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新见在胡适倡导“白话诗”写作之前，文学革命运动已然开始。回溯历史，我们不得不提及两个重要的人物：黄遵宪和梁启超。他们都是清末改良派革命家，有深湛的国学功底和世界眼光。黄遵宪最先提出了“我手写我口”的主张，且在诗歌创作中实践。他的古体诗《杂感·大块凿混沌》有诗句云：明窗敞流离，高炉蒸香烟；左陈端溪砚，右列薛涛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梁启超在变法失败后，游离海外，在《夏威夷游记》里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以期通过诗的革命，以新国民，推动社会改良和进步。梁启超提出了“诗界革命”的两个方子。方子一，输入欧洲的意境和语句，兼采古人诗歌之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他接着说：“欧洲之语句意境，甚繁富而玮异，得之可以陵轹千古，涵盖一切。”方子二，输入欧洲的精神和思想：“惟将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①可见，百年汉语新诗的演进，庶几都按梁启超的方子，“煎药”医治诗歌之疾。也就是说，汉语新诗百年来，“诗”“诗界”和“革命”三个范畴组成的“诗界革命”运营的逻辑，仍然延宕至今，余绪袅然。因此，胡适等发起的新文化运动的“文学改良”，既有其历史渊源和铺垫，又有推动历史向前的能量。先行者除了黄遵宪和梁启超，还有夏曾佑、谭嗣同等人竭力“诗界革命”的贡献，而后来的“流派”“主义”“革命文学”论争，已然呈现浩荡之势。“白话诗”的提出和创作实践，是“文学改良”水到渠成的一个结果，绝不是胡适这位留学青年的心血来潮。在维新派那里，“改良”即“革命”。自然，“革命”这个概念，在不同的时期，其内涵是不同的；“文学革命”“诗界革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注入了不同的诗学内涵。从学理上讲，所谓白话诗、白话文学，可以上溯至《诗》时代的“国风”，以及更为古早的古歌谣时代②。古早的诗歌，文与言是对应的。关于此论题，钱玄同和胡适等都有精到的论述。尽管近代以来，以俗语入诗这个创作方向的提出，始于黄遵宪，但黄遵宪只是力图破解近体诗的格式和“贵族文学”凝固的诗意，所谓“白话诗”的创作，是以胡适的《尝试集》为开端的。1919年8月之前，胡适等人都将他们创作的“白话韵文”称为“白话诗”。“白话韵文”一说，为钱玄同所创。1918年1月，钱玄同为胡适作的《〈尝试集〉序》中，将胡适等人创作的“白话诗”称为“白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