮的幼芽”。孙先生由此得出结论：“手稿中确实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逻辑：以抽象的人的本质为出发点的思辨逻辑，和以现实的经济事实为出发点的科学逻辑。”孙先生认为，在马克思思想发展中，人本逻辑和科学逻辑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此消彼长的过程，即科学逻辑逐渐发展并取得支配地位的过程，且“历史唯物主义只有在后一种逻辑的基础上才能逐渐产生出来”。孙先生的这一发现，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方面是指出了在马克思的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确实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逻辑”，一者是从人的本质出发的思辨逻辑，另一者则是从经济事实出发的科学逻辑；另一方面则是指出了这两种逻辑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变化过程，即马克思这一阶段的思想变化是从人本逻辑逐渐走向科学逻辑。这一“双重逻辑”说自然是孙先生对于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中所蕴含的内在张力问题之解决方式的一种阐发，是孙先生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解决之道，但它同时亦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