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性”概念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批评中的引入与新变_王天保.pdf

18美学2023/01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传播、发展的过程中，“阶级性”“党性”“人民性”这些概念先后出现。在现代汉语语境中考证这些概念出现的具体时间，很难有精确的定论。但大体而言，文学的“阶级性”是最早受到关注的一个问题。早在 1923 年，郭沫若就倡导“要在文学之中爆发出无产阶级的精神”1390，茅盾在 1925 年就比较系统地思考过“无产阶级艺术”1414，鲁迅在 1928 年回复“恺良先生”的信中则明确讨论了文学的“阶级性”2。文学的“党性”问题与列宁的论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的译介有密切的关系。列宁这篇文章的译文最早出现在 1926 年 12 月的中国青年（总第 144 期）上，题为论党的出版物与文学。随后这篇文章又出现了多个版本的译文314。1942 年5 月 14 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期间，博古的译文刊发在解放日报副刊，题名为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4。“从此以后，我国所有收入此文的各种版本皆沿用此中译名。”5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1982 年，中央编译局将题名改译为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需要说明的是，戈宝权的译文同样沿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的译名，发表在群众1944 年第 13 期上。只不过在译文前，戈宝权有一篇介绍了列宁这篇文章的短文，题为列宁论党的文学问题。有学者认为，戈宝权的译文名称不同于 1942 年博古的译名314，其实是误会了。现代汉语语境中“党性”一词的出现最早只能追溯到 1938 年，当时张闻天在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党性要在实际行动中实现，不在口头上。”6当然，明确地要求作家、作品具有“党性”的观点并不多见，因为优秀的作家并不一定都是党员。因此，批评家在讨论文学的党性问题时，往往会转换表达方式：希望作家们做“革命的文艺家”“无产阶级文艺家”，或者说强调文艺创作要服从党的领导。1937 年，毛泽东同志在评价鲁迅时称其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743。相对于“阶级性”“党性”，“人民性”在现代汉语中的出现要晚一些。“人民性”概念明确出现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的时间是 1941 年，但是在此之前，文艺与人民之间的联系已经受到关注，如胡风在文学丛报1936 年第 3 期上发表短文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在革命战争年代，文艺与人民的联系、文艺与无产阶级的联系、文艺的党性是统一的，正如 新民主主义论 中的表述：“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8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人民性”概念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批评中的引入与新变文/王天保摘 要：20 世纪 40 年代初，“人民性”概念被引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之中。随着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及其与苏联文论的对话，“人民性”逐渐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关键词。新时期以前，“人民性”概念的价值在于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补救“阶级性”概念在阐释文学经典时的片面性，因此，这一概念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新时期以后，“阶级性”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不再具有以前的强势地位，“人民性”概念的补救功能随即消失，而政治功能日益凸显。但是，由于“人民性”是一个宏观的、原则性概念，它在文学批评实践中的阐释效力不断下降。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人民立场，以文学批评的具体概念取代抽象概念，探寻“人民性”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之间新的关联方式，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发展的一种选择。关键词：人民性；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新变基金项目：本文系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标准的三种形态研究”（2019BWX025）研究成果。DOI:10.16129/ki.mysdx.2023.01.01219美学史研究话也指出，列宁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主张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9。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人民性”概念与“阶级性”“党性”之间的对话频频发生，由此引发了理论界对“人民性”概念的讨论。新时期以后，“阶级性”概念逐渐淡出，而“人民性”作为一个文学理论概念仍然经常被提起。但是迄今为止，学界对“人民性”概念的探讨仍然以“人民”概念的内涵为基础，忽视了中国批评界引入“人民性”概念的历史意义，进而导致这一概念与当下文学阅读经验的疏离。回顾“人民性”概念的引入与发展历程，有助于我们更加客观地评价这一概念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的意义。一、“人民性”概念的引入“人民”一词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比较常见，内涵自明，指普通百姓。孟子尽心下中提出，诸侯应该保卫、守护“土地”“人民”“政事”，管子中也有“人民百姓”的提法。但是在“西学东渐”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中，“人民”一词又获得了新的意蕴。而在“人民”新义的生成过程中，国外思想又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则是“人民”新义衍生的一个重要维度。1902 年，梁启超在其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中试图以“民约”和“公益之道”规范政府与人民的关系10，主要提到了英法的自由主义思想。孙中山自己说，“三民主义”受到国外思想的影响，其中有法国思想、美国思想、苏俄思想。林肯“葛底斯堡演讲”中的一段话“that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经常被提到：“他这民有、民治、民享主义，就是兄弟的民族、民权、民生主义。”11262有学者指出，林肯的这一句话借鉴了前人的表述，但是这一句能够广泛流传却要归功于林肯。这一句话主要强调了政府与人民的关系，这是中国革命先驱者想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也是“人民”现代意蕴生成的重要背景。在孙中山看来，“民权就是人民的政治力量”1169。张慰慈政治制度浅说将“人民与政府”作为第一章的标题，其 政治学大纲 则为“人民政府”做了这样的描述：“人民政府是一种事实上的现象，并不是一种哲理上的观念。人民政府并不是政体方面的一种特别组织，却是政府的一种特别性质。如果政府的一切政策，及其执行的方法均依照多数人民的意志而决定，并且人民还有监督政府的权力，这类的政府均可称之为人民的。”12 在“人民”一词新义的生成过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则从人民与社会阶级的关系维度拓展了“人民”的意蕴，重视“人民”的具体指向。陈独秀在与无政府主义者论战时指出：“你所谓人民的责任，请问这人民若兼指资本阶级，他们的教育可会有真是善良的一日？这人民若单指无政府党社会党，善良的教育一时又何能普遍？”1334李大钊在辨析“平民政治”和“工人政治”时都强调了这一点：“因为他们所用的人民这一语，很是暧昧，很是含混。他们正利用这暧昧与含混，把半数的妇女排出于人民以外，并把大多数的无产阶级的男子排出于人民以外，而却僭用人民的名义以欺人。”13111-112“劳动人民”的解放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目标，但是只有处理好“干部”与“人民”的关系，革命力量才能更加强大。1938 年 4 月 9 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话时，对此有精辟的论述：“单是干部不能战胜敌人，没有干部也不能打败敌人。要干部去发动组织广大的人民，把成千成万的人民变为有组织的队伍；没有组织便没有力量你们要把握紧正确的政治方向，经过你们传播这政治方向于广大的人民，教育他们，组织他们。”7117在“人民”一词后添加后缀“性”，使之成为一个表达更加抽象意义的名词，是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出现的新现象。“人民性”概念是在译介苏联文论时引入中国的。十月革命之后，中国对苏联的关注度前所未有地高涨。介绍苏联的文章、书籍大量出版，苏联各领域的很多著作也被翻译为中文出版。1936 年，旨在促进中苏文化交流的中苏文化创刊，孙科为刊物撰写发刊辞。苏联文化界的一些热点话题很快就被介绍到中国。1939 年底到 1940 年初，卢卡奇在苏联撰写的论文在苏联批评界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论争。这场论争的结果是：曾经发表过卢卡奇等人论文的苏联杂志文学评论“从 1940 年第 3 期起中止出版”14。在这场论争尘埃落定之后，论争中的两篇文章被翻译过来，发表在中苏文化1941 年的文艺特刊上。第一篇是苏凡翻译的 B雷赫的一篇文章最近苏联文艺论争中的诸问题。这篇译文有三个板块。第一板块的小标题是“艺术的历史发展及其前途”，主要是批评“潮流派”（里夫西茨和卢卡奇均是“潮流派”的代表）的“错误”观点。第二个板块的小标题是“艺术家的世界观”，讨论的是艺术家的政治立场，而艺术家与人民的关系就是展现艺术家政治立场的一个方面。在这一部分中，车尔尼雪斯基、多伯洛留玻夫（现在一般译作“杜勃罗留波夫”）、勃灵斯基（现在一般译作“别林斯基”）都被视为站在人民立场的“先驱者”。第三个板块的小标题是“美学问题”，讨论的就是“人民性”。在这一部分译文中，作者认为“人民的特性”是对作品特征的一种描述，是指作品中“渗透了接近人民20美学2023/01和亲爱人民的倾向与观念”15152。但很快，对“美学问题”的讨论，对作品特征的讨论转变为对作家立场的讨论。译文中首次提到“人民性”这个译名是在评论马洛的戏剧时，在“人民性”后的括号中标注的是英语单词“Nationality”。译文中提到的“人民性”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马洛、歌德、托尔斯泰的“人民性”，但这些作家的人民立场并不纯粹，其中又夹杂着反人民的立场；另一种则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译文中这样规定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的条件：“相信劳动大众，爱人民，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爱人民那样的爱，像斯大林爱人民那样的爱就必须知晓人类的历史，必须明白社会生活的发展法则，必须明白怎样被资本主义社会所限制的贫困，剥夺公权的状态，道德和精神的解体，必须准备工人阶级向着由社会主义革命之路去结束压迫和人剥削人制度的事业上走。”15153译文最后又回到对“潮流派”人物形象理论的批判上。第二篇是魏辛的一篇译文 最近苏联文艺论争的真相。这篇文章的作者署名是“红色处女地月刊”，代表的应该是红色处女地杂志编辑部的态度。文章从 9 个方面批评了包括卢卡奇和里夫西茨在内的“文艺批评家集团”的观点和立场，认为“文艺批评家 集团”的错误之一就是：“用人民和人民性（即通俗性）等抽象概念代替过去历史中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列宁要求不要在阶级敌对性存在的时候，用 人民 这个字来隐蔽人民内部的阶级敌对性而潮流派却用人民这个字来代替阶级斗争的概念。人民这个概念已丧失了一切历史的具体的和阶级的内容。”16156在这篇文章的作者看来，“文艺批评家集团”使用“人民”“人民性”这样的概念是想掩盖阶级性，是一种政治错误。在这一段译文中，“人民性”之后加了括号，并且注明“即通俗性”。译文中，“人民性”仅出现这一次，而“通俗性”多次出现。这表明，这篇文章的译者倾向于采用“通俗性”的译名。而在观点上，这篇文章与雷赫的 最近苏联文艺论争中的诸问题 有诸多相似之处。比如说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文章指责“文艺批评家集团”“不能相信侠义的骑士的现实性，不能相信用一种纯洁的，高贵的物质所做成的人其中包括工人阶级和劳动人类的侠义骑士的现实性。里夫西茨和卢卡奇派有着整套的不能够和不适宜把人民领袖当作艺术作品的主人公来描写的理论。”16164可见，里夫西茨和卢卡奇的人物形象理论引起了苏联批评界的一致讨伐。这两篇文章批评了“潮流派”“文艺批评家集团”的“人民性”概念，并且对其中的一些重要代表进行了点名批评，包括卢卡奇和里夫希茨。红色处女地杂志编辑部还进一步指出“文艺批评家集团”对“人民性”概念的使用本身就有以此替代阶级性的政治图谋。但是，卢卡奇引发论争的论文并没有被翻译过来。吕荧翻译的卢卡奇的叙述与描写曾发表在七月1940 年 12 月第 12 期上，但卢卡奇的这篇文章写于 1936 年，文中观点与后来的人民性与真实的历史精神（1937）、论艺术形象的智慧风貌（1938）虽有联系，但 叙述与描写 并不是引发这场论争的导火索。吕荧在 1946 年出版的叙述与描写单行本“译者小引”中曾这样介绍叙述与描写与这次论争的关系：“在论争中，有些批评家批评卢卡契和潮流派，说他们以人民性代替阶级性这些，在 叙述与描写 里，都还不能看到。这次论争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