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白话文运动中的多重话语博弈_罗云.pdf

7 玉溪师范学院学报（第39卷）2023年第1期 Journal of Yuxi Normal University Vol.39 No.1 Jan.2023“五四”白话文运动中的多重话语博弈罗 云（玉溪师范学院 文学院，云南 玉溪 653100）关键词“五四”;白话文学;话语博弈 摘 要 白话文以国语奠定其身份是北洋政府主导下的官方话语、新青年同人实践的知识分子话语、具有进步意义的商业媒体话语、国粹话语等多重话语博弈的结果。后来者如“学衡”与“甲寅”诸人反对白话文时，涵括白话文学的现代白话文已取得知识分子、官方、民间多重支持。具体研究之中，又可将知识分子话语、商业媒体话语和国粹话语合并为与官方相对应的多元并存的社会话语，四者既存合谋也有分歧。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9-9506（2023）01-0007-07“五四”白话文运动中的多重话语博弈非始于“五四”，亦非止于“五四”。就前者而言，学界已经取得许多共识，尤其是海外学者王德威等人提出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论题，虽存质疑与商榷，但作为有意义的学术论争，对于“五四”的多层次反思与回顾不啻为一种历史的有效介入。新文学的传播是与国语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三驾马车一同驱使，也是北洋政府主导的官方话语与新青年同人及多元并存的社会话语之间，关于中国现代文化、文学、思想话语权的多维度博弈。白话文最终以国语奠定其身份是多重博弈力量之间对抗、妥协的结果，这些博弈派系主要可以分为：北洋政府主导下的官方话语，新青年同人实践的知识分子话语，具有进步意义的商业媒体话语，以刘师培、黄侃为代表的国粹话语。一、从白话文运作到白话文运动自王德威对“五四”文学现代性发轫期提出质询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开始重新审视新文学现代性的起点问题，尤其是晚清白话文演变轨迹和历史价值得到了学界的诸多关注。这其中刘茉琳在其博士论文论晚清至“五四”的白话文运作第一次富有创造性地将晚清至“五四”白话文运动之间的白话文发展历史命名为“白话文运作”。“五四”白话文运动，呈现出较之晚清白话文运作更加显赫的历史地位，“五四之前的白话文，已经与社会的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紧密结合，这种无孔不入的白话文成长为力量强大的现代语言，它只差一次正名运动，因此，在五四白话文运动之后，它取得汉语书写的正宗地位，名正言顺地发展为中国现代汉语”。作者简介 罗云，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刘茉琳.论晚清至“五四”的白话文运作 D.广州：暨南大学，2010：32.玉溪师范学院学报 8 吴福辉谈到“五四”白话文运动前的多元准备中，对白话报的价值尤为赞赏，主张从松动的文言和过渡的白话入手考察晚清白话文运作。白话文、白话报与白话文学自晚清就是三位一体的变革组合体，活跃于“五四”文坛上的许多重要人物如陈独秀、胡适、钱玄同、蔡元培等都曾参与晚清白话文运动。有的不啻为晚清白话报的健将，如陈独秀曾创办安徽俗话报，其白话政论和社会主张影响遍及全国，“成为反观清末通俗文学与晚清政治之关系的一面镜子，也为五四时期白话革命及新文学运动的兴起提供了一份有力例证”。钱玄同曾主编湖洲白话报，胡适留美之前主编竞业白话报，“五四”白话文运动之前的多元准备聚合成一种先锋话语合力，这股合力为现代汉语的四大基本要素积蓄了传播市场。现代汉语有四大基本要素听、说、读、写，白话文明戏、白话授课、白话演讲和白话说书等诉诸听觉、视觉的启蒙形态为现代汉语的“听”与“说”做了试探；白话报纸、白话小说、白话文章在传播上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促进一般知识分子和粗通文墨的市民阶层对白话文的接受与认同，培养了白话的阅读群体和潜在的白话写作者。但不可掩盖这样一个客观事实白话文运作更多只是触及语言的工具层面，至于语言的思想层面则是“五四”白话文运动后才急速拓展。自文学革命提出以白话代文言以来，涵括新文学的白话文运动迅速取得成功，归结起来是五四时期多重话语互相博弈、妥协的结果。由胡适等人领导的白话文运动最终在“五四”运动次年取得官方的法理认可，容纳了新文学的现代白话文以国语的地位取代国文入主基础教科书，之后渐次从小学、中学突围而上抵达高等教育教材，成为整个民国教育中不可撼动的白话语言体系。实际上，新文学入主国语只是白话文运动的成果之一，别的学科如物理、数学、生物等自然学科和别的社会学科等都不同程度上采用白话课本。新文化运动借助“五四”运动达到其扩大话语影响的高潮，后来的阐述者将二者合并命名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作为中国现代社会的重要分界时间段，无论是政治上民主革命领导权的转换，还是文学上古典与现代的脱轨，各种话语的叙述者都能从“五四”中寻找到各自的阵营符号。狭义的“五四”特指1919 年的“五四”运动，作为文学史跨度的广义“五四”是以时间段存在，许多学者把“五四”文学的谈论范围延伸至“上承新文化运动下至五卅运动”，而直接发端于新文化运动的文学革命以白话文实绩显示出“五四”文学的伟大变革。五四精神薪火相传，“五四之于我辈，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学术，更是精神”。因此触摸历史方可以较为可信、客观地重构研究思路，还原或者接近历史本相。萌芽于晚清的“白话文运作”，对文学革命中的白话文运动有着巨大推力。但不可否认晚清白话文运作与“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有着迥异的语言系统，二者不是文字的差别，而是新的语言体系对旧的语言体系的整体取代。晚清白话文运作并不否定文言文作为汉语正统语言体系的合法性，黄遵宪、裘廷梁、梁启超等人只是在语言的工具层面对白话文进行社会地位的提升，晚清白话文先驱仍旧是在僵化的文言体系中把白话文的普及作宣传的工具和文言文的辅助手段，始终没有突破文言思想体系。即前期的白话文运作属于语言的工具层面，而白话文运动则归入语言的思想构筑体系。就现代国语语言体系思想建构方面，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周作人、赵元任等人对西方现代思想文化和语言规范进行横的移植，要大于对晚清白话文运作的承袭。这并非意味晚清白话文运作的失败，相反，这一运作以其白话报的推广和白话小说盛行，特别是小说界革命对小说地位的抬升功不可没。只不过这一运作因时代龙开义.晚清白话报与民间文学以安徽俗话报为例 J.船山学刊，2003(1)：138-141.张岩泉，王又平.20 世纪的中国文学 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68.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9 罗 云：“五四”白话文运动中的多重话语博弈背景、文化心理的不成熟而停留在语言工具范畴，未能触发现代汉语思维本体内核。探究白话文运动时，白话文与白话文学之关系是需要厘清的一个重要概念，新文学作为白话文最突出的成果只是白话文在文学方面的胜利，作为语言的白话文的内涵属性远比文学深广，如以现代白话语体和语言规范写成的法律条文、政府公文、商业契约书、书信、广告、自然科学普及读物等都是白话文的话语实践。白话文学参与了现代国语构建中最关键的一环，甚至是具有决定意义的部分，只有国语的文学从理论倡导延伸出实际的新文学成就，才能以文学推动国语的普及和认可。辨析“五四”多重话语叙述中，许多不可或缺的话语以同路人或反对者的声音共同参与白话文与白话文学革命。可以说白话文以国语确定其身份属性，是多重话语博弈的结果，这些话语不独在“五四”时期发挥作用，部分话语从晚清以来便一直作为白话文前驱而存在，如白话报、文明戏、白话小说和国音统一运动等。不同话语以各自方式积极融入现代民主国家建设，就“五四”时期而言，若是从不同话语主体阶层和文化身份的划分，奠定白话文国语地位的主要有四类话语参与博弈过程。其一，北洋政府主导下各级地方政府、军阀纷纷效法的官方话语。山西省的阎锡山贯彻白话教育最为彻底，通过教育改革推动白话文普及是当时最迅速、最有效、最全面、最权威的强制手段。其二，以胡适和陈独秀领导的新青年同人倡导并亲身实践的知识分子话语。报刊宣传、教科书编撰、教育参政、启蒙演说、外文的白话翻译、白话文学是新青年阵营最常用的话语武器，因文学革命的参与者或者幕后支持者多半与现代教育、文学活动关涉，故而知识分子话语主要来自于教育界、文学界、归国留学生以及社会名流。其三，具有进步意义的商业媒体话语。近代白话通俗小说，特别是鸳鸯蝴蝶派，以开明的书局、出版社和白话报刊等积极推动了白话文学的社会影响。其四，以国粹派刘师培和辜鸿铭、林纾和严复等守旧文人组成的反对派国粹话语。反对派中刘师培的国故杂志因刘师培、黄侃、陈汉章、马叙伦等国学教师的参与，一度在北大成为显学三派之一，虽然不足以压倒“五四”新文化运动，但颇具有与新青年、新潮社相抗衡的文化资本。后来的学衡派与甲寅派反对白话文运动时，白话文已经深入人心，取得知识分子和官方、民间多重支持，反对势力微浅。研究之中，又可把知识分子话语、商业媒体话语和反对派的国粹话语合并为与北洋政府主导的官方话语相对应的多元并存的社会话语。二、北洋政府主导下的官方话语清中叶以来到民国初年，中国逐渐形成了两大官话系统。一套是以南京话为基础、以吴音为标准音的南方官话中心，又叫南京官话，如曹雪芹的红楼梦便是南京官话在文学上的表征；另一套是以北京话为基础，以北京音为标准音的北京官话又称之为京白。继宣统元年清政府设立“国语编审委员会”以来，北洋政府成为“国语”运动的继承者，1912 年北洋政府教育部便召开临时教育会议，通过了国语采用注音字母案，次年又成立读音统一会，以审定国语之国音并采定对应的字母，会议最终拟定了一套包括 39 个字母的注音字母，然而因袁世凯时期的帝制复古背景，国语运动与国音施行始终未能成形。民国初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高层内部对于国语运动以北京官话为主还是以南京官话为主争论不休，但拥护南北官话的双方都有一个基本的共识言文一致是国语之本，统一国语的目的在于借国语之意识玉溪师范学院学报 10 形态进一步开启民智、通达政令、统一国家。其时，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大民族共同体早已为普通民众认可和接受，但方言与官话之间的矛盾阻碍民族精神向占中国人口绝大部分的乡村人群渗透。“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二者的同一程度超过了人们的任何想象”。因而迫切以国语统一促进民族国家的统一成了北洋政府历届统治者尤其是教育部门的工作重心。北洋时期军阀割据，各自为政，但对于北洋政府推行白话文的政府政令，无论南北地方政府和反对派军阀均响应者多，这其间当以山西省省长阎锡山为甚。当然，比阎锡山更早鼓励白话教育的是许世英，1915 年时任福建巡按的他对福建商业学校校长开风气地将新旧年级学生教授一律改用国语并购白话报的行为进行了官方的嘉许，并希望“积极进行，毋讬空言”，只不过福建政局不如山西稳定，白话教育进程较为迟缓。1916 年10 月，沿着民国元年的国语运动潮流，受到北洋当局支持的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成立，其宗旨在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1918 年 6 月，时任山西省省长的阎锡山下令“拟将小学所用课本一律改用白话”。查同时期的地方政府中，山西无疑是全国白话文运动的模范省份。鉴于阎锡山主政山西贯穿整个民国时段，兼之山西在民国初年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他的教育改革迅速以政府公文的形式自上而下施行，对于胡适所提倡“国语的文学”具有极大的鼓舞力量。由于山西省在全国国文改国语之前已经基本完成初等学校的白话文教育改革，以山西为标榜，诸多省份在 1920 年前后不遗余力践行国语运动，纷纷购置白话文教科书，编撰白话文讲义，设置白话文教学大纲。值得注意的是，1919 年 3 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了全国教育计划书，该计划书认定“统一国语”为“中央教育行政上之重要设施”之一。同年 4 月，又成立“国语统一筹备会”，筹备在全国范围内以行政手段全面普及国语。官方话语并非是抽象的孤立存在，它与知识分子话语始终存在一定的沟通渠道，二者之间有很高的互补性，比如北洋政府的“国语统一筹备会”中，会长张一麐明显默许或者变相支持胡适等人的文学革命运动，筹备会中掌握发言权的蔡元培、赵元任、钱玄同、黎锦熙、胡适、周作人等皆为新青年的同路人。以至于可以说白话文和白话文学革命能在短时间内由北京一隅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