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5创作与评论“介入性艺术”在当代中国的“形塑”——围绕“羊蹬艺术合作社”十年行动历史的管窥文/郑川摘要：在当代中国，伴随艺术“社会介入”在城乡的广泛展开，“介入”“参与”等语用的日益频繁，“介入性艺术”日益发展为一种与国家政策导向及大众日常生活需要相融合的新型艺术形态或创作范式。“羊蹬艺术合作社”几乎与“介入性艺术”的演进同步，在贵州羊蹬展开了持续至今十年的“艺术协商”实验。“羊蹬艺术合作社”以“五个不是”介入日常的项目创作，微信等新媒介技术手段的传播利用和媒材借用，以及创作者的主动阐释、外部批评引入等积极行动的持续，为“介入性艺术”在中国的演进及形塑做出了独特贡献，也提供了重要管窥视角。关键词：介入性艺术、型塑、羊蹬艺术合作社、艺术史“介入性艺术”在当代中国，概念上，是西方参与式艺术、新类型公共艺术等当代艺术实践及理论的译介、消化、引入；实践上，是激发于中国社会现实问题和矛盾，立足于中国城市或乡村特定空间或场所的现场经验；精神上，更有中国艺术的现实主义精神及“艺术介入（社会）”传统的当下发扬。在20世纪中国，艺术的社会介入始终是以一种前卫的冲劲持续向前。而自90年代起，全球范围内诸如克莱尔•毕晓普文章提及的社会投入式艺术、社区艺术在对观众参与的‘家族相似性’实践，为‘介入性艺术’在中国当代提供了实践参照和理论氛围[1]。伴随着“艺术介入社会”项目热在21世纪中国的持续及各类介入性艺术实验的在地推进，“介入性艺术”概念作为一种兼有“美化”“活化”等功能、实验社区、对话性艺术、潮间带艺术、介入艺术、参与式艺术、协作艺术、脉络艺术，以及（最近的）社会实践”[2]也在广泛展开。这些艺术及艺术策略，在中国城乡被提出和持续重视。2011年，段运冬提出“介入性艺术”泛指一种介入性特点艺术，呼吁当代艺术更多介入社会;[3]2012年，王春辰指出“介入式艺术”的“介入性”特点就是“针对现实的问题与课题而进行的，是对现实或社会的一种干预、改造、质疑”[4]；2016年，周彦华基于“socialengagedart”，确认“介入性艺术”为一种“混合性媒介的、事件性的艺术”[5]。在中国学界，“介入”被视为“socialengagedart”中“engaged”的误译[6]的观点被广泛接受，同时为避免“介入”的强势及民主性不够的缺点，艺术家更倾向于以“参与式艺术”（participatoryart）代替“介入性艺术”的叙事。不过，在笔者看来，在西方，作为概念的“engageda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