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城而生”的漂泊与挣扎—...重读贾平凹长篇小说《高兴》_毕会雪.pdf

88百家评论2022 年第 3 期 总第 58 期贾平凹经常说“我是一个农民”，他在写完废都之后曾表示以后再也不写城市了，只把关注点放在故乡的土地上。但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农民和土地不是孤立和静止的，农村在被动卷入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村和土地以及农民都处于动态的变化当中，从秦腔开始，乡土社会延续千年构建起的乡村生活方式和文化伦理支撑已然崩塌了，当农村的年轻人都出走到城市去打工的时候，贾平凹关切的目光就无法从城市的农民身上移开了，贾平凹用高兴记录了从土地上出走流向城市的农民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那么贾平凹为何会写一部以拾荒者群体在城市的生活为内容的小说？从高兴的后记（一）中可以看出贾平凹写这部小说的现实机缘。作品中的刘高兴在现实生活中是有原型的贾平凹的老乡刘书祯，作者在“文革”中和他一起从初中辍学回家乡务农，后来作者上了大学再后来写书，在家乡待的时间少了，逢年过节回家看看父母亲朋，书祯当了兵，后来去乡镇上做过泥水匠、卖过豆腐、挂面、油条，他干了好多都没干出什么名堂，日子过得比较狼狈，每次作者回老家，书祯都会跑来看他，通过与刘书祯的聊天，贾平凹对家乡现状、当下农民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有了新的了解，萌生出了创作的欲望。在书祯的叙述中，农村耕“向城而生”的漂泊与挣扎重读贾平凹长篇小说高兴毕会雪内容提要：高兴书写了从“清风街”出走的个体农民来到“西安城”，由于身份和学历等方面的原因无法冲破阶层的束缚，只能以捡垃圾为生，构成当下社会一个真实的社会现象，称呼上完成了从“农民”到“农民工”的身份转换问题。高兴写出了拾荒者在城市里漂泊无依的生活状态，本文以高兴为文本详细解读拾荒者群体真实的生存境况，主要从生存状态、情感归宿、精神寄托三个方面来分析。关键词：贾平凹 高兴 漂泊 城市化DOI:10.14094/37-1482/i.2022.03.01489作家作品研究地的匮乏是“逼走”农民的首要因素，“咱这儿啥都好，就是地越来越少，一级公路改造时占了一些地，修铁路又占了一些地，现在又要修高速路呀还得占地，村里人均只剩下二分地了，交通真是大发达了，可庄稼往哪儿种，科学家啥都发明哩，咋不发明种庄稼？”从农村出去城里打工谋生路的人越来越多，他们的遭际却不容乐观，同村一户人家卖豆腐辛苦供儿子上大学，儿子毕业后在西安做“文化盲流”，不愿回县里教书，小女儿外出打工，去了两年至今未归，而村里都心照不宣的默认了她大概是去“给城里人生娃”，其母因此患了疯癫，这是农村现在的普遍状况，农村日子依然苦焦。书祯的儿子初中毕业后就去西安打工，在一家煤店里送煤，儿子赚了钱却不给父母，书祯去投奔儿子，可五十三岁的年纪，腰和腿都不行了，跑不快路，干活也蔫儿。后来父子发生了矛盾，儿子不同意把赚的钱拿回老家盖新房，两人激烈争执，书祯出来单干，只找到收破烂一门营生，于是书祯就靠收破烂谋生了。作者以前缺少对这个行业的关注，书祯的遭际让他开始关心收破烂群体的生活，他关心他们从哪里来，为何而来，靠拾破烂能否吃饱穿暖维持生计。我们知道“商州三录”里描写的好山好水的商州其实是作者记忆和情感的产物，真实的商州如贾平凹所说，不是产粮区，煤石油天然气等资源也都缺乏，是个最闭塞、最贫苦的地方，缺少天然资源，人们往往就靠开个小饭店挣钱，这里的人们偏又爱好文学，注重培养孩子上学，这些学生大学毕业往往极少回家乡发展，留在了城市做临时工，商州的资金和人才都流失了，这也是中国目前乡村面临的普遍命运，中国人口出现的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迁移的目的地就是城市。作者长久以来思考着他作为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作家，在当下的写作方式和写作意义，最终，他决定把自己的作品当作社会记录来写，“我要写刘高兴和刘高兴一样的乡下进城群体，他们是如何走进城市的，他们如何在城市里安身生活，他们又是如何感受认知城市，他们有他们的命运，这个时代又赋予他们如何的命运感，能写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我觉得我就满足了。”写刘高兴等进城打工群体的进城原因，以及进城后的生活状况、所思所感和命运走向，把记录留给时代、留给历史，也留给世人去了解和思考。从秦腔到高兴，作者的叙事空间虽然发生了转换，但是叙事主体仍聚焦在“农民”身上，同时，关注到了中国农民“离乡进城”这一重大的社会现象。秦腔写的是传统的乡村生活完全崩溃了，大批农民在面对生存和文化困境时怎样一步步地从土地上出走，高兴写的就是这些出走的农民进城后的生活状态，农民主体由于在空间上的流动产生了不同于原来空间意义上的乡村存在的新的乡土困境。像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从内容上看，贾平凹的这个小说接续着他多年以来对乡土中国的关怀。如果说两年前的秦腔呈现的是凋敝和颓败的废乡，讲述了农民怎样一步一步从土地上走出去；那么如今的高兴则从村里写到了城里，它写的是农民在城里野草般无根飘荡的生存状态。”如果说秦腔里的乡土困境的主体是“农民”的话，那么高兴中出现的新困境的主体则是“农民工”，当个体的农民在“秦腔世界”的乡土困境中被抛出之后，自身在面对新的生存环境时产生了原来的乡土困境无法涵盖的新因素和新问题，乡土困境的意义由此变得多元化，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乡土困境凸显出来。从秦腔到高兴，作家记录的是从故土中出走的农民在城市颠沛流离的生活，表达的是贾平凹对故土上生长、出走的子孙在现代化进程中命运的关注，虽然不能说是乡土叙事，但也不能完全说是城市叙事，或许可以成为乡土困境在新的空间的演变，是另一个维度上的乡土困境表达。在高兴中，从“清风街”出走的个体农民来到“西安城”，由于身份和学历等等方面的原因无法冲破阶层的束缚，只能以捡垃圾为生，构90百家评论2022 年第 3 期 总第 58 期成一个庞大的群体，构成当下社会一个真实的社会现象，称呼上完成了从“农民”到“农民工”的身份转换，但是，他们在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沦为城市的边缘人群，面对着来自生存的艰辛、身份的歧视、性爱压抑、道德两难等诸多问题，高兴写出了拾荒者在城市里漂泊无依的生活状态，本文以高兴为文本详细解读拾荒者群体真实的生存境况，主要从生存状态、情感归宿、精神寄托三个方面来分析。一高兴是一部以叙事人命名的小说，这在贾平凹的小说中是少见的，叙事人“刘高兴”原型是贾平凹的老乡刘书祯，这两点使小说带有强烈的自传色彩，贾平凹采用这种叙事方法凸显了小说文本的真实性，给读者以亲切的阅读体验，由此构建起的文本不仅能够准确的再现城市拾荒者的生存境遇，更能准确地表达出人物复杂、纠结的心理活动和情感变化。首先，从拾荒者的生存境遇方面来看，“刘高兴”是从清风街出走到城市务工的个体，他自觉肩负着带领同村的五富一起脱贫致富的任务来到西安，同黄八、瘦猴、杏胡等人组成了拾荒群体，他们选择进城的原因同秦腔中的乡土困境有着深切的联系，农村中的土地在日益减少，从“土”中生长出的文化也渐渐丧失，他们不再依附于土地生存，开始在县城周围做一些建筑散工，因为挣不了多少钱回来之后又要回去，加上他们听说村里第一个离开清风镇到西安的韩大宝在城里赚了大钱，村里许多人都去投奔他，刘高兴就决定带着又笨又怯的五富去西安。刘高兴和五富等人来到了城市，没有知识和资金的他们进入城市往往只能靠捡破烂为生，繁华的城市每天产生着大量的垃圾，西安城里拾荒者不计其数，同乡的韩大宝是清风镇最早出来打工致富的人，他从一名拾荒者慢慢熬成了当地的“破烂王”，他帮同来西安打工的乡党介绍的也是捡破烂的活，于是，刘高兴和五富也成为西安城新的拾荒者。但是，他们的拾荒生活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帆风顺的，城与乡的碰撞造成的多种问题接踵而至，其一是衣食住行条件的“底层化”窘境，韩大宝领他们来到村东头的巷子里租下了破旧的未盖完的简易楼的一间，“这是一条最狭窄也最僻背的巷子，朝北第三座楼房看得出来主人是想盖数层高的，不知什么原因只盖到一层又停工了，一层已住了两户拾破烂的，而楼上仅用砖头搭建了两间简易屋，我和五富就一人一间。条件差是差，便宜呀”他们捡垃圾用的架子车其中一辆是没有轮胎的，铁轱辘上裹着层破胶皮，吃的是买小贩快收摊时处理的那些剥下来不要的菜叶子，主食往往是苞谷掺稀饭，为了省钱五富和黄八有时还捡垃圾桶里发霉的干馍拿来充饥，物价上涨时，面条也吃不起，经常饥一顿饱一顿为了把辛苦赚的钱都攒下来，他们平时的衣服鞋子、锅碗瓢盆等日常生活用品多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其二，他们不但满足不了基本的物质生存需要，还要承受难以负荷的体力劳动。除了起早贪黑的捡破烂，为了帮孟夷纯填补无底洞般的警察办案费，刘高兴等人晚上还干过卸水泥、送煤卖煤、挖地沟等苦力活。作品几次详细描写了卸水泥的劳动场景：“车到了交货地，一大卡车的水泥袋一袋一袋卸下来，那工作量实在够呛。水泥袋虽然缝口，但一搬动，粉末乱飞，不一会我们就面目全非，用手巾包住口鼻，出力又憋得难受，就把手巾咬在嘴里问题是眼睛碜，用手背去擦，越擦越碜得疼。可怜的黄八和五富汗流浃背，水泥灰就真成了水和泥”他们从早忙到晚，少有休息的时间，他们自嘲是城市垃圾的“派生物”，垃圾越多他们生活的却越好，这样一种生存逻辑给小说增添了浓浓的悲凉意味。其三，刘高兴进入的谋生空间，有着鲜明的等级分化，受到来自市场经济中“权力”因素对他们的压迫。拾荒者的世界有着“五等人事”的等级区分，不同等级有着不同等级的地盘和活91作家作品研究动空间，不可逾越，由低到高一级向上交纳“行业费”，违者会遭受被殴打甚至轰赶的命运。“破烂王”韩大宝、“煤炭王”小良、公司老板韦达在不同领域都是掌握“权力”的所谓领导者，韩大宝和小良虽然也是从农村出来，全然没有对刘高兴、五富等人遭遇的感同身受，反而不断从他们身上贪便宜，榨取利益，享受坐拥“权力”的福利，韩大宝甚至因为他们少交了一次管理费，而把他们转包给拖欠工人工资的陆总去完成一项无法完成的包工工程；小良虽说是刘高兴的侄子却已经六亲不认，因养的狗跑丢对刘高兴大动肝火；公司老板韦达可以说是刘高兴的人生楷模，也是刘高兴的“心上人”孟夷纯在刘高兴面前经常表达赞美和感激之情的人，当孟夷纯入狱之后需要五千元钱赎身之时，刘高兴去找韦达帮忙，韦达却在饭店同生意上的朋友讲着黄色段子纵情吃喝，对孟夷纯的生死安危置若罔闻，韦达冠冕堂皇的形象暴露无遗，呈现出城市中坐拥权力者却对弱者命运视若无睹的丑恶一面。其四，同是生活在底层的小人物，拾荒者群体还受到来自市容队、门卫等的刁难，市容队的人员构成多是社会的闲杂人员，他们提着锁自行车的链条，有时藏匿在不显眼的地方，专盯着拾破烂的人犯错误罚款，这些维持市容整洁的人员往往因为不近人情而使捡破烂的人们闻风丧胆；门卫也是权力的拥有者，进入院里捡垃圾需要得到他们的允许，必须让他们充分享受到支配守门权力的快感，并将捡破烂的提成给门卫，捡垃圾的活计才能少些阻碍。另外，城市人对拾荒者的排斥和轻视，就像一层厚厚的屏障，阻碍了两种人语言和情感上的沟通交流。乡下人和城里人这两种人唯一的区别应该是地理生存空间上的不同，当乡下人进入城市之后慢慢地却有了身份上的高低贵贱之分，城里人看不起进城的乡下人，乡下人在城里面临着身份和情感上的“边缘化”境地，高兴中种种事件叙写着刘高兴、五富、黄八等乡下人在城市遭遇的种种被边缘化的问题。从称呼上，拾荒者往往被叫作“破烂”，拾荒者没有被当作人来对待，而是被放在同破烂一样的位置，刘高兴上楼收废煤气灶，被宾馆大厅的门卫要求把沾了些泥的鞋脱下，刘高兴蹲在一边用树棍儿把鞋底上的泥刮干净，之后仍被要求光脚才能进去捡破烂对于长期在土地上劳作的农民来说不算什么重体力活，但是最难受的一点是说话少，很少有城里人愿意和他们聊天，虽然街里街巷的人大多数人都认识刘高兴，但同他说话则都是因为卖破烂而和他讨价还价，没人关心他这个人的状况，除去卖破烂的“业务往来”大家平日见了他却像陌生人一样对他视而不见了。一次，远处一个抱狗的美丽女人吸引了刘高兴的注意，她“哎哎”地叫着刘高兴，刘高兴兴奋的想象着第一次有开口和他说话的美丽女人会跟他聊什么呢，对方问了一句“旧报纸怎么收”，刘高兴的脖子瞬间软下来，刘高兴回答女人问题的兴奋劲儿，却被对方冷漠地转身打断，刘高兴跟随对方上楼收报纸，对方却是不愿让他进屋的，刘高兴夸着女人的狗漂亮，希望她能用柔和的目光看他，回应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