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寻根”与新时期寻根思...和贾平凹的新笔记小说为起点_马兵.pdf

Vol.44 No.1Feb.2023大连大学学报JOURNAL OF DALIAN UNIVERSITYJOURNAL OF DALIAN UNIVERSITY第44卷 第1期2023 年 2 月“文体寻根”与新时期寻根思潮的嬗变以汪曾祺和贾平凹的新笔记小说为起点马 兵，钱 敏（山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摘 要：论文将“被追认”的汪曾祺和“被预设”的贾平凹作为寻根文学两个松动的起点，梳理“寻根宣言”对汪曾祺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的援引重构，“文化寻根”先驱形象的塑造如何遮蔽其重拾散文传统的文体意图；以及贾平凹笔记小说商州初录在“文体寻根”上的示范意义，商州初录到棋王遍地风流所开启的“文体寻根”之路，却在韩少功、王安忆笔下偏离预设，走向文化批判的道路。在两条开端线索中，借以观照寻根思潮内部的分歧与走向“文化寻根”与“文体寻根”的反复纠偏，从而揭示笔记小说传统的复归如何与寻根思潮“文体寻根”的内面耦合，启发和诱导寻根文学的发生，深度参与了 1980 年代寻根思潮嬗变和小说文体变革。关键词：新笔记小说；寻根文学；文化寻根；文体寻根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395（2023）01-0023-08收稿日期：2022-08-20作者简介：马兵（1976-），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 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钱敏（1998-），女，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一、新笔记小说概念发生史：既是寻根派，也是先锋派1980 年代，孙犁的“芸斋小说”、汪曾祺的“高邮系列”、贾平凹的“商州系列”、林斤澜的“矮凳桥风情”和阿城的“遍地风流”等笔记小说大放异彩，但相比于其时的伤痕文学、寻根文学、改革文学等文学思潮而言，新笔记小说始终没有构成文坛关注的焦点，包括日后学界的新时期文学史研究或“重返研究”等框架中，新笔记小说也非被关注的热点。目前研究集中在文体特征上，强调对古典叙事资源的继承和发展，多为作家个案研究，少有将其整体放置在 80 年代文学思潮更迭的时代语境下考察其联动性影响，尤其是新笔记小说作为一种“文体寻根”现象与寻根思潮的相互建构：在西方文学“影响的焦虑”和拉美大爆炸的启示下，1980年代中期小说文体资源突然内转，中国作家纷纷寻求古典叙事资源以激活当代文本，其中笔记小说传统的复归以自由灵活的叙述形态为寻根派指示了文体新变的本土化路径，在商州初录到棋王遍地风流的“文体寻根”脉络中，诱导和启发了寻根文学的发生。1980 年代初期，笔记小说写作就已肇兴。1982年，孙犁在收获第 2 期上发表首批芸斋小说，采用笔记小说的形式书写十年浩劫中的人世沉浮，以“芸斋主人曰”作结，抒发悲慨与明悟。同时期汪曾祺在北京文学上发表故里杂记，紧接着在 人民文学 上发表 故里三陈 故人往事 桥边小说，借笔记小说实现其“信马由缰、为文无法”的艺术主张。两位老作家对笔记小说文体的自觉化用，拉开了当代新笔记小说创作的序幕。随后林斤澜的“矮凳桥风情”系列小说陆续发表于人民文学和上海文学，其篇幅长短不一，叙事散漫，弥漫着瓯越风情的神秘与氤氲，在逐渐兴起的地域文学中独树一帜。在贾平凹笔记小说商州初录启示下，1985 年阿城的笔记小说遍地风流（之一）发表，以简短凝练的白描勾勒世俗百态。1985年李庆西在人民文学第 7 期发表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吸烟者传奇三则，1986年聂鑫森在 上海文学 第3期发表 老号手，1987年范若丁在 钟大连大学学报24第44卷山第 3 期发表白河纪梦一大批新笔记小说纷纷面世，对古典笔记传统的继承显示出新时期小说文体上的“寻根意识”1。关于新笔记小说的概念，学界普遍认为：新笔记小说之所以被称为“新笔记小说”，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直接继承了中国文学史上笔记小说的艺术传统2。中国文人笔记传统自古有之，一般分为笔记文、笔记小说、史料笔记3。其中笔记小说的影响最大，特点是篇幅短小，兼有笔记和小说两种文体特征。作为笔记，取材广泛，记述随意，作为小说，具有故事性和虚构性，实现散文和小说的混融。作为一种文体类型而非流派，新笔记小说成为 80 年代一股不容忽视的创作潮流，其概念名目的成形是文体批评空间的开创、雨花“新世说”专栏的策划、选本编纂的多方联动。新笔记小说概念的合法化最终凝定于新笔记小说的选本。“1985 年呈现出文学新变的局面，此后大量思潮选本涌现，选本编纂作为一种批评方式积极参与到对当代文学演变的推动与文学新潮的建构中去。”41989 年王世雄主编的人世奇闻 新今古奇观 出版，被视作新时期最早的新笔记小说选本。1992 年张曰凯主编的新笔记小说选出版，汪曾祺为之作序，强调新笔记小说对宋人笔记平淡隽永的美学格调的承袭。但选文主题驳杂，风格不一，显示出新笔记小说概念的泛化。1993 年钟本康主编的新笔记小说选出版，试图为新笔记小说作出明晰界定，选文经过精细筛选，旨趣突出、质量上乘，加以编者的细致评点。钟本属于“新”字当头的丛书系列，强调旧文体创造性转换的关键在于“作家主体意识和文体观念的觉醒”5，将新笔记小说之“新”与新时期小说文体革新关联起来。从张本到钟本，可见新笔记小说概念的演变：由前辈作家的松散创作过渡到青年作家自觉的文体实验，完成了从传统美学资源承袭到文体新变的转换。新笔记小说相关创作在 1980 年代初期就已出现，其命名与理论批评至1980年代中后期才成形6，概念生成史中名与实的落差也关联着文学批评现场的骤变。1980 年代初期，尽管孙犁、汪曾祺等老作家在开笔记小说先风时就出手不凡，奠定极高的美学格调，但当时文坛尚沉浸在伤痕文学的单调、停滞氛围中，新笔记小说的文体价值尚处于现实主义批评话语的美学盲区，因此对新笔记小说的艺术潜能认识不足。汪曾祺“散文化”“抒情化”的小说 受戒大淖记事在 1980 年代初期面世时，甚至遭遇了典型论批评话语的误读“历史真实和生活真实的偏离”7。而新笔记小说在 80 年代中期的文体批评热中得到热烈的讨论，与当时寻根文学对文体意识的聚焦密不可分。随着意识形态权威语境的陷落，现实主义文学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厄，一批文学青年在寻根文学的创作实践与理论声张中声名鹊起，实现了文学话语权的更迭。1984 年，杭州会议更将文学批评聚焦至文学本体，强调文学的内转和文体革新，开启了从政治功利向文学主体性的复归，1985年由此成为中国小说变革的分水岭，被视为“小说新潮年”和“方法论年”。寻根文学的倡导者大多是新笔记小说概念的大力推介者，如李庆西、李杭育、阿城等，被寻根文学“追认”为开端的汪曾祺和贾平凹同样是新笔记小说创作的先行者，寻根文学自诞生之初就具有强烈的“文体寻根”意识，这一点在被文化劫持的寻根文学研究中始终缺乏注意。1985 年，作为寻根文学的纲领性文件，文学的“根”以地壳和岩浆的隐喻重申了地域文化“去中心化”的意义，启动了“文化寻根”的话语机制。此后寻根文学以“礼失求诸野”的姿态在巫鬼弥漫的山野村落或化外之境寻求民族文化之根，完成了新时期关键的“转折性”叙事：由现实政治向文化虚境过渡8。寻根文学经典化之后，学界不断破除其文化指向的遮蔽，指出文化寻根之虚妄，文学寻根之实有，聚焦寻根文学对小说观念、文体、语体革新的审美价值，于是“文化寻根”口号遮蔽下，寻根文学隐秘的“文体寻根”面向得到打捞。李庆西在新时期文学十年历史经验讨论会上强调“新笔记小说既是寻根派，也是先锋派。”9笔记小说传统的复归与寻根文学“文体寻根”的内面形成耦合，拉开了 1980 年代中期小说文体新变的序幕，二者的复杂联系显然值得深入挖掘。按照萨义德的区分，“起源”掩盖差异，是唯一的；“开端”凸显差异，是复数的10。作为被寻根文学“追授”和“预设”为开端的两位作家，汪曾祺在寻根宣言文化制约着人类中被追授为“地25第1期域文化寻根”的前辈道长，他的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也被溯源为寻根思潮最早的讯号；贾平凹的 商州初录 在杭州会议上被阿城大加赞赏，成为会上讨论的热点，被预设为寻根文学的创作起点，启发了棋王和遍地风流的创作。然而，汪曾祺、贾平凹与寻根文学始终保持着某种间离，将二者作为松动的起点，重勘汪曾祺、贾平凹与寻根文学缘起的复杂关联：寻根宣言对汪曾祺“文化寻根”先驱形象的援引重构，贾平凹新笔记小说商州初录所开启的“文体寻根”之路对寻根文学的启发，能够离析出寻根文学内部的分歧与走向：“文化寻根”与“文体寻根”的反复纠偏。二、“可疑”的追授：作为“文化寻根”先驱的汪曾祺作为 1980 年代特异性的存在，汪曾祺开寻根文学风气之先11几乎成为文学史的定论，其寻根文学的头雁地位源于寻根宣言对汪曾祺的援引和追授。1985 年 7 月，阿城在文化制约着人类中提到“湖南作家韩少功文学的“根”一文是对汪曾祺先生等前辈道长对地域文化心理开掘的作品的承认。”121988 年，季红真在文化“寻根”与当代文学中再次追认汪曾祺与寻根宣言的血缘关系：文化寻根思潮发端于韩少功发表于作家1985 年4 月号上的文学的“根”，而最早的潮讯则要追溯到汪曾祺发表于新疆文学1983 年 2 月号上的理论宣言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13。然而理论宣言的援引重构与汪曾祺本身的诸多差异，使得文学史的追授颇为可疑。正如李庆西所言：汪曾祺并非自觉的寻根派，从年龄上属于反思文学那一代，在北京文坛也有自己的圈子，但他对寻根文学确实有影响、启发和呼应14。汪曾祺与寻根派的关系复杂而微妙。实际上，在 1980 年代的文学语境中，无论盛行的伤痕文学还是后起的寻根文学，汪曾祺始终保持着谨慎的距离。这与他沉潜数年、再次复出的晚年心境有关，更牵连着他过去样板戏作者的身份敏感和被打为右派的政治创伤。正如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的开篇“我愿意悄悄写东西，悄悄发表，不大愿意为人所注意。”15汪曾祺“悄悄”的文学立场与寻根文学的旗鼓开张仿佛历史的误会。1980 年初率先进行“去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汪曾祺，作为自我创作转型的投石问路，却无意中构成了寻根文学的前史，获得了“去政治”和“审美化”的断代意义。在“意识形态另起炉灶”的话语运作中，寻根派将老作家汪曾祺在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所宣扬的“传统文化”（文学层面）置换为文学的“根”中所强调的“地域文化”（文化范畴），塑造其“文化寻根”的先驱形象，附加在汪曾祺身上的文化符码打通了新时期文学与现代文学断裂的联系，在文学史的坐标中延展了寻根的谱系，对“地方性”的强化为寻根派“去中心化”意图找到合法性来源，也遮蔽了汪曾祺重提传统文论的核心意图。尽管被定义为 1980 年代“逆转性”的存在，汪曾祺身上同样有着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文化领导的话语印记16。汪曾祺携带着“十七年”的文学记忆重返文坛，后期所创作的骑兵列传（人民文学1979.11）塞下人物记（北京文艺1980.9）都显示出他与“十七年文学”的复杂联系，并非文学史的“突转”叙事可以概括。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互文性不可忽视，正是在“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的强烈意识下，“现代派也要中国化”的本土化自觉为其文学选择埋下伏笔。尽管青年时期亦醉心于现代派技巧，但与新时期极力推崇现代主义技法的王蒙不同，他选择了返还古典的路径来修复僵化的现实主义，以古典叙事资源为参照对典型论、题材论等文学范式进行反拨，破除西方现代小说观念的强势笼罩。作为较早关注汪曾祺的研究者，季红真曾有朦胧的直觉“他（汪曾祺）的作品中有一个不能用任 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记事一经面世，就以文学观念和手法上的新颖、新异，带来了强烈的审美陌生化效果。一片赞誉中批评的声音也纷至沓来，面对主流批评的误读，汪曾祺在 1982 年的北京作家研讨会上进行了发言，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由此诞生。宣言更像自我的申诉：传统文论应当成为解读其作品的一把钥匙，尤其是被遗忘的散文传统。1985 年，韩少功文学的“根”作为寻根文学的纲领性文件，以地壳和岩浆的隐喻强调了规范文化与非规范文化的对峙，重申了地域文化“去中心化”的意义。文化制约着人类中同样强调了汪曾祺对“地域文化心理”的开掘，将汪曾祺回到现实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