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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方俊
范方俊等:“莎士比亚在中国的最早传入”之再考据及意义“莎士比亚在中国的最早传入”之再考据及意义 兼论澳门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汇中的先驱作用范方俊田妮芝 摘要对“莎士比亚在中国的最早传入”的考察,不仅仅是一个单纯地考证莎士比亚在中国最早传入的确切时间问题,更重要的是由此考察和认知莎士比亚最初被引入中国时中西文化在近代历史性交汇的时代语境。学界过往对“莎士比亚在中国的最早传入”之研究,通常将发端时间确认为鸦片战争之后,地点锁定在广州和上海。而事实上,早在 世纪 年代美国人哈丽特洛就在其旅澳日记中记述了莎士比亚戏剧在 世纪 年代末 年代初在澳门的演出情况,并且提及英国东印度公司澳门图书馆在当时的馆藏莎士比亚戏剧和传阅情况。这些史料不仅确证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最早引入始于 世纪早期的澳门,而且揭示出澳门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汇中的先驱作用。关键词莎士比亚;最早传入;澳门;中西文化交汇;先驱“莎士比亚在中国”是中西比较文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热门话题。从跨文化的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着眼,“莎士比亚在中国”之所以引人关注,主要基于这样两个原因:其一是以莎士比亚戏剧为主的英国(西方)文学伴随着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对外殖民扩张而同步进行的对于非西方世界的文化输出。年,英国战胜西班牙“无敌舰队”取得海上霸权之后,凭借坚船利炮,开启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对外殖民扩张进程。这种殖民扩张,不仅体现在军事和经济的硬实力对外入侵和蚕食,同时也体现在文化的软实力对外渗透和影响。其中,莎士比亚戏剧更是被视作英语语言的典范与西方戏剧文学的最高成就代表,成为英国乃至西方世界对外文化输出的重要名片。莎士比亚传入中国,即是近代西方世界对外文化输出中的一环。其二是中西文明在近代深度撞击之后中国对以莎士比亚戏剧为代表的近代西方文化输入的接受和回应。鸦片战争之后,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强势冲击之下,中国社会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开始艰难的近代转型。而在文学艺术领域,最为显著的就是晚清之际“近代文学革命”的发生,其中莎士比亚被中国近代文学革新倡导者梁启超明确标举为中国学习、借鉴西方近代先进文学艺术实现自身文学艺术革新的领军人物。正因此,在 世纪中后叶的中国近代文学转型过程中,对于莎士比亚的引入、译介和传播,中国社会显示出了极大的热忱。而“莎士比亚在中国的最早传入”关注的是“莎士比亚在中国”的开端问题。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纯地考证莎士比亚在中国最早传入的确切时间问题,更重要的是由此考察和认知莎士比亚最初被引入中国时中西文化历史性交汇所处的时代语境。从近年来学界对“莎士比亚在中国的最早传入”作者:范方俊,中国人民大学比较文学所执行所长,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田妮芝,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外戏剧经典的跨文化阐释与传播研究”()阶段性成果、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成果。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年第期和“莎剧在中国的最早演出”的考证和研究来看,新的考据和研究成果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莎士比亚在中国的最早传入”的考证时间不断前提,这意味着莎士比亚引入中国的时间比我们过往所了解的更早。其二,更加专注于莎剧在中国戏剧舞台上的演出情况,并着重探讨了莎剧演出对于中国现代戏剧“剧场性”的深远影响。这些新的考据和研究成果同时也在提醒我们,在关注“莎士比亚在中国的最早传入”的考证问题时,必须注重发掘新的史料和拓展更大的研究视野。但事实上,我们在“莎士比亚在中国的最早传入”的史料发掘和研究视野上是存在明显缺失和疏漏的。比如,早在 世纪早期美国人哈丽特洛()就在其旅澳日记中提及英国东印度公司澳门图书馆在当时的馆藏莎士比亚戏剧和传阅情况,并且记述了莎士比亚戏剧 年在澳门的演出状况。此外,由英国商人于 年出资创办的第一份在华英文报纸 广州纪录报(),也对莎士比亚戏剧在当时澳门的演出活动进行过相关报道。但令人遗憾的是,在过往学界对“莎士比亚在中国的最早传入”的考据和研究中,莎士比亚戏剧在 世纪早期澳门的传入及演出则是被忽略的。有鉴于此,本文力图在发掘 世纪早期莎士比亚戏剧在澳门传入和演出的史料基础之上,对“莎士比亚在中国的最早传入”的话题进行再考证和探讨,在确证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最早引入始于 世纪早期澳门的同时,揭示和分析我们在过往研究中所忽视的澳门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汇中的先驱作用。一、“莎士比亚在中国的最早传入”考证研究述评及再考据之必要对“莎士比亚在中国的最早传入”的考证,学界公认 年戈宝权的 莎士比亚的作品在中国是最早用较多篇幅翔实评述莎士比亚之名在中国最初传入状况的论述。戈文在介绍莎士比亚的作品在中国翻译与流传情形时,认为根据现有发现的各种史料,莎士比亚之名最初被介绍到中国,当始于清咸丰六年(年)上海墨海书院刻印英国传教士慕维廉所译 大英国志。该书在讲到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英国文化盛况时曾说:“所著诗文,美善俱尽,至今无以过之也。儒林中如锡的尼、斯本色、拉勒、舍克斯毕、倍根、呼格等,皆知名士。”其中所提“舍克斯毕”,即今天通称的莎士比亚。戈宝权这一论述对后世莎学关于“莎士比亚在中国的最早传入”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张泗洋等人的 莎士比亚引论、赵澧的 莎士比亚传论和孟宪强的 中国莎学简史等早期中国莎学研究著作,都以 年作为中国莎士比亚接受史的起点。李长林、杜平在读到孟宪强的 中国莎学简史时,发现有关中国莎学发展历程部分的若干事实尚有疏漏,其中就包括莎士比亚的名字何时为中国人所知晓这一饶有兴趣的话题,遂于 年写文加以补遗。他们依据王锡祺辑的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二帙)四洲志第三十节的记述,认为中国最早提到莎士比亚的人是林则徐。四洲志是林则徐 年在广州主持禁烟时根据英国学者慕瑞()著的 世界地理大全而组织辑译的一部世界地理著作,其中在谈到英国情况时记载:“有沙士比阿、弥尔顿、土达萨特、弥顿四人,工诗文,富著述”。这里所记的“沙士比阿”,即莎士比亚。不过,日本学者濑户宏根据佐木正哉对 四洲志和 海国图志同时出版的考证,认为“莎士比亚在中国的最早传入”时间应为 年。然而,不论是林则徐广州编译说,还是慕维廉上海译书说,对“莎士比亚在中国的最早传入”戈宝权:莎士比亚的作品在中国(翻译文学史话),载 世界文学,()。张泗洋等:莎士比亚引论(下),页,中国戏剧出版社,;赵澧:莎士比亚传论,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孟宪强:中国莎学简史,页,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李长林、杜平:中国对莎士比亚的了解与研究 中国莎学简史补遗,载 中国比较文学,()。濑户宏:莎士比亚在中国,页,广东人民出版社,。范方俊等:“莎士比亚在中国的最早传入”之再考据及意义这一话题的关注都在莎士比亚之名,及其作为民族诗人的相关声誉和所承载的英国(西方)文明价值观念等广义的考证上,而并未专门探讨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的最早引入,尤其是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舞台的最早演出状况。关于莎士比亚作品在中国的介绍,学界认为最初是通过英国兰姆姐弟()改写的 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同中国读者见面的,年上海达文社翻译出版了该书的文言文中译本 索士比亚著 澥外奇谭。不过,这个译本在当时鲜为人知,真正让莎士比亚戏剧故事在中国广为流传的是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林纾、魏易合译的中文译本 吟边燕语。而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舞台的最早演出,通常被认为是在 年,当时上海新民新剧社(简称新民社)的郑正秋将林纾、魏易合译的 吟边燕语中的 肉券(即 威尼斯商人)进行改编,以文明戏白话新剧的形式在上海的戏剧舞台上演出。关于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的舞台演出,台湾学者钟欣志认为仅将目光聚焦于中国职业剧团用汉语演出的经过层层改编的莎剧,是不能深入到莎剧演出的原貌的,最能保持莎剧原貌的则应是晚清之际西式学堂里中国学生用英文原文演出的莎士比亚戏剧。年钟欣志发表 清末上海圣约翰大学演剧活动及其对中国现代剧场的历史意义一文,以上海圣约翰大学校刊 约翰声和上海租界第一份英文报刊 北华捷报为基础文献,对该校 年早期莎剧演出活动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并把 年 威尼斯商人法庭判案一幕的学生演出视为莎剧在中国最早的演剧活动记录。不仅如此,钟文还特别强调:上海圣约翰大学学生用英文原文演出的莎剧选段,已经不再是课堂上阅读的选文,而是可以用于场上表演的剧本,这使得参与排练和演出的学生得以用最直接的方式体会剧场实务工作和文本阅读的差异,并且以舞台扮演的方式实现了莎士比亚戏剧作为剧场演出的文化功能。与此同时,剧场艺术的公开性,也让前来参观演出的一小群中国人在上海开始体会到莎士比亚戏剧的魅力和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西方剧场艺术的轮廓。这对后来上海西式学堂的学生新潮演剧和中国现代剧场之发端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台湾师范大学林璄南教授认为钟欣志对于上海西式学堂的学生演剧考察在开拓莎剧在中国演出研究视野上有其价值,但同时也指出,对于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舞台演出的考察,不能仅仅将视野局限于中国人在舞台上扮演的莎剧,外国剧团在中国租界进行的世界巡演性质的莎剧演出也应被纳入考量范围。林氏关注到 年德裔美籍莎剧演员丹尼尔班德曼()在中国上海的莎剧巡演,并在引证班氏回忆录 一位演员的旅行:莎剧巡演七万英里(年)的基础上,撰写 一个十九世纪莎剧演员的中国巡演之旅 兼论班德曼与晚清莎剧在华演出史书写。在文中,林氏回溯了班德曼及其剧团在上海进行莎剧巡演的因缘与过程,并特别指出班德曼剧团在上海兰心剧院所演出的六部莎剧 哈姆雷特 奥赛罗 威尼斯商人 罗米欧与朱丽叶 理查三世 无事生非,对当时上海侨民的娱乐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受到林文的影响和启发,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孙柏依据 世纪中后期西洋人在上海创办的第一家英文报刊 北华捷报及其下属的 字林西报对于外国剧团在上海的莎剧演出的文字报道,撰写文章 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最早的演出 基于 北华捷报 字林西报所做的历史考察。在文章中,孙柏在肯定林璄南对外国剧团来华进行莎剧巡演的关注及其考察之于“莎剧在中国”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的同时,也着力指出,林文对于晚清外国剧团在华莎剧巡演的史实考钟欣志:清末上海圣约翰大学演剧活动及其对中国现代剧场的历史意义,载袁国兴主编:清末民初新潮演剧研究,页,广东人民出版社,。林璄南:一个十九世纪莎剧演员的中国巡演之旅 兼论班德曼与晚清莎剧在华演出史书写,载康来新主编:海上真真:红楼梦暨明清文学文化论文集,页,里仁书局,。孙柏: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最早的演出 基于 北华捷报 字林西报所做的历史考察,载 海峡人文学刊,()。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年第期察,尚有遗漏缺失之处,比如,对莎士比亚在中国最早演出的关注,若单以时间、地点作为规定条件,可以追溯到费尔克洛夫夫妇()年在上海为租界地侨民进行的莎剧演出。同时,孙柏认为,对“莎士比亚在中国的最早传入”尤其是莎剧在中国的最早演出的考证研究,应被当作一个具有某种内在连续性和一致性的历史时段来看待,而不能停留在对于个别事例的时间、地点、人物的认定上面。为此,他详细钩沉和考察了 至 年间外国剧团来华(上海)的三次莎剧巡回演出,即 至 年费尔克洛夫夫妇、年班德曼剧团、年乔治米恩()剧团访问上海在兰心剧院为租界侨民演出莎士比亚戏剧的基本情况,并特别指出:这三次西方巡演剧团所代表的是“莎士比亚在中国”一个早期相对独立而成熟的时段,尽管西方人是这一时期上海戏剧活动的观演主体,但是此一时段莎士比亚作品和其他戏剧的演出对于中国现代戏剧的发生却有着深远的影响。纵观学界对“莎士比亚在中国的最早传入”这一话题的考证和研究,主要围绕着三个基点展开:其一是时间,学界把“莎士比亚在中国的最早传入”的时间划定为 世纪 年代鸦片战争之后;其二是地点,学界对“莎士比亚在中国的最早传入”的地点聚焦于大陆沿海的广州和上海;其三是媒介,学界对“莎士比亚在中国的最早传入”的考证,除了关注专业学者的著述和文献记载之外,越来越重视对来华旅居西人的日记以及在华创办的新闻报刊等大众传播媒介的资料挖掘。不可否认,近年来学界对“莎士比亚在中国的最早传入”这一话题的考证和研究,在史料的挖掘和研究视野的拓展方面都有很大贡献,但瑜不掩瑕,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