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我们应该关怀社会大全.doc

我们应该关心社会大全 斯托得撰〔johnstott〕/亮晴摘译 任何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都不应该对基督徒是否应该参与社会、政冶感到困惑。这个课题之所以广受争论，往往是因为在福音责任和社会责任之间拉扯不清。圣经记载得很清楚，耶稣在公开的事工当中，不仅「教导、传道」〔太四23，九35〕，他也「行善医病」〔徒十38〕。因此，在教会的历史中，宣扬福音和社会关心是密不可分的……早期的基督徒常常很自然的同时参与了这两方面的工作，他们并末先查明工作的定义、内容或是缘由，似乎就理所当然的去做了。 承继早期基督教的社会关心 十八世纪欧美的圣徒留下许多显著的典范与见证。福音的复兴震撼了欧美二洲，不仅广传福音，也激起了社会慈善事业的浪潮，特别给大西洋两岸的社会带来深远的影响。约翰卫斯理〔johnwesley〕是最有力的例子。 对于英国在这段时期的改变──白蒂〔j.wesleybready〕的书「卫斯理对英国的影响福音复兴与社会改革」，有详尽的史实记载。经过仔细的钻研，白蒂「不得不把英语语系社会崇尚自由、伦理、道德的风气归功于福音的复兴。」白蒂说到：「十八世纪的英国有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正像其地基督教国家人民一样败坏放纵。」 但事情有了转机。十九世纪时，人们废除了奴隶制度，改良监狱制度与工厂及矿坑的设施，普及教育，并设立工会等等。 「所以，是什么导致了人道主义。──对社会正义的关切与对人类所犯错误的警觉。历史的铁证摆在跟前：它来自一种新的社会良心。就是源于福音复兴所带来生动而实际的基督教。这个复兴照亮了新约伦理的中心思想，使人与父神和人与弟兄姊妹之间的爱更加真实，使人视他人的需要重于个人物质的追求，更导引人的心、灵与思想，迈向在世上建立公义的国度。」福音复兴所带给一般平民道德上的影响远胜于英国历史上其也任何的运动。卫斯理不仅是福音的使者，也是社会正义的先知，他「复苏了英国的灵魂」。 之后一代的福音派领袖们也同样地热衷于布道和社会运动。著名的有夏普、克拉克森、史提芬、玛开略、冠特、修尔、贝秉顿、桑顿，和他们的前导领袖，威伯福士〔译注：英政冶家与社会改革家，从事反奴运动，使政府明令释奴： 为英行教会之创立者，亦手创圣书公会。〕 在上一世纪的美国，社会参与以及宣教一样地是源于福音运动的副产品。察理士.芬尼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芬尼的话也许让人感到讶异：「教会的主要任务就是改革世界……基督的教会原来就是由许多改革者所组成的。基督徒的职责也正是立志尽一切所能去全面改善这个世界。」 自然的，神藉著芬尼所兴起的年轻信徒，也成了当代改革运动的精兵。特别在「反奴隶」一事上，许多有力的声音都是来自这圣信徒。 十九世纪也是基督教海外宣教事工极蓬勃的开展期。超乎我们的想像，他们不仅传扬福音，同时也关切社会，帮补穷乏，减轻疾苦，帮助根本建设以及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在宣教士的帮助之下，许多人学会了挖建水井，取得净水，设立工业学校，建立根本工业。此外，宣教士一直是当地居民的保护者，防范政府或公司的压榨与种种不义。他们为人权而战，为扼止中国的鸦片瘾、裹小脚和遗弃女婴而奋战不懈，他们也毫无畏惧的向败坏的风气宣战，如火烧寡妇，杀婴献祭，印度的庙妓，更打破了世袭阶级的奴役制度〔在社会、经济二方面〕，为地位卑微，被社会所摈弃的人们开创了另一条出路……。 「大逆转」的原因 所以在上个世纪之中，不仅在英、美，连亚洲、非洲的宣教士也藉著耶稣基督的福音带来美好的社会改革。但不知道怎么回事，特别是福音派的基督徒，在本世纪的初三十年，〔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十年〕发生了被历史学家史密斯称为是「大逆转」〔thegreatreversal〕的情景。moberg写了一本书，探讨福音派信徒放弃社会责任的原因，大致可归类如下： 第一个原因是在这个世纪的初期，自由派神学的思想渗入了欧美的教会。福音派的信徒觉得被逼到了尽头。很自然的，他们要为所信的竭力争辩。为了忙于辩护根本的信仰，他们就无瑕顾及社会问题了。 第二个原因是，福音派人士对这段时期自由派神学所开展出来的「社会福音」大起反感。自由派最有名的代言人饶申布士于1897~1917年任教于纽约州的rochester神学院，担任「教会历史」的教授。1886~1897年间，也在纽约市浸信会的牧会工作中，面对了社会上受压迫者的赤贫状况。这种经历塑造了他的信息。 饶申布士的「社会福音」有二大错误。一是他将「上帝的国度」视为就是「根据基督教的信仰来重建社会」：另一那么是，他的理论导致「人类可以凭自己建立上帝的国度」的推论，而耶稣那么一再地强调这国度是上帝的恩赐。显然地，国度的福音所带来的社会层面的挑战与「社会福音」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当饶申布士将「国度」政治化时，很可以理解的，福音派人士的反响就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传福音与个人慈善工作上，而与社会──政冶运动划清界限了。 第三个原因是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邪恶的人性的省悟，看到许多社会改革工作的失败。人类与社会似乎已糟得无药可救了，但是却没有福音派的领袖去说明并指出在神的看顾与「一般性」恩典之中，人类仍是有希望的。历史上基督教那改革的精神就失色了。 第四个原因是由于「前千禧年」说所带来的影响〔特别是从j.n.darby达比的教导和当时所流行的scofield圣经〕。这个学说认为现今世代邪恶，已无可救药，并预测这个世代会日趋毁坏，直到耶稣再来，开始千年的掌权。这个学说认为去改革社会根本是一件徒劳无功的事情。 第五个原因是由于基督教在中上社会中的广传，无形中也把中上社会的文化渗入了福音的内容。这种现象在美国社会学家rokeach于l969年所提出的报告中有详尽的分析记载，并经由morberg作出以下的结论：「这篇报告给人的印象就是……那一群只看重自己得到社会地位，对黑人与贫民的疾苦漠不关心……这些资料描绘出一个自私而对社会平等与正义毫不在乎的信徒画像……」 上述的五个原因，可以解释「大逆转」的形成。我们没有责怪福音派前辈的意思，因为假假设我们处在他们的状况、压力下，我们很可能也会有相同的做法。也不是所有的福音派人士都在这个世纪初期和战争之间误导了社会良心。仍有人继续一方面参与社会，一方面致力于宣教事工，保持了福音的完整与真实。但大多数的人都转身而去。直到六十年代抗议的时期，当年轻人开始对抗物质主义，以及他们所继承的外表而虚伪的成人世界，福音派的主流才逐渐恢复了它的风貌，形成了所谓的「反逆转」〔reversingthegreatreversal〕运动。 第一位重唤福音派去重视社会责任的可能是美国的基督徒学者carlf.h.henry。他是christianitytoday的创办主编，也是叫theuneasyconscienceofmodernfundamentalism〔1947〕的作者。起初，这些言论不受重视。但慢慢的，在一九六六美国的世界宣教大会中，与会人士一致通过「惠敦宣言」〔wheatondeclaration〕，其中强调将「务要向每一个人传扬福音」与「福音性的社会工作」和「为基督耶稣做见证」相提并论，并鼓励所有的福音派人士务必公开的坚守世界性的「种族平等，人类自由，以及其他形式社会正义」的立场。 英国六十年代初期，也有些福音派领袖开始为「福音的社会意义」而努力，安立甘宗福音派人士甚至公开地为他们过去对世界及其他教会的疏离认罪，并且承诺日后要尽力投入。至于宣教的使命范围，会中宣示「传福音与怜悯地服事同为上帝托付的使命」。 世界性福音派的转捩点那么无疑问的是，一九七四年在瑞士洛桑举行的全世界宣教大会。来自一百五十个以上国家约2，700位代表们在「让全世界听见他的声音」的口号下聚集，并在会议结东时提出了洛桑宣言〔lauansecovenant〕。开头三段分别陈述了「上帝的心意、圣经的权威以及基督的独一性」之后，第四段名为「传福音的本质」，第五段那么名为「基督徒的社会责任」。在后者宣告「传福音与社会政冶参与同为基督徒的责任」，但此二段在宣言中只是并列而不相关。 此后几年中，福音派里仍在有一些争议，有些人强调传福音，有些人偏重社会运动，大家仍不清楚如何依据圣经来表达此二者的关系。因此，一九八二年，在洛桑委员会与worldevangelicalfellowship共同支持下，在grandrapids讨论此事，并发表了名为「传福音与社会责任：福音派的献身」的报告。虽然各人看法未尽全同，但在上帝引导之下，众人仍得到极大程度的共识。社会运动被认定同时为传福音的结果与桥梁，此二者实系互相伴随。此外，它们也藉「福音」本身而彼此联合。 教会与政治 洛桑宣言不仅提及「社会责任」，更进一步的深入到「社会──政治的参与」。一提到「政冶」这二个字，往往使许多基督徒感到敏感。他们一直积极的参与社会工作，特别在医药和教育二方面，但对于政冶，那么是抱持著「敬而远之」的态度。任何时侯，只要教会卷入政冶活动，教会内外反对的怒吼就会四处而起，也们坚持「政教别离」。 在这个争论中，有四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第 一、是对「政冶」的定义。第 二、是对于社会与政治的关系，为什么我们无法把二者分开讨论。第 三、探讨人们反对教会参与政冶的因素和顾虑。第 四、谁应该担负基督徒的政治责任。 第一、「政冶」或「政冶的」可能有以下广义与狭义的解释。广义而言，政冶代表城市的生活和市民的责任。所以它涉及到我们一生在人类社会中的生活，政冶是如何在其一个特定社区生活的艺术。但狭义而言，政治是政府管理学。在法律的标准下，考虑如何制定不同特定的政策。 了解以上的定义之后，我们可以继续探讨耶稣曾否参与政治。从后者的狭义角度而言，很清楚的答案是否认的，他从末组织过任何的政治党派，提倡政冶活动或是从事政冶抗争。他从来没有计剖要去影响凯撒、彼拉多或是希律王的政策，相反的，他放弃了从政的时机。但广义的说，他一生的事工都与政冶有关。因为他来到世上，为的是与人类分享他的生命，他也差派门徒做同样的事。更进一步的，他所宣扬的神国是一个全然新鲜，截然不同的社会结构组织，这一套价值观和标准都成为老旧败坏社会的挑战。这样说来，耶稣的教导也涉及了「政冶」。此外，他的王权，被当时的官员视为对抗凯撒的威胁，所以他被诬告指控为煽动叛乱之徒。 第二、我们再来讨论社会与政冶〔狭义〕的关系。在grandrapids报告的最后一章也对此有所讨论。它区别了「社会效劳」与「社会运动」的不同，请看下表： 【社会运动】 .解除人类需要的原因 .政冶和经济活动 .设法改造社会结构 .寻求公义 【社会效劳】 .援助人类的需要 .慈善活动 .设法照顾个人及家庭 .行善 这份报告接下去对社会──政冶运动有更详尽的描述。「这一群人不会只满足于改善人们生活，筹划囚犯的休闲活动，改善工厂环境，照顾穷人；也们要求更多的公共设施，监狱制度的改革，劳工地位的提升，并且在情势需要时，改良经济及政治体系，以使社会从贫苦与迫害之下得到自由。」 很明显的，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社会观应该含括了社会效劳与社会运动。在某些事情上，我们必需借助政治运动，才能解决人们的疾苦受迫。当我们力图减少人世疾苦时，也应考虑到助长那些事情的背景因素。如果在耶路撒冷与耶利哥的路上，旅客常常遭到强盗的打劫，又一再的受到撒玛利亚人悉心的照料，我们可能无视了应该制定更有效的法律来防止抢劫。如果在同一个十字路口，再三的发生车祸，我们不应只是一味的增添更多的救护设施，更好的方法可能就是在路口装个管制交通的红绿灯，以预防车祸的发生。为饥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