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美学2023/01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传播、发展的过程中，“阶级性”“党性”“人民性”这些概念先后出现。在现代汉语语境中考证这些概念出现的具体时间，很难有精确的定论。但大体而言，文学的“阶级性”是最早受到关注的一个问题。早在1923年，郭沫若就倡导“要在文学之中爆发出无产阶级的精神”[1]390，茅盾在1925年就比较系统地思考过“无产阶级艺术”[1]414，鲁迅在1928年回复“恺良先生”的信中则明确讨论了文学的“阶级性”[2]。文学的“党性”问题与列宁的《论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的译介有密切的关系。列宁这篇文章的译文最早出现在1926年12月的《中国青年》（总第144期）上，题为《论党的出版物与文学》。随后这篇文章又出现了多个版本的译文[3]14。1942年5月14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期间，博古的译文刊发在《解放日报》副刊，题名为《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4]。“从此以后，我国所有收入此文的各种版本皆沿用此中译名。”[5]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82年，中央编译局将题名改译为《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需要说明的是，戈宝权的译文同样沿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的译名，发表在《群众》1944年第13期上。只不过在译文前，戈宝权有一篇介绍了列宁这篇文章的短文，题为《列宁论党的文学问题》。有学者认为，戈宝权的译文名称不同于1942年博古的译名[3]14，其实是误会了。现代汉语语境中“党性”一词的出现最早只能追溯到1938年，当时张闻天在《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党性要在实际行动中实现，不在口头上。”[6]当然，明确地要求作家、作品具有“党性”的观点并不多见，因为优秀的作家并不一定都是党员。因此，批评家在讨论文学的党性问题时，往往会转换表达方式：希望作家们做“革命的文艺家”“无产阶级文艺家”，或者说强调文艺创作要服从党的领导。1937年，毛泽东同志在评价鲁迅时称其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7]43。相对于“阶级性”“党性”，“人民性”在现代汉语中的出现要晚一些。“人民性”概念明确出现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的时间是1941年，但是在此之前，文艺与人民之间的联系已经受到关注，如胡风在《文学丛报》1936年第3期上发表短文《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在革命战争年代，文艺与人民的联系、文艺与无产阶级的联系、文艺的党性是统一的，正如《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表述：“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