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林损解聘案考_尹燕.pdf

2023年2月第35卷第1期安康学院学报Journal of Ankang UniversityFeb.2023Vol.35No.1DOI：10.16858/j.issn.1674-0092.2023.01.021摘要：1934年北京大学国文系的改革引发了林损怨怼胡适这桩公案。细究这桩公案，可以看出：林损被解聘确实与胡适有关，是胡适在北京大学排斥旧派学系，为新派学系立门户的结果。林损与胡适的这桩公案，虽然只是北京大学“改朝换代”的一个小插曲，是北京大学不同学术派系间的纠纷，但是从这场改革的结果来看，北京大学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包容”和“自由”精神。关键词：林损；解聘；胡适；门户之争中图分类号：K25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092（2023）01-0113-0419341934年林损解聘案考年林损解聘案考尹燕（渤海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锦州 121013）收稿日期：2022-06-02基金项目：2019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青年基金项目“近代学术变迁视域下的温州学派研究”（19YJC770061）作者简介：尹燕，女，山东莱阳人，渤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研究。1934年，北大国文系进行调整改革。校长蒋梦麟一方面免去了原系主任马裕藻的职务，由文学院院长胡适兼任，另一方面将林损与许之衡解聘。对此，林损极为不满，并怀疑此举是胡适的意见，便给二人写信，加以怒骂。此事又经北平晨报 申报等报道，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关注，于是学界便有了林损怨怼胡适这桩公案。对于林损和胡适间的这段公案，学界的看法莫衷一是：或认为林损在北京大学“被开”确系胡适所为，是胡适公报私仇，原因是林损在新文化运动中强烈反对胡适提倡的白话文以及新式标点；或认为林损“被开”虽与胡适有关，但也是林损相对守旧，在治学治教上逞才使气的结果，即林损学术观点偏旧，且上课期间喜欢东拉西扯、习惯骂人所致；或认为林损“被开”与胡适无关，是林损脾气怪僻、耽酒、学问少有创新的必然结果。那么林损“被开”到底与胡适有没有关系？林损被解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一、林损“被开”确与胡适有关虽然在1934年北京大学改革的这场风波中，林损最后是自己辞职的，但其真实原因却是为北京大学所解聘，这在胡适日记中很清楚地记载着。胡适在1934年5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商定北京大学文学院旧教授续聘人数。不续聘者：梁宗岱、Hew-vi Frei、林损、杨震文、陈同燮、许之衡。”11812可见，林损确为北京大学所解聘。非但如此，林损被解聘也确实与胡适有关。1930年蒋梦麟正式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也重返北京大学，此后北京大学便由蒋胡二氏主持。为使北京大学重返“最高学府”的地位，改变北京大学经济困难、人才难求、学风不振的局面，蒋梦麟在胡适的协助下改变了蔡元培时的教授治校体 张中行的负暄琐话中即言：“说起北京大学旧事，胡博士的所为，也有不能令人首肯的，或至少是使人生疑的。那是他任文学院院长，并进一步兼任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立意整顿的时候，系的多年教授林公铎（损）解聘了。林先生傲慢，上课喜欢东拉西扯，骂人，确是有懈可击。但他发牢骚，多半是反白话，反对新式标点，这都是胡博士提倡的。自己有了权，整顿，开刀祭旗的人是反对自己最厉害的，这不免使人联想到公报私仇。如果真是这样，林先生的所失是鸡肋（林先生不服，曾发表公开信，其中有“教授鸡肋”的话），胡博士的所失就太多了。”（参见张中行负暄琐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杨建民北大教授林损反对胡适被“开”一文认为：“这样看去，林损不仅相对守旧，在治学治教的态度上，也有很大逞才使气成分的。这似乎就不应当了。由此看来，胡适即使不从新学旧学的冲突考虑，仅从教学态度处理，解聘林损，也有他十分充分理由的。”（参见人民政协报，2011-02-17）。程巢父认为：（一）林损在人性上有弱点；（二）林损在被解聘前，耽酒，学问上无所进展，殊少创新；（三）解聘林损，与胡适无关。（参见程巢父张中行误度胡适之关于林损对胡适怨怼的辨证，书屋，2004年第1期，第25页）。113制，明确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2186的方针，取消评议会，改设校务会议为学校最高权力机关，实行教授专任制度，辞旧聘新，打破教授终身制。这番改革，一方面使北京大学度过了困难时期，另一方面也使门户之见渐深。其中门户之见不仅使北京大学改变了蔡元培主校时“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宗旨，而且直接导致了北京大学在民国年间的第二次学术变迁和林损与胡适的这段公案。自蔡元培以“兼容并包”理念治北京大学后，既聘请了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新派学者，也延请了刘师培、黄侃、辜鸿铭等在人们看来落后守旧的人物在北京大学授课，一时间北京大学新旧交集。按说这样的新旧结合、百家争鸣，对于学术发展应该产生很大的推动作用，但实际上北京大学自新文化运动以后在学术上的建树屈指可数。据统计，北京大学自1919年至1920年，只出了5期月刊、5种著作、1种译著。1922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的本校成立第二十五年纪念感言中不无遗憾地说：“值得作一个大学第二十五年纪念的学术上的贡献实在太贫乏了。”3在蒋胡一派或更多人看来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当时北京大学校政掌握在包括林损在内的浙系学人手里，老派的章门弟子几乎控制了北京大学的文科。傅斯年在1934年给蒋梦麟的信中就明确地指出：“罪魁马幼渔也。数年来国文系之不进步，及为北京大学进步之障碍者，又马幼渔也。”4531因此，他们认为，北京大学要想在学术上有所进步，实现振兴，铲除浙系学人对北京大学的把持至关重要，而对浙系学人集中的国文系的改革则是关键一步。虽然在北京大学国文系改革过程中的人事处理上，蒋梦麟对胡适、傅斯年有过“聘请新教授你们来做，辞退旧人由我来做”5541-542之语，但并不代表胡适与解聘人员无关。因为，胡适作为当事人，身为即将兼任的国文系主任，必然身与其事，哪些人要留哪些人要去，自然是由他所决定或给出意见。蒋梦麟所谓的解聘不过是以学校的名义行使最后的解聘手续而已。这是无须辩解的。而且蒋梦麟也讲过：“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和孟真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6可见，胡适对相关人员的解聘完全是知晓的，而且也直接参与了。此外，1934年傅斯年给蒋梦麟的信也从侧面证实了这一点。傅斯年在信中言：得知“国文系事根本解决。至慰”，拍手称快之余，认为“此等（林损）败类，竟容许其在北京大学如此久”，是由于马幼渔曲意袒护，指责马为“此辈之最可恶者”。“林妄人耳，其言诚不足深论，马乃以新旧为号，颠倒是非，若不一齐扫除，后来必为患害。”请求蒋梦麟当机立断，将马幼渔与林损一起除去，不留祸根。并称：“马恶贯满盈久矣，乘此除之，斯年敢保其无事。如有事，斯年自任与之恶斗之工作。”4531傅斯年参与策划“解决”国文系的密谋，为老师谋兼系主任，老师岂有不知情之理？所以林损被解聘一事必是经过了胡适的参与与同意，有胡适的意见在其中。因此，马叙伦先生在石屋余渖林攻渎一文中说林损之去“为适排而去”7205当是客观。二、确立门户是胡适排林损的根本原因那么胡适为什么排斥林损等人呢？实际上这是胡适在北京大学确立自己新潮派的门户的结果。自浙学派联合新潮的英美派取代桐城派在北京大学独大之后，英美派与浙学派之间的关系就开始紧张起来。由于浙学派把持了北京大学的校务管理机构评议会，因此在五四之后英美派在很长时期内处于下风，胡适等人在北京大学的地位也岌岌可危。尤其是在陈独秀被排挤离开北京大学后，胡适在北京大学的地位一度动摇，“从1920年代后半期开始，他的一系列开风气之先的学术著述，遭到各派学人或隐或显的批评指摘”8，其学术领袖地位受到严重挑战。面对浙学派的攻势，胡适虽曾激烈回应，和傅斯年、罗家伦借口不受当局掌控，提议将北京大学迁到上海租界去，但被沈尹默等拒绝。抗争失败，英美派在北京大学根基未稳。然而胡适并不就此甘心。他一方面以“向来不屑同他们作敌对”为名，采取“不瞅不睬处之”9608之法，匆匆完成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并请蔡元培作序，以奠定自己的学术地位；另一方面，他又适时提出“整理国故”运动，打破“章门弟子”对国故研究的垄断，以减轻浙学派对他的压力。胡适的这两个举动，特别是整理国故运动，就是为了后来的卷土重来。他的“整理国故”并非真要像浙学派那样研究国故，不过是借整理“国故”之名为其冲破浙学派的包围而努力罢了。诚如他自己所言：“我之所以整理国故者，只欲人人知所谓国故者亦不过如此而114已。”10444后来，他甚至说自己这是为了从“烂纸堆”里“捉妖”和“打鬼”11105-106。而所谓“妖”“鬼”，自然是指浙派学人。可见，为在北京大学立下门户，胡适用心良苦。1926年7月至1927年5月，胡适为庚款等事，远游欧美，回国后一度在美国退还庚款组成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中基会）中任职。1929年6月29日，他又在中基会董事会年会上被选为董事，并任书记，此后日渐成为其中的要角。蒋梦麟回北京大学后，胡适帮他说服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每年赠予北京大学20万元，连赠5年，解决了北京大学经费困难的难题。而胡适也重回北京大学任文学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有了这个基础，胡适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在北京大学重立新潮派之门户了。胡适在北京大学这场改革中为新学立门户的做法在他办国文系的举措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胡适等人在设计北京大学复兴的时候专门提到了学术对提高北京大学地位的意义。然而对于什么是学术，如何提高，胡适在这场改革中则完全是按照自己个人的私意。钱穆曾回忆说：“余初到之年，北京大学历史系第一次开会，适之为文学院长，曾言办文学院其实只是办历史系。因其时适之已主张哲学关门，则哲学系宜非所重。又文学系仍多治旧文学者掌教，一时未能排除此见当时学术界凡主张开新风气者，于文学则偏重元明之下，史学则偏重先秦以上，文史两途已相悬绝，其在文学上，对于白话文新文学以外，可以扫荡不理。对于史学，则先秦以下，不能存而不论，但亦急切难有成就。于是适之对北京大学历史系之兴趣，亦逐渐减轻。”12169从钱穆的这段观察中可以看出，胡适办理北京大学文学院的主张，哲学非其所重，文学则以白话新文学为尚，史学以先秦为主。可见，在文学上，胡适所立之门户是白话文的新文学。除此之外，在国文系人员的聘请上，胡适也认为学术只求其新，所聘人员应以新为主。他力聘徐志摩就是典型一例。1931年初胡适聘徐志摩任北京大学讲座教授，徐志摩本人却自认不是学者，心存疑虑，颇不自信，自言“北京大学我当然愿意，但不知要我教什么课程，我有资格承当不”。8月徐志摩收到北京大学讲座教授聘书，又言：“基金讲座的消息转教我发愁。你是知道我的，我不是个学者，教书也只能算是玩票，如今日要我正式上台我有些慌。且不能说外面的侧目，我确是自视阙然，觉得愧不敢当”13289-296。实际上胡适也很清楚徐志摩的学问功力有限，认为“志摩之与选，也颇勉强”14，但仍力排众议，坚持聘用。胡适之所以这么做，其实就是想借助新派力量进入国文系，打倒浙学派，使新派门户得立，因此其聘用人员只求其新。此外，林损也并非真的是胡适、傅斯年等人嘴中所谓的不学无术的败类，也不是完全被学生所反感的。首先，林损本于1927年离开北京大学到东北大学任教，1929年是应当时北京大学代理校长陈大齐邀请才重回北京大学的，这说明其学问仍有可取之处，否则不会再度被邀请。而且学者吴宓对林损的学识非常钦佩，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谈久，甚佩其人。此真通人，识解精博，与生平所信服之理，多相启发印证，甚慰”11848。其次，林损1929年重返北京大学教席时，学生中虽然“喜新文学者排之”，但“喜旧文学者拥之”7205。甚至林损因北京大学改革而辞职时，北京大学学生还曾自发组织多次挽留。1934年4月26日北平晨报发表的北京大学国文系代表挽留三教授报道中言：“北京大学国文系系友会、交际代表孙震奇、石蕴华、徐芳、李耀宗等四人，原定昨日上午谒见校长蒋梦麟，再度挽留林损、马裕藻、许之衡三教授，嗣因各代表上午功课甚忙，遂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