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中国”的文化政治——...翻译方向”的优劣之辩谈开去_周宣丰.pdf

作者简介:周宣丰，广东药科大学副教授，博士，从事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闫培香，广东药科大学讲师，博士，从事口译与语言测试研究。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自筹经费项目(18YJE740001)“翻译中国”的文化政治 从“翻译方向”的优劣之辩谈开去周宣丰，闫培香(广东药科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510006)摘要:21 世纪，中国翻译的使命发生了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的历史性转向，这使得中国的翻译主流方向出现了从“译入”到“译出”的大逆转。为了应对翻译中的这些变化，坚持译学反思和译学科学发展观尤为重要。翻译方向优劣之辩有深厚的历史社会政治原因，“译入母语”原则流露出强烈的民族中心主义和语言文化霸权。对“翻译中国”的西方歧视之音，中国译界从 20 世纪的无声到 21 世纪的发声，既折射了中西文化结构的流变，也标志着中国本土译者主体性重建的心路历程。因此，在新时代语境下，中国本土译者须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并积极主动地承担具有文化抵抗性和自我赋权的“译出母语”翻译。关键词:翻译方向;语言文化霸权;自我赋权;文化抵抗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394X(2023)01-0073-102012 年，我国著名翻译理论家、译介学创始人谢天振先生提出翻译方向的变化是当前时代语境下发生在翻译领域中众多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1 近两年，原中国外文局副局长兼总编辑、中国译协常务副会长黄友义也多次在学术会议上提出新时代语境下中国翻译使命发生了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的历史性转向，中国翻译的主流方向也相应地出现了从“译入”到“译出”的大逆转。2 翻译使命和主流翻译方向的变化是历史的必然，是新时代赋予的使命，亦是民族复兴的重要途径。虽然实践意义上，中国的翻译使命和翻译方向都发生了变化，但译学理念因深受传统翻译方向观念影响，呈现出一定的滞后性。为了更好地应对这些变化，助力“中国文化走出去”，译界“对翻译的认识和科学定义要坚持发展观，要挣脱旧有概念所附的陈见桎梏，对学科基本问题进行新的思考，构建完整而开放的翻译知识形态，不断地走向理论独立与自觉”3。若不溯源纠偏、挣脱传统翻译方向观念的桎梏，置变化中的翻译方向现实于不顾;若不弄清楚“翻译中国”的主体之责、之能这些问题，对中国翻译研究者全面认知翻译行为的时代性和复杂性，对中国本土译者增强自觉与自信，对国家，特别37是弱小民族国家正确认知扭转翻译方向的文化战略意义都是不利的。一、翻译方向的优劣之辩(一)术语命名在翻译研究中，翻译方向主要是针对译者而言的，指的是“译者在从事翻译活动时是从外语译入母语还是从母语译入外语”4。翻译规范论者基迪思图里(Gideon Toury)将译者译入母语的翻译命名为“直接翻译”(directtranslation)，译者译出母语的翻译则是“逆向翻译”(inverse translation)。5 英语著名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将“逆向翻译”命名为“服务型翻译”。6 52我国译界用“译入母语”来指称“直接翻译”，用“译出母语”来指称“逆向翻译”。7 本文为了规避“直接翻译”“逆向翻译”术语背后潜在的意识形态之嫌，为了延续中国翻译术语传统，皆采用“译入母语”和“译出母语”之说。(二)“译入母语”与“译出母语”的优劣之辩中外翻译史上，两种方向的翻译实践除了在特定时间、特定区域有所侧重之外，一直都是比肩前行，皆为常态，大量的“译出母语”翻译实践还有力地推动了世界文明进程。例如西方翻译史上，11 世纪末到 13 世纪末的西班牙托莱多翻译运动和意大利诺曼西西里翻译运动属于典型的“译出母语”翻译实践，对西欧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国翻译史上，千年佛经汉译亦是外来译者主导的“译出母语”翻译实践，对汉语和中国文学、文化的影响很大。为什么翻译方向在特定历史语境中有了优劣之辩并成为了一个社会政治问题?这得从民族国家概念的兴起、语言民族主义观念的提出、民族中心主义的抬头以及翻译被纳入民族主义日程说起。18世纪末、19 世纪初，随着民族国家概念的提出，语言文化民族主义的兴起和撒播，语言被视为民族国家建构和想象的重要构件，“语言往往成为民族政治诉求中的重要内容，在民族主义运动中起着对内唤醒民族意识、凝聚民族向心力，对外同其他民族相区隔的重要作用”8。在这样的思潮和运动之下，以语言为媒介的翻译也被纳入了民族主义政治理念和运动日程。由于民族语言的对内向心力和对外区隔力，民族语言的主体地位日益提升，涉及到译入母语和译出母语的翻译方向就有了价值取向，优劣之辩也由此拉开序幕。德国宗教改革家和圣经翻译家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是翻译方向优劣之辩的首倡者。他在德国宗教改革的趋势下，基于民族语言的主体地位意识和强烈的受众意识，开启了将希伯来语圣经 版翻译成德意志民族语言，并根据德语圣经 版对德国宗教改革和民族语言统一以及文学发展等的效果，自证了“从外语译入母语方能令人满意，这样的译作才算得上真正的翻译”9 110。20 世纪，正如著名民族问题研究专家本尼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提出的，“民族与民族主义问题构成了支配 20 世纪的两个重要思潮”10，民族语言的社会政治力量和民族语言翻译的构建力量在 20 世纪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再加上英语取代昔日的国际性语言如拉丁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成为新的国际通用语之后，使得本就深受德国民族语言翻译观滋养的现代西方译界为了进一步凸显和巩固英语的地位以及英语母语译者的地位，将翻译方向的优劣之辩推上了高潮。他们基于“母语译者=优质的翻译质量”“非母语译者=劣质的翻译质量”命题，对“译入母语”和“译出母语”进行了真理/谬误之分，维护和抬高“译入母语”，将其视为翻译的黄金原则，排斥和贬低“译出母语”，将其视为翻译的“笑话”。早于 1979 年，路易斯凯丽(Louis Kelly)在 真正的译员:西方翻译理论与实践史 一书中就提出从母语向非母语的翻译，除非要说明翻译的困难，否则不值得讨论。9 111纽马克的言论更具代表性，他说:“从外47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1 期语译为母语才能获得自然、准确以及最大限度有效沟通的译文，如果目的语不是译者惯用的语言，就没办法翻译好”，“虽然现实中的确有译者进行逆向翻译，只是徒增他人笑料而已”6 3。同样，享誉美国译坛的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也强调翻译的目的语必须是译者的母语。11 37如此强势的“译入母语原则”自然而然就成了以英语为主要工作语言的行业和机构的职业准则了。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明确要求“译者应该尽可能地译入他自己的母语或者译入他或她掌握母语一样的另一种语言”12。英国翻译工作者工会也规定切不可要求译者从本族语译成外语，因为译者的外语水平无论怎样高，决不会高过本人的母语水平。至于非欧美国家，长期以来一直被如此强势的“译入母语原则”翻译话语所支配和左右。哥本哈根大学翻译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翻译理论家道凯勒拉普(Cay Dollerup)在英语语言霸权和强势的译入母语原则面前流露出强烈的自卑感，他说:“非母语译者要是相信能跟母语译者的英语水平一样是荒唐可笑的，我们掌握的英语永远不完美，因此我们不能译出好的译文。”13 我国翻译界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也很严重，长期以来对中国本土译者要不要、能不能“翻译中国”举棋不定，对“译入”“译出”孰优孰劣持续争论不休。当然，翻译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随着时代的变迁，尤其是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即便如此得势的“译入母语原则”也受到了挑战。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译入母语原则的规范性与译出母语实践的现实性之间存在冲突。全球本土化的持续推进催生了大量的双向文化交流和文化翻译，而母语译者人数，尤其是英语母语译者，远远满足不了其他民族语言文化译出的需求。因此，在非通用语言国家内，非母语译者“译出母语”就成为了一种“屡禁不止”的国际化现象。即便是在发起翻译方向优劣之辩的德国，尽管很多行业和权威机构反对译出母语翻译实践，但是译出母语翻译和译入母语翻译一样常见。第二，英语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和谐共生、英语语言的国际通用功能和地方特色本土功能的互补互荣、全球非英语母语使用者对母语使用者人数的赶超及其英语语用能力的大大提升，这些都在某种程度上解构了内圈/外圈、英语母语/非英语母语之间的二元等级结构。“北美人和英伦三岛人独霸英语文坛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世界的每一角落都有人会用英语写作”14，既然如此，译入英语的所有权也不再是英语母语者的专属权了。在这样的语境下，主要来自非“内圈”英语和非英语国家的译者对“译入母语”的传统原则发起了声讨。西班牙学者阿利森毕比(Allison Beeby)为翻译理论家对译入母语翻译的过度关注和对译出母语翻译的极度冷落而鸣不平，并针对译出母语翻译的市场需求和特征而提出了不同的翻译教学法。15 澳大利亚学者斯图尔特坎贝尔(Stuart Campbell)揭露了英语在欧洲拓展中的殖民作用及英语翻译裹挟下的语言帝国主义。16 斯洛文尼亚学者耐克博康(Nike Pokorn)在挑战传统原则 译入非母语 一书中瓦解了理想化本族语者双语、双文化能力的幻像，颠覆了翻译质量与译者身份的单一归因，提出了影响翻译质量的多元因素。例如，译者的个人能力、翻译策略、对源语语言与文化及所涉及领域的了解程度等等。17 除了这些多语言、多种族国家之外，弱势文化国家如印度和阿拉伯地区的国家、东亚三国也越来越重视译出母语的作用和翻译教学。第三，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和国际转向，翻译的概念、语境、领域和功能都得到了扩展。越来越多具有学术反思和学术自觉精神的英语语言学者开始反思翻译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和英语中心主义。潜藏于“译入母语”传统原则背后的语言文化霸权、翻译话语权力、对他者语言文化的操控、生产他者知识的权力、维护文化等级结构等“野心”被揭露，全球/本土化语境下的“译出母语”翻译的文化抵抗性和自我赋权意义引起重视。例如，著名文化57周宣丰 等:“翻译中国”的文化政治研究专家和翻译理论家安德烈列斐弗尔(Andre Lefevere)指出，“译出母语”翻译对中国这样的大国但处于边缘化的语言国家同样是普遍存在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中国译者试图要扭转以前诗歌翻译所造成的形象的扭曲。17 35美国比较文学教授、翻译理论家玛丽亚铁木志科(Maria Tymoczko)指出，早期那些规定性的翻译话语没有任何益处。她认为这些提出者缺乏自省意识，他们把根植于欧洲语言和欧洲翻译史的地方化翻译知识视为具有普遍性的翻译理论，这些规定性翻译话语受制于话语提出者的信仰、行为和意识形态。18 美国当代翻译理论家埃德温根茨勒(EdwinGenztler)挑战了传统翻译研究中的“欧洲中心”和“英语中心”思维方式。他认为翻译的语境需要扩大，过去的翻译研究和产生的翻译话语主要基于欧洲的翻译现象、翻译经验和翻译传统，当下应该多关注非欧洲和少数族裔的翻译经验和传统。而且，翻译的功能也发生了变化，并非只是一种语言和文化的转换，还关涉到知识的生产、语言文化的生态发展、文化身份形象的建构和民族文化的记忆和存活。19 这些翻译研究的自省为“译出母语”的正名和扬名提供了契机。“译出母语”对于弱势或者非通用语言文化国家来说具有自我赋权和文化抵抗等多重意义。二、“翻译中国”的优劣之辩:西方声音和中国声音中国翻译历史悠长，历经多次翻译高潮，既有“翻译世界”，亦有“翻译中国”。在不同历史阶段，无论是“翻译世界”还是“翻译中国”，翻译之舟联通着中国与世界。从时间上来说，根据马祖毅的研究，“翻译中国”可以追溯到中国南北朝的北魏时期，其标志性事件为汉文佛教典籍的梵文和突厥文翻译，但当时主要局限于在东方内的交流和传播。20 从翻译主体上来说，“翻译中国”的主体主要包括外来译者和中国本土译者。外来译者翻译中国始于明末清初的传教士，19 世纪至 20 世纪上半叶成为翻译中国的绝对主体。中国本土译者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