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初东亚话语体系刍议...笔谈》《燕台再游录》的考察_王勇.pdf

第6 3卷 第2期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 o l.6 3 N o.22 0 2 3年3月J o u r n a l o f H e n a n U n i v e r s i t y(S o c i a l S c i e n c e s)M a r.2 0 2 31 9世纪初东亚话语体系刍议 基于 使琉球记 琉馆笔谈 燕台再游录 的考察王 勇(浙江大学 古籍研究所,浙江 杭州 3 1 0 0 0 0)摘 要:在近代东亚国际关系从“朝贡体系”向“条约体系”转型过程中,东亚外交话语体系依然奉汉文为尊。使琉球记 琉馆笔谈 燕台再游录 等三种东亚使行录资料,生动而又具体地展现了清朝册封副使李鼎元、琉球文人外交官杨文凤、日本汉学家石冢崔高、朝鲜燕行使柳得恭等人“以笔代舌”的跨国交流与沉默外交,勾勒出空间范围涵盖北京、福建、琉球、台湾、萨摩等地的近代东亚外交生动画卷,廓清了首部中琉辞书 球雅 的来龙去脉。1 9世纪中后期“汉文”上升为近代条约的外交话语体系,彰显了汉字持久辐射力与国际影响力。关键词:汉文笔谈;东亚外交;话语体系;行使录中图分类号:G 1 1 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 0 0 0-5 2 4 2(2 0 2 3)0 2-0 1 2 3-0 6收稿日期:2 0 2 21 12 1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日合作版 中日文化交流史丛书”(1 7 Z D A 2 2 7)阶段性成果;河南省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外语+国际关系+世界史”高素质涉外人才培养创新与实践(2 0 2 1 J G L X 0 1 3)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王勇(1 9 5 6),男,浙江平湖人,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求是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一、近代东亚条约的话语体系纵观1 9世纪东亚大势,西方列国强势渗入各国,日本帝国强势崛起,宗藩制度趋于崩溃,东亚格局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巨大变化。1 8 7 1年,中日之间签订 中日修好条规,标志着东亚国际关系从“朝贡体系”转型为“条约体系”。尽管如此,汉字文化圈影响力尚存,东亚外交话语体系依然奉汉文为尊。中日修好条规 第六款规定:嗣后两国往来公文,中国用汉文,日本国用日本文,须副以译汉文,或只用汉文,亦从其便。按照这个条款,中日两国签约之后的往来文书一概使用“汉文”,如果日本方面使用“日本文”的话,必须附上“译汉文”。这项规定看似有点“语言霸权”,实则是遵循东亚外交话语惯例。1 8 7 5年,日本派遣“云阳号”等3艘兵舰侵扰朝鲜江华岛一带,遭遇朝鲜守军激烈抵抗,史称“江华岛事件”(或称“云阳号事件”)。1 8 7 6年2月2 6日,日本以此为借口,迫使朝鲜签订 江华条约(又称 日朝修好条规 或 丙子修好条约)。虽然此条约对朝鲜含有诸多不平等内容,但双方认同外交话语遵循使用汉文的惯例。即 江华条约 第三款规定:嗣后两国往来公文,日本用其国文,自今十年间别具译汉文一本,朝鲜用真文。条款中所说的“日本用其国文”,是指日本可以使用“日本文”,但必须附上“译汉文”;朝鲜使用的“真文”,即指“汉文”。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话语体系限于“自今十年间”,其间朝鲜、日本均会培养通晓对方国语言的专业人才,1 8 8 6年以后的往来文书各自使用“朝鲜文”与“日本文”,意味着“汉文”作为东亚外交话语的历史行将结束,亦即汉字文化圈面临瓦解的危机。往前推溯到1 9世纪中叶,1 8 5 4年3月,美国佩里将军率领的“黑船”舰队叩开日本国门,迫使幕府签订 神奈川条约(通称 日米和亲条约),根据多种史料还原谈判过程大抵如下:美国谈判官员使用英语,美方翻译官卫三畏口译为中文,中国人罗森笔录后交给日本官员看;日本官员写下汉文,罗森念出来,卫三畏再翻译成英文给美国官员听。于是美日交涉时采用荷兰语与日语相互转译,并以汉文、荷兰文译为日文确认,从而形成荷兰文、英文、汉文、日文的条约文本。由此可见,日本与美国交涉时,“汉文”321DOI:10.15991/ki.411028.2023.02.024作为东亚外交的通用话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再往前溯,1 9世纪初东亚局势“山雨欲来”,各国外交官肩负各自使命,穿梭往返于陆路海途,留下诸多 内 容 丰 富 的“使 行 录”。这 一 时 期 的“使 行录”中国使臣的“使琉录”、朝鲜使臣的“燕行录”、越南使臣的“北使录”、日本官民的“见闻录”等多以汉文撰述,汉文成为当时跨国旅行的外交官彼此沟通使用的话语。事实上,隋唐以来“汉文”一直是东亚外交的通用话语,具有不同母语背景的使臣习惯以“笔谈”的方式进行视觉交际。本文以清朝册封副使李鼎元、琉球文人外交官杨文凤、日本汉学家石冢崔高、朝鲜燕行使柳得恭等人为线索,探究1 9世纪初东亚外交话语的实际情况,论证“笔谈”在跨国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廓清首部中琉辞书 球雅 的来龙去脉。二、李鼎元与 球雅乾隆五十九年(1 7 9 4年)琉球国中山王尚穆去世,遣使表请清朝册封其孙尚温为王。嘉庆四年(1 7 9 9年)八月十九日,清政府任命翰林院修撰赵文楷为正使、编修李鼎元为副使,携带御书“海表恭藩”匾额赴琉球册封。嘉庆五年(1 8 0 0年)二月十八日,册封使一行离京南下;五月七日,封舟开洋出五虎门;五月十二日,入那霸港;十月十五日,完成册封而归。李鼎元(1 7 5 0-1 8 0 5),字味堂,一字和叔,号墨庄,绵州(今四川省德阳市绵竹县)人。乾隆四十三年(1 7 7 8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其兄李调元(雨村)、弟李骥元(凫塘)亦先后入翰林,皆负文望,世称“绵州三李”。李鼎元接受册封琉球副使任命之后,参阅同乡前辈周煌的使琉记录 琉球国志略 等,进行了充分的出使准备,并有意追随前贤撰述使琉球行纪,这便是后来成就的 使琉球记 六卷。使琉球记 详细记载了此次册封使的行程、活动、见闻,嘉庆五年(1 8 0 0年)五月廿九日条记载:连日细访琉球山川、风俗,志略 略备,惟 琉球寄语 尚未搜采。徐录 偶及之,亦挂一漏万。因语法司官,择有文理通畅、多知掌故者常来馆中,以资采访。是日,世孙遣杨文凤来。长史言其文理甚通,能诗、善书。与之语,亦不能解。因以笔代舌,逐字询其音义,并访其方言,文凤果能通达字意。李鼎元随行携带多种前册封使撰写的使琉录,随时参考比对。他发现周煌的 琉球国志略 记载琉球山川风俗较详,但未附 琉球寄语;徐葆光 中山传信录 虽采择部分琉球语,但“挂一漏万”。因此,李鼎元计划在访琉期间编撰一部完整的 琉球寄语,并要求琉球官方派员协助。琉球官方派杨文凤协助,然而双方语言沟通存在障碍,最后采用“以笔代舌”的笔谈方式,“逐字询其音义,并访其方言”,编撰工作才得以顺利开展。嘉庆册封琉球使团虽有通事郑煌随行,但在实际交流过程中翻译效果不尽如人意。李鼎元与杨文凤初次见面时从“口谈”转为“笔谈”的情景,使琉球记 仅言“与 之 语,亦 不 能 解”,因 而“以 笔 代 舌”。1 8 0 3年杨文凤奉使日本与石冢崔高笔谈时提及此事,披露了未见于 使琉球记 的细节。琉馆笔谈记载如下:石曰:见天使,言语相通否?杨曰:凤不知华音,有天使带来通事通话,然以其不甚明畅,一日换之以笔,写字为问,文凤亦写字为对。天使笑曰:“悔不早请管城子传言,其通快利便,不可言也。”自是以后,笔语以为常。当笔语时,天使等下笔,千万言即成,字字句句,明明白白。凤为对,语涩笔迟,或至举笔,沉吟半晌,汗出浃背。当时虽有通事(郑煌)在场,但沟通“不甚明畅”,改为笔谈后,李鼎元下笔“千万言即成”,感叹“悔不早请管城子传言,其通快利便,不可言也”,故而“自是以后,笔语以为常”,表明此后李鼎元与琉球的话语沟通主要依据“笔谈”,很少借助通事进行“口谈”。李鼎元与杨文凤初次见面,达成借用笔谈沟通的共识,第二天琉球官方再追加四名文人(人称“四公子”)加入团队,襄助李鼎元编撰 球雅。使琉球记 五月三十日条记云:首里公子向循师、向世德、向善荣、毛长芳来,以所作诗文进质,皆有思致。询其来意,乃知世孙知余欲辑 球雅,特遣四人来助杨文凤参稽一切。三向为世孙本支,毛则王妃之侄,通汉文、能汉语,年皆二十以上。与之语,文理尚不及文凤,而聪明善悟。世孙即令五人馆于使院之西里许,因就诗韵字,令每人日注数十字来,疑者面议,后率以为常。此时李鼎元着手编撰的辞书已定名为“球雅”,421殷梦霞,贾贵荣主编: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续编 上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 0 0 2年,第7 5 8页。筑波大学附属图书馆藏抄本 琉馆笔谈,索书号“3 0 8-1 1 3”。以下凡引用 琉馆笔谈 皆用此本,不再逐一出注。殷梦霞,贾贵荣主编: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续编 上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 0 0 2年,第7 5 8页。以杨文凤为首的五名琉球文人安置在使院附近,自此“每人日注数十字来,疑者面议,后率以为常”。虽然中琉双方语言无法沟通,但笔谈交际似乎非常顺畅,使琉球记 六月二十六日条记载:杨文凤来,问以国中官制、士习听其言,源委了然,笔谈翻胜口谈,当推为中山第一学者。这里提到“笔谈翻胜口谈”,并且赞誉杨文凤为“中山第一学者”,说明李鼎元对编撰进展非常满意。从 使琉球记 的记载来看,杨文凤等人屡屡将完成的初稿递交给李鼎元,其条目达数千则。比如,使琉球记 七月二十七日条云:杨文凤送 寄语 二百余条并书本国字母以来。余以 传信录 较之,无异。问以 徐录 谓一字可作二、三字,读者略仿中国对音,何以说?对曰:“此乃字义,非音也。小邦但知对音,不知切音。”乃知历来册使俱就通事口授以意解释,未令通人笔之于纸,故音义不分。余作 球雅,皆令文凤等逐字注其音、复注其义,并将通俗等语汇成册,令注本国语各句下,就所注而辑之。字异而语同者合并之,无令重出。务在得实,以备一邦翻译。名曰 球雅 者,仿 尔雅 体例,以汉文贯首而释其 寄语 于下,盖欲以汉文通夷文,使不雅者亦归于雅,此命名之义也。李鼎元倾力编撰 球雅,实有超越前人的抱负。他认为“历来册使俱就通事口授以意解释,未令通人笔之于纸,故音义不分”,而借助笔谈编撰 球雅 不仅提高了效率,也大大提升了精确度,因而对这个自创的方式颇为自得。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李鼎元提到 球雅 之名的来由,乃是仿 尔雅 体例,寓意“以汉文通夷文,使不雅者亦归于雅”。在杨文凤等五人的通力协助下,经过近五个月的努力,李鼎元终于编成 球雅 初稿。嘉庆五年(1 8 0 0年)十月十五日,册封使圆满完成使命,将登舟渡海返回福建,新册封的琉球国王尚温在致谢词中特别提到李鼎元编撰 球雅 的伟业:副使大人更为小邦广声教,辑 球雅;国之略晓文字者,皆得就教尊前,执经问业。父师之恩,尤深感戴!欣幸久住,亲炙多人。李鼎元在航海返回福建的途中,依旧心系 球雅,在颠簸的船中继续修订完善。李鼎元诗文集 师竹斋集(卷十四)收有 舟中详订球雅因题。其中,“就中参寄语,十未详一二”,是说此前的使琉录收录琉球语仅十之一二;感叹“守礼恭顺邦,岂得阙文字”,表明编撰 球雅 之初衷;“毛颕代吾舌,楮墨亦来伺”“仓颉腕下忙,扬雄椠底忌”描写笔谈的情景;辞书体例则是“音维对则呼,义须别乃类”;“草创初脱稿,精严起凡例”谓在琉期间完成初稿,舟中编定 凡例;“舌遂能通,象胥竟须弃”是期待的结果;“尔雅词不繁,方言师其意”说明 球雅 参照了 尔雅 方言 的范式。三、杨文凤的漂流谭日本享和三年(1 8 0 3年)夏,琉球人杨文凤奉命出使日本,住于萨摩藩鹿儿岛的琉球馆。时有萨摩藩儒士石冢崔高慕其文才德望,登门求见。二人语言不通,笔语交谈、赋诗酬酢,石冢崔高“以其相赠答诗什及其笔语,录为一卷,题为 琉馆笔谈,以志奇遇。后日也,其诗又别为一册”(琉馆笔谈 首文)。杨文凤(?-1 8 0 6),琉球著名诗人,出生于首里赤平村。成岛司直 琉球录话 载其小传:杨文凤字上乡,号四知,常称上田亲云上,诗文为球阳巨擘。数至萨摩,以故萨人亦赏其敏捷。去年册封使至其国,宴中山茶亭,睹壁上题诗,惊其才俊,问是谁作,侍者曰“国人杨文凤所题”。时文凤在阶下,封使益奇之,携手登亭,终日唱和为文字饮云。嘉庆五年(1 8 0 0年)五月,清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