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孩”政策下云南农村育龄...女的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_黎莹.pdf

2023 年第 1 期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No 1，2023第 50 卷Journal of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Vol 50(总第 266 期)(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General No 266“三孩”政策下云南农村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黎莹(广西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广西 南宁530006)摘要在现行“三孩”政策的推动下，云南农村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有所波动。通过对云南昆明、昭通、临沧和西双版纳 4 个州市 1288 名农村育龄妇女的抽样调查，采用交叉表和多元回归模型对该群体的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描述统计，并对其中 160 名典型个案进行深入访谈。研究发现:约一成农村育龄妇女由原来的“从未考虑生育三孩”转为“考虑生育三孩”;不到一成农村育龄妇女明确表示“肯定会生育三孩”;超过七成农村育龄妇女明确表示“不会考虑生育三孩”。对农村育龄妇女生育意愿影响程度较明显的是主观因素，如幸福理念、习俗认同等;影响程度较不明显的是客观因素，如政策引导、收入水平、文化程度及外流经历等;受制于主观因素“不想生”的人数多于客观因素“不敢生”的人数;“不想生”想法主要源于该群体对个人自由空间、生活品质的追求，“反馈式”养老模式不再占有心理优势，对后代感恩赡养的期待值处中等水平。基于上述实证研究，从国家、社会和家庭层面提出如何推进地方“三孩”政策的宣传与落地、营造生育友好型的社会环境与人文环境以及满足育龄妇女对幸福生活追求的意愿等相应措施。关键词“三孩”政策;农村育龄妇女;生育意愿 中图分类号 C9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575(2023)01-0119-10 收稿日期 20211101 作者简介 黎莹，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基金项目 本文系 2022 年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广西各民族家国情怀交融研究”(项目编号:22FMZ031)阶段性成果。一、问题的提出目前，中国正面临着严峻的生育危机。“二孩”政策推行后，生育率虽有回暖，但成效不明显。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看，2019 年、2020 年、2021 年的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降至 3.32、1.45、0.34，2021 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低至 1.15，这意味着中国已经进入低生育率时代。2021 年 7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发布，做出“三孩”生育及配套支持措施的决策，这是我国又一重大生育策略的调整。“三孩”政策突出优化、包容和保障，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着力解决群众生育的后顾之忧，促进家庭的和谐幸福1。“三孩”政策实施为个人、家庭和地区的规划与发展提供了更多松绑式的选择空间。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表明党中央对我国人口发展形势做出了新判断，对生育策略的推进提出了新要求。在上述背景下，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生育理念的更替，云南的人口增长数量、人口性别结构、城镇化水平依然承受着巨大压力。与 2020年比较，2021 年云南总人口为 4 690 万人，比2020 年减少了 32 万人，出现了新中国成立后首次人口负增长，自然增长率为0.68;性别比为 106.3 100，减少了 0.9，仍高于同期全国性别比 104.9 100;城镇常住人口 2 394.2 万人，911DOI:10.15970/ki.1005-8575.2023.01.010乡村人口 2 295.8 万人，全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 51.05%，但与全国相比，云南人口城镇化水平仍相对滞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13.67 个百分点2。在推行“三孩”政策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背景下，云南农村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是否发生了变化?她们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哪些?持“不想生”或“不敢生”想法的人数孰多孰少?在政策介入、文化变迁与理性选择的多重推拉力下，她们的生育意愿更倾向哪一方?本研究尝试利用 2021 年云南农村育龄妇女的抽样数据分析，以深化我们对该群体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的认知，探讨更有针对性和实操性的建议措施，以促进当地人口的均衡发展，进而对全国从国家、社会和家庭层面如何推进“三孩”政策落地、营造生育友好型社会提供参考。二、文献回顾学术界关于育龄妇女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颇丰，研究时段主要集中在国家实施“二孩”政策后十年(20112021 年)。生育意愿研究主要涉及育龄妇女对生育子女的数量、性别、数量与性别组合结构、间隔时长等内容。杨菊华对流动人口“二孩”生育意愿进行调查，发现不到 15%的流动人口明确表示“要生育二孩”，认为政策调整难以实现生育意愿的明显反弹;中国的生育率要比韩国或日本乐观3。贾志科等人对“双非”夫妇的生育意愿与行为进行分析，发现“双非”夫妇的生育意愿显著高于“双独”夫妇和“单独”夫妇;“1男 1 女”仍然是多数生育夫妇最偏好的生育数量和性别组合4 24。王军、王广州通过近年的大型抽样数据发现，中国目前意愿生育水平在1.821.88 之间，已显著低于更替水平5。石人炳、杨辉发现中南、西南地区育龄妇女普遍有“两男恐惧”的孩子性别偏好6。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研究涉及面较广，如育龄妇女的年龄、户籍性质、学历、收入水平、外流经历、政策导向、养老需求及家庭伦理等内容。朱健、陈湘满对 80 后流动人口生育意愿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发现“是否在城市长期居住”“住房属性”等因素对该群体的“二孩”生育意愿影响显著，客观条件的制约致使不足 21%的 80后流动人口明确表示“要生育二孩”7。阳义南探讨初婚年龄和婚龄差对生育意愿的影响，认为我国青年男女的初婚年龄延迟显著降低了生育意愿，而年龄差与生育意愿之间呈倒 U 型关系;初婚年龄每推迟 1 年，生育意愿降低 0.54%，夫妇婚龄差每增大 1 岁，生育意愿提高 0.94%8。王国军基于 2015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从商业养老保险的角度分析低生育意愿的原因，发现商业养老保险显著降低了民众的总体生育意愿和生育男孩的意愿，民众已经实现从依靠养儿防老向依靠商业养老保险养老转变9。聂焱、风笑天认为当生养压力在主观上被认为抑制了生活质量及儿童质量，育龄妇女就会放弃生育多孩的意愿10。郑观蕾、安姗姗对广西某平地瑶村落进行田野调查，发现平地瑶对男孩偏好有所弱化，意愿初育年龄推迟、意愿生育数量减少。养育成本和结婚成本的提高、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变迁等因素是导致平地瑶生育意愿变迁的社会文化根源11。“三孩”政策出台后，相关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对人口对策的成效预测及推进落实的建议。陈友华、孙永健对我国“三孩”生育政策对我国出生人口与生育水平的影响进行预测，认为受育龄妇女规模下降、婚育年龄延后、二孩家庭基数较低等因素的制约，“三孩”生育政策的预期影响极其有限，对中国人口发展趋势难以产生根本性影响12。风笑天呼吁重视提高育龄人口的二孩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加强建设新型生育文化，关爱女性和“养孩子”13。王军指出中国目前已进入极低生育率阶段，经济社会发展、限制性人口政策、东亚国家的家庭和制度安排是民众低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建议完全取消生育限制、实行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14。综上所述，近十年的研究成果丰富翔实，脉胳清晰。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主要呈现城乡差别不大、“1 男 1 女”是最理想的生育数量和性别组合、男孩偏好依旧存在等共同特征，生育意愿影响因素主要立足结构性因素，具体而言围绕国家生育、社保等相关政策的改进、社会环境的变化等视角论述。同时现有研究仍有不少扩展空间，如:第一，主要基于大规模的数据抽样，宏观视角较突显，地方特性、农村特色等中观、微观视角021较薄弱;第二，主要基于“二孩”政策背景下分析，“三孩”政策出台后的实地调查较少;第三，主要基于经济成本视角分析育龄妇女“不敢生”缘由，相对忽视从心理视角、家庭视角分析育龄妇女“不想生”缘由。因此，本研究基于“三孩”政策背景，在结合宏观数据调查基础上，以微观访谈作为补充，深入探讨国家、社区、家庭与个体的互嵌关系，以期揭示育龄妇女生育意愿背后的文化机制和变化趋势。三、研究设计(一)调查数据本研究的调查数据主要源于 2021 年 9 月、10 月笔者在昆明市、昭通市、临沧市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4 个地区 12 个村落，通过分层抽样及整群抽样等方式，对在村的 1400 名农村育龄妇女(15 49 岁)进行问卷调查，实际回收有效问卷 1288 份，有效回收率 92%，符合此次调查要求。详况如表 1:表 1抽样调查的育龄妇女基本情况变量类别人数(人)比例(%)变量类别(元)人数(人)比例(%)年龄(岁)文化程度152229422.8233132625.3324036328.2414930523.7小学及以下27221.1初中81763.4高中或中专1098.5大专及以上907.0月收入(元)外流经历1000 以下23618.31001150028221.91501200021516.72001250024018.62501300017913.93000 以上13610.6是71455.4否57444.6(二)变量说明本研究使用的生育意愿分析变量主要有:数量、性别、数量与性别组合以及间隔时长4 26。数量是指期待育数，操作化如“0”“1”“2”“3”“3 个以上”;性别是指期待的孩子性别，操作化如“仅有男孩”“仅有女孩”“有男有女”;数量与性别组合结构是指期待“几男几女”，操作化如“1 男 1 女”“2 男 1 女”“1 男 2女”等;间隔时长是指期待的孩子出生年份差距，操作化如“12 年”“34 年”“56 年”“6 年以上”。生育意愿影响因素分析变量主要有:收入水平、文化程度、外流经历、政策引导、习俗认同以及幸福理念。其中，收入水平、文化程度和外流经历等三项的操作化如表 1 所示，其余变量通过李克特量表进行操作化。政策引导是指农村育龄妇女对“三孩”政策的关注程度，操作化如“从不关注”“偶尔关注”“经常关注”“总是关注”;习俗认同是指农村育龄妇女对生育、养老等相关传统习俗的认同程度，问卷询问如“您是否赞同 只有生育男孩才可以传宗接代的观点”“您是否赞同 只有生育男孩才可以在夫家立足的观点”“您是否认同 只有生育男孩才可以保证养老的观点”，操作化如“非常赞同”“比较不赞同”“比较赞同”“非常不赞同”;幸福理念是指农村育龄妇女对“生育三孩将影响自由空间与生活品质”的顾虑，操作化如“非常担忧”“比较担忧”“比较不担忧”“非常不担忧”。进而通过采用交叉表和多元回归模型方法，对生育意愿和影响因素相关性展开讨论。四、云南农村育龄妇女生育意愿基本状况(一)数量意愿:2 孩最适宜经调查发现，在生育意愿的数量方面，“2孩”的选择比例最高，超过五成;其次是在“1孩”的选择比例，接近三成;“3 孩”的选择比例偏低，不到两成，且其中处“考虑”或“观望”者超过一半，坚定“3 孩”者不到一成;“3 孩以上”和“0 孩”的选择比例最低。从国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至今，云南农村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实现了从被动“多生多育”到主动“少生优生”的转变。第一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至 21 世纪初，云南各级政府执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标准。政府对超生者实施严惩，如罚121款、超生子女不能入户、取消村中发放福利等措施。一些村落有着严明的村规民约，如“一对夫妇提倡生育一个孩子，不能超过 2 胎，生育头胎间隔为 4 年，强生(间隔不到)罚款 100 元”15。虽然政府强制性的干预取得整体性成效，但部分村民仍受传统的“多生多育”理念的影响，他们暗地里超生、超生后瞒报、被开罚单却拒缴。第二阶段，2004 年 2014 年，各级政府加大对农业人口独生子女的奖励力度。以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为例，对领取独生子女证夫妇奖励 2000 元;独生子女在升学时有择优录取的优势;独生子女父母 60 岁后，每人每年可领取 500 元的养老生活补助等。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