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五四”时代何以建构“五...—也谈沈从文的“五四”想象_杨金芳.pdf

第45卷 第1期临 沂 大 学 学 报2023年2月Vol.45 No.1JOURNAL OF LINYI UNIVERSITYFeb.2023陈平原在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中曾对五四运动做了细致的考察，认为若从“思想启蒙”角度观照“五四”，“五四”的“时间跨度，大约是1917至1921年”1。如果按照这个时间范围来观照沈从文，“后因五四余波的影响，于一九二三年离开家乡到北京求学”2333的沈从文并不是五四运动的首创者或亲历者，这一点沈从文自身也有着清晰的文学史定位，“我似乎是个忽然成熟的五四后期作家”2420。那么，沈从文当真就与“五四”绝缘了吗？事实并非如此。吉登斯认为，在前现代社会中，“社会生活的空间维度都是受在场（presence）的支配，即地域性活动支配的”3，但是由于脱域机制，现代社会“建构场所的不单是在场发生的东西”3。因此，沈从文尽管没有亲历“五四”，但这并没有阻碍他对“五四”的想象与建构也正是因为这种超越时空的想象，沈从文与“五四”先驱们达成了精神上的契合，沈从文本人也完成了自我认同。那么，这种与“五四”先驱构成精神联系的想象缘起是什么？这种想象是如何发生的？构成想象的又是什么？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究。一、“父权缺失”与沈从文“五四”想象的缘起李宗刚曾在其专著父权缺失与五四文学的发生中探讨了以鲁迅、李大钊、胡适等人为代表的“五四的创建主体”及“接受主体和传承主体”的早年丧父经历与“五四”文学发生“后五四”时代何以建构“五四”也谈沈从文的“五四”想象杨金芳1李冬旭2（1.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淄博255049；2.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250014）摘要：尽管自称是“后五四”作家，沈从文时空上的不在场却没有阻碍“五四”想象的建构，“父权缺失”为他提供了接触“五四”的契机，随着空间的转换，他逐步生成了对于“五四”的想象，在此过程中沈从文也完成着自我身份认同，并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观与文学观。沈从文的“五四”想象源于“五四”，却并不是对“五四”的全盘接受，独立思考意识为沈从文在经历和发现“五四”时提供了辩证思考的空间，避免了“预设自我”的理论陷阱。沈从文亲身体验着“五四”，自觉承继着“五四”，而这都是以“五四”想象一以贯之的，沈从文又在此中超越着“五四”。关键词：沈从文；“五四”想象；父权缺失；空间转换；自我认同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6051（2023）01-0081-11DOI:10.13950/ki.jlu.2023.01.009收稿日期：2022-12-20基金项目：山东省教育改革项目（M2021128）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杨金芳（1971），女，山东淄博人，山东理工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李冬旭（1998），男，山东德州人，山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81“后五四”时代何以建构“五四”的关系，并据此提出，“五四文学的本质正是对父权的解构，而父权缺失则恰好为他们解构父权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遇”415。这种阐释是新颖且极富学术价值的，但李宗刚及其他学者的文章，如翟瑞青的“寡母抚孤”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意蕴、习方文的陈独秀、胡适、鲁迅：三个少而无父的人以及刘永亮的从鲁迅看家世对作家成长的作用，他们考察的对象均是从“丧父”这个角度探讨了“父权缺失”这个命题，而没有涉及“父在”导致的“父权缺失”。那么，造成沈从文“父权缺失”的成因是什么？这需要从沈从文“并不显赫的家世”和“民族血缘”来进行探究。沈从文的家世并非没有显赫过，但是与众多“五四”先驱一样，沈从文也经历了“家道中落”的命运，而这急剧的家族命运转折，成为沈从文“父权缺失”的一大根源。沈从文曾写到自己的祖父，“这青年军官死去时，所留下的一分光荣与一分产业，使他后嗣在本地方占了一个优越的地位”5248。同时根据清史稿记载，“十一月乙酉朔，日有食之。以沈宏富署贵州提督，接办田兴恕军务”，这也证实了沈从文的确曾有过显赫的家世。但在“贵州教案”和“开州教案”发生后，田兴恕彻底失势，而与田兴恕交好的沈宏富也被清廷严加监视，这使得沈宏富心灰意冷请求恩准还乡。沈宏富的际遇深深影响了沈从文的父亲沈宗嗣，“沈宏富从军当政时的政治风波在他心里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6，年少形成的心理阴影一直困扰着这位被族人寄予厚望的“未来的将军”，“至于我那个爸爸，却在蒙古，东北，西藏，各处军队中混过，民国二十年时还只是一个上校”5252。尽管日后为了恢复父辈的荣光，沈宗嗣也一直追寻着“将军梦”，但正是这一直困扰沈宗嗣的军旅生涯，成为压垮沈家的最后一根稻草。“八国联军”入侵京津，大沽口提督罗荣光自杀就义，作为裨将的沈宗嗣，“家中一些较值钱的宝货常放在他身边，这一来便完全失掉了”5249。沈家一半的家财毁于这场战争，此时，沈宗嗣自己与为沈家挣得一份地位的父亲沈宏富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经此，曾经“显赫”的沈家开始落败，而“罪魁祸首”沈宗嗣，已经彻底失去了作为“父”应有的权威，他的悲观失望与人生失败已经无法为沈从文承担起以“父权”规训子女的使命。金介甫指出，“在这些作品中引人注意的是很少写到父亲和那个大家庭”722，哪怕“他写这类作品并不缺乏材料”721。这是作为“子”的沈从文对于家庭和作为家庭支柱“父”的不满，而他对家庭的不满甚至很大程度也要归结于对“父”的不满。沈宗嗣在家中失去了权威，当他刺杀袁世凯失败逃亡东北后，更加失去了对子女规训的机会，甚至被沈从文所怨恨，“在口北的爹爹，也许还正在儿子身上做着那好梦，谁知儿子却应在十五岁以前来把时间消磨到供人使唤的下作中”8。在“不显赫的家世”之外，“民族血缘”和“文化传统”也与沈从文的“父权缺失”息息相关。凌宇认为，“沈从文是由湘西保留的楚文化余绪哺育下长大的”9。根据王国维的说法，“楚俗尚巫”，巫觋文化是楚文化的核心。有学者指出，“在近代，凤凰别具一格的宗教和艺术，作为楚巫文化在20世纪十分罕见的、富于典型性的活化石，其文化学、民俗学的意义更是不应低估的”10。正是在这样一种别具一格的边地文化的感染与哺育之下，加之沈从文本身的苗族血统，使得沈从文呈现出不同于“五四”先驱的在“父权缺失”发生过程上的独特82性。在湘西的巫觋文化中，“傩”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根据相关学者的定义，傩“是源于远古的一种驱鬼逐疫、祈福禳灾的祭祀性巫术活动”11。据有关学者考证，这种巫祭仪式最早发源于商周时期，苗族是受傩文化影响至深的民族。12在湘西地区，自古以来便流传着“傩公”“傩母”的传说，并将其视为自己的创世之神，而这一文化形式也深深影响着沈从文，无论是边城月下小景一个妇人的日记等文章中均有以“傩”命名的人物名字，还是在神巫之爱山鬼三三直接或间接显露出“傩文化”的篇章，都印证着傩文化对沈从文的影响，甚至八十岁的沈从文在家乡看傩戏时会泪流满面，“沈先生听了，说 这是楚声，楚声”13。但傩文化对沈从文的影响远不及此。无论是说文解字的“见鬼惊骇，其词曰傩”，还是论语中“傩，驱除疫鬼也”的相关解释，都没有触及“傩”的真正本意。“傩”本意是上古母系社会时期以鸟为图腾的部族，这从“傩”字中的“隹”字便可看出。“隹”，许慎定义为“鸟之短尾总名也”，土、苗、侗等民族又都有“尊鸟崇凤”的传统，而凤鸟是古代母系社会的崇拜物，“苗族古老话中有大量的关于崇凤的巫词”14，苗族女子出嫁也要佩戴“银雀凤冠”，“总之，傩为上古母系氏族部落的自称”14。由此可以判断，傩文化给予沈从文的不仅是“巫”的文化养分，还有隐含在其中的母系文化余绪。还有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现象是舅权的影响，“自古以来，苗族婚姻受舅权制约”15。作为母权的一种衍生物与补充，舅权也同样分割了属于“父权”的绝对权威。“舅权始于实行群婚的母权制前期舅权并没有随着母权制的发展和繁荣而受到丝毫的削弱，而是不断地得到了增强。”16清人方享域的苗俗记闻中也明确记载，“其婚也，无媒妁父母不受聘，聘归舅氏，云还娘钱”，并且，湘西到如今都有“姑家女，伸手取，舅家要，隔河叫”的民间俗语。在湘西当地，家中的重大事件，也需要把舅舅请到场，家中的婚宴酒席也有“舅不到不开席”的说法，小孩子的取名也要经过舅舅同意。在沈从文的小说中，“舅舅”的形象也屡见不鲜，如霄神和一个女剧员的生活。而在现实生活中，有两个舅舅对沈从文影响颇深，一个是三舅父黄巨川，另一个是熊家舅舅，两个舅舅都想方设法让沈从文上进757，他从“这些富于维新精神的亲戚家吸收了他们的开明、不拘一格的革新精神”755这与“五四”先驱的革新精神达成了相通。在沈从文人生的特定阶段，沈从文的舅舅替代了父亲的位置，接过了对沈从文教育的权力，分割了原本属于父亲的权威。由此可见，不同于中原“父权为大”的宗法社会，“父权”在湘西并没有占据无可争议的主导地位，相反，在“楚文化”余绪影响之下，无论是宗教、语言、习俗等方面，“母权”都动摇了“父权”的统治地位。于是，父亲的失败与楚文化中特有的母系文化为沈从文突破父权的约束获得了天然的合法性，他不必像众多“五四”先驱一般等到“丧父”才能走出自己的封建大家庭从而走上文学革命的道路，“父权”已向“母权”做出了让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沈宗嗣“对家事和儿女很少过问”1748。自出生伊始，沈从文就没有过多受到父权的约束，他的整个人生气质也是多受益于母亲，“我的气度得于父亲影响的较少，得于妈妈的也较多”5249。随着“父权缺失”的发生，母亲的作用得到了进一步的凸显，“沈宗嗣在新旧社会都一事无成，使他的妻子要担负起教育子女的重担”723。同时也是母亲替父亲做出了“去当兵”这个“后五四”时代何以建构“五四”83影响了沈从文一生的选择。凌宇在书中披露了他与沈从文的对话：“那时，您父亲未归，哥哥已经北行，家里作主的只有您母亲。让您当兵的决定是母亲做的了？”“是那样。当时母亲处境十分艰难。”1788在“父权缺失”的家庭中，母亲成为做决定的那个人。沈从文的军旅生涯让沈从文在年少时期便体验到了世态炎凉，但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正如李大钊一样，其早年的不幸经历在“某种程度上培养了他坚强的独立自主意识，为其主体性的确立奠定了坚实基础。事实上，这也正是李大钊能够从河北那个小村庄走出来，并最终汇入时代洪流中的关键所在”498。李大钊从河北的小村庄走了出来，“父权缺失”的沈从文也伴随着军队从凤凰小城走了出来，也正是在军队中，沈从文第一次接收到了“五四”的感召。“父权缺失”带来的另一个影响，便是沈从文民主意识的萌发这正是“五四”的核心精神之一，“父权的缺失让陈独秀摆脱了传统家庭父权专制的影响，引发了他早期思想中民主意识的萌发”454。与“五四”先驱一样，由于缺少了传统父权的压制，沈从文也萌发了最原始的民主思想。首先，这种民主意识体现在对于生命的尊重。当沈从文目睹了杀人的场景后，“加上辛亥前夕那一次大屠杀，和后来在军队中的所见，使我深深感觉到谁也无权杀人”2378。其次，这种民主意识深刻影响了后来沈从文关于政治的态度，“动作激烈，杀人如刈草菅之所谓政治”18384。最后，便是打破偶像崇拜。“父权”之于传统社会，一直是以“偶像”的地位存在的，伴随“父权缺失”，自然而然也会萌发打破偶像的意识，而这种意识也与“自由”息息相关，“我们在任何文学刊物上，都可以拨见自由这个名词，殊不知事实上我们这个文坛就那么不自由，文学口号上最普遍的是打倒偶像，殊不知事实上有多少作家编辑就正在那里小心谨慎给我们在重造偶像”19127。“父权缺失”使沈从文获得了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也成为他走出湘西、进入军队、接受“五四”召唤的重要契机。与此同时，沈从文也产生了对于“五四”先驱的精神认同，沈从文的“五四”想象在“父权缺失”背景下得以缘起。二、空间转换与沈从文“五四”想象的发生沈从文曾多次在文中表示，他是接受了“五四”的余波后才来到北京的，同时在从文自传中也将这个经历称为“一个转机”。足可以见，从湘西到北京的地理空间转移是沈从文“五四”想象发展中极为重要的一环，正是随着空间的转换，沈从文逐步深化了对于“五四”的认识，并建构着对于“五四”的想象。沈从文在来到北京之前，有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