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乡村旅游型社...忧和应对意愿的作用关系研究_徐莉.pdf

147227|2023|02城市更新摘要：我国乡村旅游型社区存在产业结构单一的现实特征，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对乡村旅游业产生了重大冲击，对居民生计质量造成显著影响。文章以陕南旅游型传统村落为例，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后疫情时代”社区居民依恋、风险担忧和应对意愿之间的作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风险担忧与应对意愿呈显著正相关，居民风险担忧水平越高，其采取措施以抵御这种外部变化的意愿越积极。地方依赖与风险担忧呈显著正相关，这种功能依赖感越强，居民的风险担忧程度越高，继而居民越愿意采取措施以消除疫情对社区经济的影响。此外，不同性别和居住时间的群体，其地方依赖和风险担忧存在显著差异。Abstract：Rural tourism communities in China are characterized by a single industrial structure.The outbreak of COVID-19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rural tourism and the livelihood quality of rural residents.This paper takes tourism-oriented traditional village in southern Shaanxi Province as examples,and us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unity residents attachment,risk concern and respond willingness in the post-epidemic era.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risk concern and respond willingness.The higher the level of risk concern,the more willingness to take measures to resist such external changes.Also,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local dependence and risk concern.The stronger the sense of place dependence,the higher level of residents risk concern,and then the more willing residents are to take measures to eliminate the impact of the epidemic on the community economy.In addition,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local dependence and risk concerns among groups based on gender and length of residence.关键词：后疫情时代；乡村旅游型社区；地方依恋；风险担忧；应对意愿Keywords：post-epidemic era；rural tourism communities；place attachment；risk concern；respond willingness文徐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陈阳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杨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讲 师（通讯作者）DOI：10.19875/ki.jzywh.2023.02.047引言2020 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社会经济产生了显著影响，特别是对旅游业造成了巨大冲击。乡村旅游型社区的社会经济结构相对单一，易受外部经济冲击和环境灾害的影响，从而导致农民生计受到威胁，干扰其日常秩序和生活幸福感。地方依恋是人与外部环境产生的情感联结，是乡村社区重要的社会资本，是影响个体认知（如疫情后旅游业风险认知）及行为意愿（如疫情防控行为）的重要因素，对加快社区恢复具有显著作用。风险担忧是个体对所处环境的主观感受和直观判断，从而促使其采取某种防御措施。自 20世纪 50 年代以来，随着地方依恋理论在灾害领域的应用，部分学者着手探讨地方依恋与风险担忧、灾害防御、恢复力等，但地方依恋与风险担忧作用关系的实证研究仍相对缺乏1。因此，“后疫情时代”，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探讨乡村旅游型社区居民地方依恋、风险担忧和应对意愿的作用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以陕南旅游型传统村落为对象，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深入挖掘居民依恋、风险担忧与应对意愿的作用关系，以期为旅游型社区快速恢复提供思路。1 文献回顾及研究假设1.1 地方依恋地方依恋理论起源于人文地理学和环境心理学等领域，是描述人与环境交互时产生的情感联结，对个人心理、行为、意愿等产生重大影响。现有成果围绕理论认知维度、依恋水平测算、地方依恋的影响因素、地方依恋对个人行为或意愿的影响机制等内容展开。针对地方依恋的认知维度，学界尚未形成统一结论。Williams 和 Vaske（2003）2提 出 地 方 依 赖和地方认同二维结构，前者强调客观功能性依赖，后者强调主观方面的精神性依赖。Kyle 和Mowen（2004）3提出地方依赖、地方认同和生活方式三维结构。Raymond（2010）4构建了地方认同、自然联结、地方依赖和家庭联结四维结构。Hammitt 和 Backlund 等5（2006）提出了地方熟悉感、归属感、认同感、依赖感和根深蒂固感的五维结构。针对场所依恋的影响因素，现有研究已证实人口特征（如性别、年龄、居住时间、经济水平和教育程度等）、文化背景、社会环境（如邻里纽带）和物质环境（如城市规模6、地方性景观要素7）等因素均对地方依恋产生影响（罗许伍等8，2017；胡烨莹等9，2019）。1.2 风险感知始于 20 世纪 40 年代，随后被广泛用于灾害管理领域，Slovic（1987）将风险感知定义为个体和群体在有限和不确定的信息背景下，对风险的直觉判断10。Raaijmakers 等（2008）认为风险感知涉及意识（awareness）、担忧（worry）和准备（prepare）三方面11。Tobin和 Montz（1997）将风险担忧影响因素分为情景型和认知型两大类，前者包括社会经济特征、居住特征、灾害的距离等，后者涉及个体的心理因素等12。Wachinger 等（2013）将影响因素分为风险（风险的特征、发生可能性）、信息（来源和水平）、个体（年龄、性别、教育、知识、经验等）和情景（经济、家庭关系、社区规模等）四大类13。Ewa Lechowska（2018）对已有文献进行综述，总结到影响洪水风险担忧的因素有：个体物质位置、洪水特征、亲身经历、影响范围、社会经济和人口特征、信息、文化-历史背景、宗教和政治背景等14。总的来说，在风险灾害管理中，了解社区群体对风险的认知至关重要，其对居民行为意愿具有直接影响。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ttachment,Risk Concern and Respond Willingness in Rural Tourism Communities in the Post-epidemic Era“后疫情时代”乡村旅游型社区居民依恋、风险担忧和应对意愿的作用关系研究基金项目：博士后基金（项目编号：2020M67350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专项（项目编号：2021BH03536）；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项目编号：S202110712483）148上，本文设计研究量表并展开入户问卷调研，以获取居民的地方依恋、风险担忧和应对意愿等数据。调研问卷涉及四大部分：一是个人基本信息，包括：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居住年限、家庭存款等；二是地方依恋量表，主要借鉴 Williams和 Vaske（2003）的二维结构；第三和第四部分是风险担忧和行为应对。其中，第二、第三和第四部分均采用五度李克特量表，1 5 分别代表完全不同意至完全同意。之后，借助 AMOS23结构方程软件，用极大似然法对测量模型参数进行了估计，根据估计结果对测量模型的内在适配度进行检验，并对假设模型进行验证。2.3 数据收集受乡村人口外流影响，调研期间传统村落居住人口相对有限。考虑可操作性，本文选择偶遇抽样的方法。总共发放问卷 310 份（凤凰街村110 份，长岭村 200 份），有效问卷达到 265 份，回收率达到 85.48%。3 结果分析3.1 样本特征描述调研样本以中青年为主，男女人数基本相当，男性略高于女性。居住时间在 10 年以上的约占80%左右，14.7%居住时间不足 5 年。多数家庭具有兼业行为，33.2%的家庭为单一经济来源。村民文化程度一般，初中及以下学历约占 70%左右。家庭存款能满足 5 10 年生活支出的样本占总量的 35.8%，某种程度上说明传统村落居民对突发事件的经济抵御能力有限（表 1）。3.2 信度、效度分析借助 SPSS 软件对问卷量表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 KMO 为 0.623，显著性 0.05，说明适合做因子分析。经过最大方差法旋转得到4 个公因子，分别为：地方认同、地方依赖、风险担忧和应对意愿（表2）。对量表进行信度分析，其Cranbach 系数分别为：0.756、0.801、0.625、0.818，除风险担忧 系数相对较低（仍在接受范围大于0.6以内），其他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较好。之后，进行组合信度 CR 和平均变异抽取量 AVE计算，结果显示 CR 值均在 0.85 以上，AVE 值均在0.69以上，说明测量模型具有良好的收敛效果。此外，从各项均值来看，传统村落居民地方认同、地方依赖、风险担忧和应对意愿均为中等水平，H1：地方认同正向影响风险担忧H2：地方依赖正向影响风险担忧1.3.2 地方依恋与应对意愿地方依恋通过不同机制影响着个人认知及行为意愿，如部分学者探讨了地方依恋对自然灾害应对、游客环境责任行为、居民社区参与等的作用（Bailey Ashton Adie，202018；孙佼佼等，202019；龙江智等，202020；吴蓉等，201921）。地方依恋可以促进旅游社区的凝聚力和社会资本，使居民形成积极的灾害应对22。Caroline Orchiston（2012）在分析旅游韧性和灾害规划时提出，地方情感联结可作为强大的社区凝聚力来实现灾害防治目标23。因此，本文提出假设：H3：地方认同正向影响应对意愿H4：地方依赖正向影响应对意愿1.3.3 风险担忧与应对意愿如果更清晰地认识风险，个体将更好地应对灾害24。正如 Bradford（2012）在谈到洪水风险时提到，了解居民如何感知洪水风险，可提高应对洪水的能力和社会韧性25。基于已有成果，本文提出假设（图 1）：H5：风险担忧正向影响应对意愿2 研究方案设计2.1 研究区域本文选择陕南凤凰街村（商洛市柞水县，省级传统村落）和长岭村（安康市石泉县，国家级传统村落）为研究区域（图2），其资源开发较早，村落产业以文化旅游为主，更易受疫情防控的影响。凤凰街村现有 1120 户，4710 人，辖区有长约 1200 米且保存完整的明清古街，古建筑 148座，建筑布局为前庭后院，颇具江南风格，被史学家称为“江汉古镇活化石”。长岭村现有 348户，约 1392 人。始于清道光年间，村内现保留长约 400 米的古街道，整体呈“之”字型走向，街道中段设有古戏楼和关帝庙等省级文保单位。自 2010 年以来，两个村庄均以文化旅游为主导产业，村民以特产售卖、宾馆、餐饮等经营为收入来源。2020 年暴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