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凋谢的花朵》_中国形象的更新与重写_李升炜.pdf

第 卷第期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年月 （）【收稿日期】【基金项目】西北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提升项目骨干项目“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美国想象与叙述研究”（）【作者简介】李升炜（），男，甘肃天水人，西北师范大学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后现代英语文学、国际中文教育、海外汉学、中国形象研究。凋谢的花朵：中国形象的更新与重写李 升 炜，彭 雪 丽（，西北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甘肃 兰州 ；西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甘肃 兰州 ）【摘要】在中外文学交流史上，受社会集体意识形态的影响，西方对中国的认知带有一定的误读和曲解。与西方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相比，英籍华裔作家韩素音在自传 凋谢的花朵 中对 世纪 至 年代中国形象的书写更加符合中国历史现实，也更为客观。以比较文学形象学为理论支撑，探讨韩素音在 凋谢的花朵 中为西方读者呈现的中国形象，并阐释了其中国形象书写背后的写作动机。研究表明，该文本中的中国形象不同于西方作家笔下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中国书写，而是对西方读者视域中中国形象的重新书写，作者在重写的过程中也向西方再现了相对真实客观的中国。韩素音在这部作品中以“局外人”的身份向西方读者呈现了那一时期迎难而上的中国及中国人民，展现了相对真实的中国，以期更新西方读者对中国的错误认知。【关键词】中国形象；韩素音；凋谢的花朵；重写中国【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作为生活在西方的特殊群体，华裔作家在西方文学史上中国形象的塑造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他们笔下的中国可以是乌托邦式的神秘东方古国，也可以是基于西方读者的社会集体想象，但作为具有东西方生活经历的作家，韩素音对中国的书写却相对客观真实。凋谢的花朵 是其继 伤残的树 以来的第二部自传，全文分为上下两卷。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书写了 年DOI:10.13805/ki.2095-7009.2023.01.015间自己在中国的生活经历及当时中国社会历史。从对事件的分列排序来看，作者记录的是中国历史，体现的是一系列中国历史叙事；从作者的多重身份来说，呈现的是自己的中国观念，是相对客观真实的中国形象。韩素音对整个 世纪 至 年代的中国形象书写基本符合中国历史现实。韩素音在重新书写中国时向西方再现真实客观的中国，使相对真实的中国走向西方读者的视野，从而更新西方读者的中国认知。早期英国华裔作家的中国书写以历史叙事和历史记录为主。因此，英国华人作家作品的研究大多以历史叙事为出发点。肖淳端在 立史安身英国华人文学历史叙事研究 一书中详细梳理介绍了英国华人文学作品中的历史叙事，作者均以 年代以后新兴起的作家作品为主，为我国的英国华文文学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素材和资料。对于第一代英国华裔作家书写的研究不多，就韩素音的相关研究来看，王旭丁做过较为全面的研究，认为韩素音对中国进行了较为隐喻的非殖民化与历史化书写，是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再现，这种再现颠覆了西方读者的中国认知。就韩素音笔下的中国形象研究来看，最新的研究为邹蕙鸾的 韩素音自传中的中国形象书写（年），作者以 无鸟的夏天 为主，以其他作品为辅，从国民形象、城市形象、文化形象三方面论述了 年间韩素音作品中的中国形象书写，认为韩素音对中国的书写是东西方文化视角下的平等对话与交流。基于以上研究，本文借助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研究理论，通过对韩素音的自传体小说 凋谢的花朵 进行细读和分析发现，韩素音在该作品中书写的中国是对西方读者已有认知中中国形象的更新与重写，而这种重写恰好再现了较为真实客观的中国社会。一、中国普通劳民形象中国作为神秘的东方古国在西方文学作品中到处可见，但西方文学作品对中国的书写体现的多是自我的傲慢与偏见，同时也包含着对中国的恐惧心理。中国总是以破败不堪，肮脏混乱的形象出现在早期西方文学作品中，托马斯柏克的“中国城”小说、英国的华人街“莱姆豪斯”，萨克斯罗默虚构的“傅满楚”这一奸诈人物形象等均成为英国读者了解中国的重要来源，体现着西方的中国观。韩素音作为多次旅居中国的华裔作家，在这部作品中呈现了“父亲”“朱局长”等中国普通人物形象，为重新书写中国，让西方读者了解中国人提供了更为客观的资料来源。韩素音的父亲是纯正的中国人，将自己的大半生都献给了铁路事业，兢兢业业，不敢有一丝怠慢，但却依旧是比利时母亲眼中的东方野蛮人。这部作品中，韩素音对父亲这一形象的书写可以说重写了西方读者对东方人的想象。在韩素音的笔下，其父亲“学识丰富，含而不露”“默默无闻，勤劳本分，忠于职守，任劳任怨”，是一个“劳动英雄，一个爱国者”。韩素音的父亲作为第一批国家公费赴欧学习者，虽然曾学习生活于欧洲，并且娶了欧洲妻子，但是他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中国人身份，希望用自己的所学所知为中国铁路的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为了让读者更清楚地了解中国人，韩素音还用专栏书写了自己在中国学习时遇到的中文老师。有一位吴姓先生，耐心十足，非常具有职业精神，是当时典型的中国知识女性，她“皮肤白皙，乌黑的头发剪得又短又齐，这一发型在当时中国未婚知识女性中，十分时兴”。一句简洁的话语为西方读者传达了 世纪初中期的中国知识女性形象，“乌黑剪短的头发”“白皙的皮肤”使西方读者重新认识了中国的未婚知识女性。在描述她的性格特征时，韩素音写道“在她怡然自得、缄默寡言、温和、有教养的风度下面，在她五官端正的娇小面庞后面，蕴藏着强烈的尊严、激情和锲而不舍的精神”。由此看来，韩素音书写的父亲与中文老师完全不同于西方中国城、华人街中落魄又奸诈的中国人，给西方读者一种焕然一新之感。如果说韩素音对父亲和中文老师的书写是西方读者眼中的中国人形象的重新书写，那么韩素音对铁路局新来的朱局长这一形象的刻画则在某种程度上让西方读者找回了原属于西方作品的中国人物该有的特点。朱局长这一人物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展现的是传统的西方套话：自私贪婪，唯利是图。朱局长是一位坚定的蒋介石信任者，他想将父亲的差事换给自己的亲戚 一位留美青年。父亲对此事并无多大怨言，而母亲，一位比利时贵族，却认为“这些南蛮子 他们就只知道要钱，钱”。母亲将其称为“南蛮子”，对东方人的偏见不言而喻，在她看来，父亲被“贬”完全出自朱局长的个人原因，而父亲自己没能保住现有职位是因为父亲没有贿赂朱局长。这一表述正是母亲作为比利时人目光所及之处，集体意识下的传统中国人形象，自私贪婪，损人利己，唯利是图。朱局长这一形象正好与“英雄的，坚韧的，高贵的”中国普通民众形象形成对比。但总的来说，韩素音笔下的中国普通劳动人民并非如西方作品中那般愚昧不堪，奸诈狡猾，而是与之形成鲜明对比：默默无闻、朴实能干、富有探索精神。这与西方读者已有认知中的中国人形象截然不同，让西方读者对中国人有了另一番了解。二、中国历史人物形象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正在经历新的洗礼，国内战乱不断，军阀割据，形成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政府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工农红军队伍对峙的局面。此时的西方世界对蒋介石大加赞赏，同时也贬低了毛泽东作为农民领袖的地位与贡献。韩素音在 凋谢的花朵 中叙写中国形象蓝图时对蒋介石和毛泽东这两位对西方读者来说很具矛盾性的历史人物做了一定程度的介绍。蒋介石和毛泽东分属两个不同党派，提倡各异的治国理政方针政策，对 世纪初的西方读者来说，蒋介石的名号或许更为人知，一致认为蒋介石是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最佳人选。韩素音在中国生活多年，看到了国民党政府对普通大众的压迫，目睹了蒋介石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影响，同时，她也看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先进人员为新中国做出的艰辛努力。所以，韩素音力争以自己的绵薄之力重新书写二者的形象。蒋介石是 世纪初西方读者所青睐的中国领导人选。在西方读者认知中，蒋介石一直以来都是那个手握长矛，脚蹬皮靴，一身英气的领导者形象。但是他企图以强权形式统治中国。韩素音对蒋介石的描写相对客观，大多情况下呈现的是蒋介石不为西方读者所知的一面。在文本伊始，作者就写到了封面为“蒋宋联姻”的杂志，该杂志第一次在文本中出现时距蒋宋联姻已过半年之久，但这件事却在西方人眼中依旧如新，足以说明蒋介石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分量。但韩素音笔下的蒋介石“靠武力解决问题、谋取一己私利、手段精妙高巧、善于在帮派之间搬弄是非、坐收渔翁之利、曲线夺取权力”等 。韩素音对蒋介石的书写几乎都是负面的，残暴的。这几乎完全不同于当时社会环境下被美国寄予厚望的“蒋介石将军”。除了蒋介石这一当时西方家喻户晓的国民党领导人之外，作者也介绍了中国农民领袖毛泽东，与蒋介石形成对比。韩素音大加赞赏毛泽东的处事方式和行为品格。她认为“毛泽东生活在科学的时代。他身处封建国家却具有现代思想，不但深思熟虑，而且把井冈山变成了一个实验室、一个试验场，用科学的客观精神，分析、研究、改造中国的各个方面和种种问题”。在韩素音笔下，这俨然是一个集豪情与柔情于一体的伟大领袖人物。毛泽东这一形象的书写还体现在“三湾改编”对刚组成的部队的严格纪律方面。毛泽东以坚持不懈的毅力“教育这支由农民、逃兵和土匪组成的部队，使之不仅变成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而且还成了一个传播革命思想的军团”。韩素音还用一定的笔墨介绍了毛泽东对平民百姓以及对待敌军的态度：“对老百姓，毛泽东执行温和政策，严禁烧杀。打仗时，他命令并确保这一命令得以执行：严禁虐待或杀死敌军伤兵，严禁以任何方式伤害他们。”这些书写都更新了西方对两位历史人物的认知。综上，蒋介石对西方世界的依赖为西方读者留下了中国未来“领导人”的标签，而毛泽东等人作为贫苦大众的代表，即使带领中国走向积极的现代发展道路，在当时的国际视野中也存在认可度不高的情况。而韩素音在文本中对毛泽东大加赞赏的同时却认为蒋介石一意孤行，扭曲社会事实。可见，韩素音对二者形象的书写并非西方读者视线所及之处的二者形象，这对英国主流社会中二者形象的认知产生了一定的反作用力，起到了一定的更新作用。三、中国社会环境形象西方读者视角下的中国充满异国情趣，异域情调，他们对中国的认识总体上是一种文化的固定套话，这种套话影响着他们对中国的总体认知。曹顺庆提到“要全面、深入地理解和阐释他者的形象，就不能不将其置于被扩展了的社会、历史、文化等领域去考察”。韩素音身处西方世界，对中国有着难以割舍的“亲情”，而西方读者眼中的中国与现实的中国社会有着一定的差距，韩素音对中国社会环境的书写正是将中国放在了更大的领域中，通过这种方式，西方读者对中国这一远在东方的客体的认知才会更加全面真实客观。为了使西方读者对中国社会环境有更清晰全面的认识，韩素音在 凋谢的花朵 中以回忆的方式，用较长篇幅介绍中国国内的社会环境。包括对“国共合作”事件的产生、发展，以及最后导致国共合作失败，国共分裂的原因。同时还向西方读者阐释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九一八事变”等一系列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在书写这些事件时，作者遵循时间顺序，以每个事件发生的时间为线索进行历史叙事。当然，韩素音笔下的中国社会环境并非完全与西方视野中的不同，作者在文本中记录了自己在向赫斯度假的时候路过徽州时的一个小山村，作者这样说道：我们经过的村庄，其贫穷困苦的惨状令人惊骇。那一贫如洗又肮脏的情景，至今犹在目前。这个地方我觉得比北方还糟糕，不仅有旱灾及苛捐杂税还有接连不断的疫疬。这里的老百姓面部浮肿，呈死灰色。他们身裹破衣烂衫，散发出阵阵臭气，行走时步履蹒跚 。这段对徽州村庄的描写，或许乍一看真是传统西方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书写，但是从多角度来讲，这样的情况也是存在的。作者这样书写向西方读者证明，他们想象中的中国图景在某种程度上是存在的，但仅限于一些小山村，并非每个地方都如此。但是仔细分析，不难发现，这仅仅是因为国内战争造成的中国偏远农村生活场景，与西方读者视域中的中国形象描写并不完全相同。我国研究者在评价 凋谢的花朵 时这样说：“（凋谢的花朵）在忠于历史背景的基础上，通过不同的叙事角度，艺术性地叙述历史事实、创造性地还原历史画面。”为了向西方读者证明这段中国历史的真实性，韩素音在书写中国图景时以客观的口吻向其阐释中国社会环境。在进行历史叙事的基础上描写且还原了中国历史现实画面。作者以这样的方式进行书写有助于让相对真实的中国站在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