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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政府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研究综述.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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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业管理专业 政府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研究综述 公共事业 管理 专业 政府 高等教育 成本 分担 研究 综述
文献综述报告 政府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研究综述 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教育都是其根本,更是每一个家庭和社会未来发展的重要基础。对于全社会来说,教育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时至今日,教育问题也成为了民生问题当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提到这方面的问题的时候,必然无法规避教育成本的问题。著名的美国学者就曾经在实地对英法等国的教育成本考察以后,提出了政府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策略及其理论内容。 该名学者认为,教育成本应当采取分担的方式,由家庭、社会以及政府进行比例分担。笔者在本次研究中,对于前人的学术文献进行了综合的了解,同时充分的借鉴了国内外的先进成功经验,并与我国现实教育成本分担情况进行综合对比,总结出目前我国政府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方面的不足之处,最终阐述有效解决策略。 一、论题的研究现状及其发展 (一) 国内研究现状 (1)对政府高等教育成本负担意义、依据情况的研究 一般来说,我们所指的高等教育是有别于其他教育的,是具有明确教育目的。而高等教育成本则是为了培养此类学生为了达到社会需求度的目标而付出的各项物质或资源价值。现阶段,在计算高等教育成本的时候,我国仍然没有出台专一的计算方法和标准,所以大部分仍然沿用传统的统计计算的方式。 武雷,林钢.论高等教育成本管理[J].会计之友,2016(07):107-111. 宋杰认为,教育成本分担制度已经在我国发展成为较成熟的体系,30余年来仍然在不断的改革当中优化完善。然而,一些现实问题仍然困扰着这一机制的正常运行:首先是由于不同地区之间的财政拨款力度差异较大;其次是由于省市县乡不同级别的财政拨款。金额会按照行政区域进行差异对待,对于低学历的高等院校拨款金额较少,没有按照学费比例进行均摊;再次,由于隶属关系的限制,导致很多高校能够获得的拨款金额是十分有限的,这就使得个人和家庭需要负担的比例越来越高;另外,由于受到学校性质的限制,导致一些民办高校的收费标准较高,然而却无法直接获得上级政府的财政拨款支持;最后,拨款来源仅仅依靠当地政府和财政局的单一渠道,数量有限,也没有对最后的资金去向和使用效果进行考核。 宋杰.基于政府职能视角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研究[J].会计之友,2018(09):148-151. 时至今日,民办高校已经占据了我国高等学校数量当中的重要比例,但是在教育拨款这方面仍然面对着许多的问题。政府不愿意给予民办高校更多的拨款,使得个人和家庭方面的经济负担越来越重,甚至逐渐衍生出了民办高校及其学生二等公民以及边缘化的情况。 学者谭黎明、高志强认为,实际上,真正使得民办高校的教育成本不断激增的原因就在于其每年收取的各项学杂费用和书本费用,而如果单一使政府来承担这方面的经费又不太可能,所以必然会导致家庭教育成本加重。这样一来,会使得民办高校的口碑愈发下降,也使得生源质量难以得到保证。如此一来,就无从谈及民办高校的可持续长远发展,更无从谈及其社会职能的发挥。 谭黎明,高志强.民办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机制研究[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5,14(01):120-123. 皮江红认为,纵观我国民办高校收费标准的制定经验可知,大部分都是采取以下两种,首先是上线管理,也就是非营利民办高校会采取的一种普遍手段,对于所有的经费和教育成本采取一个上限,标准要求不得超过这个标准;其次是自主确定,这对于很多民办高校来说,使得他们有了更多的收费空间,完全可以自主制定教育费用标准。 皮江红.论民办高校收费标准确定的模式[J].中国高教研究,2017(12):77-81. 2.成本分担的问题及完善策略 武雷(2016)认为,目前国家对教育投入总量增加,但投资路径并没有创新。 武雷,林钢.论高等教育成本管理[J].会计之友,2016(07):107-111. 宋杰(2018)认为,教育投入要区分不同的学校类型,对于资金缺乏的学校,要注重资金投入,对于教育质量欠缺的学校,要更加倾向于对教学技术的投入,同时有区别的进行投入,对资金充足的学校多投入,对资金短缺的学校重点投入。 宋杰.基于政府职能视角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研究[J].会计之友,2018(09):148-151. 谭黎明(2015)认为政府、社会、家庭是教育投资的三大主体,但目前教育需求和教育投入现状不匹配,需要进一步明确教育需求再有重点的进行投入。 谭黎明,高志强.民办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机制研究[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5,14(01):120-123. 唐万宏(2014)着重研究了政府在对教育投入过程中所受的影响因素,认为信息不对称等都会影响政府对教育投入的判断。 唐万宏,高正.高等学校教育成本差异性的实证研究[J].会计之友,2014(30):97-100. 高等教育教育成本分担策略研究。刘旭东(2015)指出,政府投入是教育成本分担的主体,同时非义务教育中的学费支出也应作为成本分担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重视政府的主体作用,提高财政投入支持,政府应该是成本分担的主体,其他费用支出是次要分担方面。 刘旭东,史景轩.美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发展与启示[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02):176-180. 卢晓东(2016)以实例研究分析得出政府和家庭对教育成本分担的不同比重,认为谁是分担主体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卢晓东. 学分制发展与成本分担机制的精细分析(下)——新视角下学费、拨款政策的完善方向[J]. 中国高教研究,2016(08):20-26. 陈岳堂(2018)指出,政府在成本分担中起主导作用负主要责任,学生家庭在成本分担中起重要作用,是第二大分担主体,社会也应该起补充作用。 陈岳堂,浣坚. 浅谈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机制[J]. 当代教育论坛(宏观教育研究),2018(05):18-19. 谢琼(2018)经研究得出,政府一级对于教育的投入仍然有些偏低,甚至并没有在分担机制当中承担起主体地位,为了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应当确立全新的教育资助机制,使得个人及家庭层面的经济压力减少。 谢琼,武毅英. 近十年我国家庭高教成本分担的城乡差异分析[J]. 重庆高教研究,2018,4(02):87-94. 3.成本分担政策的变迁路径、变迁动力和变迁趋势 目前,我国学术界对于教育成本分担政策的研究仍然是按照实践和发展历程进行探索的,并没有综合考虑其特点及时间节点。然而,我们需要意识到,这项工作本身与教育,财政有着巨大的关联性,同时也必然反映出政策演变的特点。杨会良(2006)将教育财政的变化分为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前(1949-1979),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初期(1980-1993),第三阶段是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1993一至今)。 杨会良.当代中国教育财政发展史论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杨会良教授是从历史纵深的角度来梳理当代中国教育财政发展的历史进程,着重点是把握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宏观教育财政政策、教育财政改革目标等等。罗晓华(2008)也是将教育财政分为三个阶段,但是与杨会良教授有时间节点的区别:第一阶段(1949-1985)单一依靠财政拨款阶段,第二阶段(1986-1998)多元化投资形成阶段,第三阶段(1999一至今)多元化投资拓展阶段。 罗晓华.高等教育财政投资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 罗晓华教授分层的出发点是关注教育财政自身特点的变化,从而进行分层,论述每一阶段各自特点,以及发展方向。乔春华从教育财政体制角度进行划分:第一阶段(1940-1980)中央统一教育财政体制,第二阶段(1980-1998)中央和地方分级教育财政体制,第三阶段(1998年以后)高等教育财政新体制。 乔春华.高等教育投入体制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乔春华教授的对高等教育财政的划分兼有杨会良与罗晓华两位学者的特点,既有宏观角度的思考,又聚焦到教育财政。 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政府部门,实际上都希望更多的去探讨教育公平的问题,所以在制定相应政策的方面也会侧重于教育公平的内容,高等教育的公平性同时也关系着社会公平。虽然近些年越来越多的人能够通过高考这一公平途径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忽视其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尤其是公平性缺失的问题。在对教育公平性,内涵进行探索的方面,学术界的争论一直较多:潘松剑(2018)认为有四个方面:一是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平等;二是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均等;三是高等教育的公平是相对的;四是高等教育公平的实现过程是有层次的。 潘松剑. 高校学费定价:制度背景、成本分担机制与改革方向[J]. 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18,22(02):10-15. 单凤姣(2018)也认为高等教育公平就是两个方面:接受高等教育权利的平等和机会的均等。 单凤姣,李震峰. 我国公立高校资源配置:逻辑、障碍与路径——基于林达尔均衡的分析[J]. 教育发展研究,2018,38(Z1):92-100+107. 大量研究者提出,高校教育的成本分担将会呈现出“效率”趋势。王处辉(2017)认为高等教育财政效率应是指教育财政资源投入多少与最终获得的教育效益之间的关系。效率与公平在有限的教育资源条件下永远是一对矛盾体,效率优先或者公平优先在不同国家不同经济条件下会有不同的选择。 王处辉,彭荣础. 我国现行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政策评议[J]. 高等教育研究,2017(01):31-36. 张继华(2017)认为我国高等教育财政的经费分配方式就是遵循效率优先原则,但是这种效率原则在高等教育财政中的应用在微观上并未带来高校资源利用率的提高,在宏观上也并未实现财政资源收益的最大化。 张继华. 我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特点及发展趋势预测[J]. 黑龙江高教研究,2017(11):62-66. 正因如此,笔者认为,在教育成本分担机制方面,更需要突出政府及有关部门的主体责任,尽可能的发挥宏观调控作用,保证公平性。同时也需要不断的建立健全,完善相应的分担机制,保证核算比例的准确合理,从而使得高等教育事业获得蓬勃发展的机会。另外,也可以积极地引进国外资金加大市场方面的投入比例,不断的优化培养模式。 (二) 国外研究现状 1. 对高等教育成本负担情况的理论研究 教育成本分担理论是由美国当代教育经济学家D.Bruce.Johnstone首先提出的,他在《高等教育的成本分担:英国、德国、法国、瑞典和美国的学生财政资助》中指出:“高等教育是有投资、有收益性的活动,具有明显的外部收益性,可以同时满足多个利益主体的需要,其受益主体包括国家、个人、家庭、学校、企业及纳税人等。根据市场经济活动的运行规律,这些受益主体都应分担教育成本。” Bruce.D.Johnstone.Sharing the Costs of Higher Education:Student Financial Assistance in the United Kingdom,the Federan Republic of Germany,France,Sweden,and United States[M].New York:College Board,1986:3. 对于高等教育成本分担,Bnrnett认为“高等教育既具有公共效益,也具有私人效益”。 Barnett,W.S.,Belfield,C.R.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And social Mobility[J].The Future of Children,2006(16):73-98. Carneiro和Heckman认为“高等教育是一项能带来很高的私人和社会收益的投资”。 Carneiro,Pedroa and James J.Heckman. Human Capital Policy in Inequality in America:What Role for Human Capital Policies?[M].Cambridg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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