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与“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_杨会.pdf

第45卷 第1期临 沂 大 学 学 报2023年2月Vol.45 No.1JOURNAL OF LINYI UNIVERSITYFeb.2023宏大叙事作为“权威”的创作方法一度在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新时期以来，宏大叙事受到日常叙事和个体叙事的挤压，地位受到“挑战”。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流行、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盛行的20世纪90年代，宏大叙事逐渐走向边缘化，导致文坛上的现实主义宏大叙事作品相对缺乏。但是，90年代文坛上兴起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创作潮流赋予了宏大叙事新的生命力，一度与当时文坛上颇具影响力的晚生代个体叙事并驾齐驱。而人民文学作为“国刊”肩负的使命，使其对现实主义宏大叙事作品保持着强烈的兴趣。20世纪90年代初，“现实主义冲击波”作家以面向社会现实、全景式地聚焦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重大问题的创作姿态登上文坛，而这种宏大叙事的创作追求符合当时人民文学的办刊思路和审美要求。此时恰巧刊物更换主编，刘白羽、程树臻接替刘心武成为新任主编，主编的审美爱好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刊物对稿件的选取。“我们的文学反映我国神采飞扬、雄奇瑰丽的现实生活和历史进程，给人以美感、以智慧、以圣洁、以崇高，这对于净化人的心灵，实在太重要了。”15因此，气势恢宏、书写社会现实的宏大叙事作品备受人民文学推崇。90年代人民文学所秉持的办刊思路使得该刊疏离了不关注宏阔时代背景只关注日常生活的新写实小说以及不注重美感与崇高感只重视个体张扬的晚生代作品。而此时期以关仁山为代表的作家创作的现实主义宏大叙事作品恰好符合人民文学的审美趣味，受到该刊大力推荐。在人民文学的鼓励与扶持下，“现实主义冲击波”作为一股重要的文学潮流日渐强大。人民文学与“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杨会（天津理工大学语言文化学院，天津300384）摘要：在中国当代文坛上，人民文学一度被誉为“国刊”。该刊的地位与使命使其对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思潮颇为关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现实主义文学的主体地位受到冲击，尤其在90年代，人民文学期待的现实主义宏大叙事作品匮乏，“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出现回应了该刊的呼唤，从而受到刊物的大力支持。人民文学对“现实主义冲击波”采取了包容的态度，在扶持其成长为90年代文坛重要的文学潮流的同时，也遮蔽了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关键词：人民文学；办刊追求；“现实主义冲击波”；扶持与遮蔽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6051（2023）01-0092-09DOI:10.13950/ki.jlu.2023.01.010收稿日期：2022-11-02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0BZW127）作者简介：杨会（1982），女，山东临沂人，天津理工大学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大众传媒与中国当代文学。92人民文学与“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一、人民文学的办刊追求与“现实主义冲击波”宏大叙事的契合1990年刘白羽、程树臻任人民文学主编后，一改前任主编刘心武过于“先锋”的办刊思路，重新强调“国刊”应该坚持“二为”方针，坚持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突出主旋律色彩的重要性。但是当时90年代初的整个文艺界呈现出较为沉闷的状态，有论者形容当时的氛围为“浮躁、困惑、犹疑、徘徊”226。受当时社会气氛的影响，90年代初期人民文学呼唤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并没有得到作家们的热烈回应。所以，当“现实主义冲击波”作品登上文坛时，人民文学发现了其中可能蕴含的价值。虽然关仁山的苦雪在1991年第2期的人民文学刊发时并未得到该刊的大力推荐，但是从编辑崔道怡的评论中可以看出他其实对这部作品颇为满意：“苦雪 并无俗气，却有大家风范。”3105从表面上看，苦雪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情节颇为简单，打猎的老扁坚持用赤手空拳的方式猎取海狗，他看不惯徒弟海子用猎枪打海狗的行为，以身护海狗，海子误以为是海狗，用猎枪将其打死。虽然这部作品的故事并不精彩，但其展现了较为宏阔的时代背景。9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在从改革开放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市场经济观念以极快的速度渗入到社会各个角落，连古老偏远的海边乡村也未能幸免，关仁山在苦雪中竭力展现了市场经济对古老伦理道德的无情侵蚀。坚持与海狗赤手空拳平等对决的老扁是重信重义的古老文明的代表者，而提倡使用火枪的海子们则充当了市场意识较强的现代人角色。关仁山在写到这群年轻人的时候，特地选用了一系列现代文明“符号”来装备他们。“摩托车”“皮夹克”和“火枪”，这些装备与古老质朴的海边乡村显得格格不入，但最终结果却是“火枪”打死了老扁，以崇尚效率和金钱为主要特征的现代文明获得了胜利。关仁山在这篇小说里倾注了自己的思考，表达了对现实的忧虑，因而这部作品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对当今的现实生活具有长久的启示作用”4104。在关注社会发展现实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相对匮乏的90年代，苦雪的出现无疑会受到人民文学的关注。关仁山随后发表在 人民文学 上的系列作品包括 蓝脉（1992年第7期）、醉鼓（1993年第12期）和太极地（1995年第2期）延续了同样的故事架构和主题表达，苦雪中的打猎活动在蓝脉醉鼓太极地中被置换成了造船、修鼓、烧泥窑，老扁与徒弟海子的对立变成了黄老爷子和大儿子、老鼓和儿子鼓声、邱满子的父亲和邱满子的对立。由于上述三部作品重复了苦雪的故事和主题，在具体创作技巧上也没有超越苦雪，关仁山的这一系列作品并未引起读者的兴趣和文坛的关注。刘醒龙较早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冒牌城市（1991年第5期）、去年（1994年第10期）以及何申的 治保主任（1994年第5期）也都算不上成功之作。从总体上看，早期“现实主义冲击波”作品平淡无奇，发表后也没有产生较大反响，但它们都揭示了时代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这恰恰符合人民文学所呼唤的现实主义文学，因此这些尚显青涩的作品能够获得人民文学的青睐并顺利刊发。冒牌城市书写了胡家大垸向城市转变过程中围绕着改名及推举领导发生的一系列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作品揭示出地名的改变和农村人到城市人的转变不能同步进行93的现象，地名的改换可以是一个简短的过程，而从农村人到城市人的转变却是一个长久的过程。作品用诙谐的笔调揭示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何申的治保主任虽篇幅短小，结构简单，未能对人物形象进行多层次的刻画，但由于其揭示出了重要的现实问题，人民文学对其赞誉有加：“我们把它列为短篇之首，要旨仍在呼唤，向作家发出现实的呼唤。”51何申在治保主任中通过塑造基层干部的形象，批评了滥用职权的社会现象，这一问题的提出使得这部小说具有了较强的社会意义。总体而言，“现实主义冲击波”早期的创作大都选取某一生活侧面表现时代主题，但这些作品大都篇幅短小而且在选题以及创作视角等方面不够“宏大”，因此并未达到人民文学所呼唤的“反映我国神采飞扬、雄奇瑰丽的现实生活和历史进程”的高度，只有当“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创作朝着更加“宏大”的叙事发展时，人民文学才真正意识到这一创作群体的价值。二、“现实主义冲击波”的繁兴与人民文学的热烈响应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关仁山创作题材的调整，刘醒龙、何申写作视野的扩展和谈歌的加入，这群作家的创作特征逐渐凸显，并被批评家整合成为“现实主义冲击波作家”，这一创作潮流的形成与人民文学的极力宣传密不可分。人民文学从1995年第6期刊发何申的年前年后开始，便与关仁山、谈歌、何申、刘醒龙等“现实主义冲击波”作家建立起了亲密的关系。从此之后，“现实主义冲击波”创作越来越彰显出现实主义宏大叙事的创作特征，而这恰恰与人民文学这一时期的编辑理念相契合。如前所述，90年代初人民文学更换主编后，开始热烈呼唤现实主义宏大叙事作品的出现，而直到90年代中期，以谈歌、何申、刘醒龙、关仁山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冲击波”作家才对人民文学的这一呼唤做出较为强烈的回应。这些作家密切关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政治、经济等领域发生的现实变化，表现出面向社会生活创作的勇气和较强的社会责任感，这种创作态度受到人民文学的认可。从作品本身来看，“现实主义冲击波”作品无论是面向社会现实的题材选择还是宏大叙事的创作方法，都符合此时人民文学衡量优秀作品的标准，何申的年前年后、谈歌的大厂以及关仁山的破产的面世无不伴随着人民文学的鼓励和夸赞。该刊在刊发何申的年前年后时肯定了作者关注当下现实生活的勇气和甘于分担社会责任的担当，并将这种勇气和担当命名为“何申的雄心”：“年前年后的写作成为一个雄心勃勃的行动。他追求对社会和生活的当下理解和表现。”61由此可见，人民文学的编者非常推崇以何申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冲击波”作家敢于面对复杂的现实生活的勇气，其后编者在推出大厂和大厂续篇时更加强调“现实主义冲击波”创作与人民文学呼唤现实主义宏大叙事文学作品理想的一致性：“深入反映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现实生活，从现实和历史的交汇点上去揭示社会矛盾，展现时代变迁，讴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塑造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是我们一直寄予作家的厚望。”71关仁山等“现实主义冲击波”作家的题材选择及创作方式符合人民文学的选稿要求，这是其创人民文学与“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94作深受人民文学欢迎的重要原因。90年代初的人民文学尤其看重“主旋律”色彩浓重、有宏大气势的作品，即“我们应该奏响的黄钟大吕式的主旋律”87。可以说，人民文学呼唤主旋律宏大叙事作品的理想直到刊发何申的年前年后才得以兑现。年前年后由乡镇到县城的宽广视线，由李德林的焦虑映照出的复杂社会问题等使得这部作品波澜壮阔、气势恢宏。谈歌的大厂及大厂续篇写出了在经济转型期间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艰难困境以及走出这种困境的途径。“现实主义冲击波”作家不仅在选题方面显示出宏大叙事的特征，而且从创作篇幅上看，“现实主义冲击波”作品逐渐抛弃了早期短小精悍的创作方式，侧重篇幅较长的中、长篇创作。从作品容量上看，90年代中期的“现实主义冲击波”作品涉及的人物、揭示出的问题都比前期多，作家们在纵横交错的复杂人物关系中揭示出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作品展现出规模宏大、气魄雄壮的特征。因此“现实主义冲击波”作品表现出的宏大叙事的创作气势是其取得人民文学喜爱的又一重要原因。“现实主义冲击波”作家在作品中表现出的“亲民”姿态以及他们屡次强调作品应当面向大众的观念与90年代初中期人民文学强调文学与“人民”应保持密切关系的观念相契合：“必须牢固地树立人民是文艺的母亲的思想，告别艺术脱离人民的种种浮躁，让文学回归朴素，让文学回归人民斗争的火热生活。”96人民文学强调的“人民”既不同于晚生代作品中个体飞扬的“我”，也不同于新写实作品面向芸芸众生的“咱”，而是接近于“现实主义冲击波”作品塑造的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人民。因此，人民文学在推荐、评价“现实主义冲击波”作品时屡次使用“人民”“人们”或者“大众”等表述。在人民文学的话语系统中，这三个词之间的区别并不大，它们共同表达了编者对“现实主义冲击波”关注推动社会历史进步和发展的人民的创作立场的肯定：“作品通过生动的细节和鲜活的艺术形象，反映了人民的呼声和要求。”71“他们作品中的公民形象和意识，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引向新的天地。”101“何申是自信的，他相信个人对大众福祉和社会进步的承担。”61“现实主义冲击波”作品中的主人公形象大部分都属于农民或者工人，而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语境中，“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使得工人、农民成为“人民”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实主义冲击波”作家对上述群体的关注使其具有“为人民”而创作的社会责任感。人民文学通过分析其作品塑造的工人、农民形象，看到了其作品“为人民大众”的社会担当。“现实主义冲击波”作家在访谈中不止一次地表达了“为人民”的创作追求，“我就是要明说，小说与大众接轨，我就是要写给工人兄弟。工人不懂艺术吗？”11174而且他们在作品中确实对工人、农民的生存状况予以极大的关注，这种“为人民大众”的创作姿态引起了人民文学以及读者的强烈认同。“现实主义冲击波”“为人民大众”的创作姿态并不仅仅意味着一种社会责任感的担当，其话语中的“为人民大众”也包含了面向读者大众、走向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