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所怀疑的阿非利卡人”——库切身份认同问题探讨_史菊鸿.pdf

122当代外国文学 No.4,2022诺贝尔作家作品研究“一个有所怀疑的阿非利卡人”库切身份认同问题探讨史菊鸿 内容提要：学术界在谈及库切身份时多称其为流散者或世界主义者。这两个概念均强调主体和世界之间的关系，从而会淡化库切和南非这一地域以及与南非阿非利卡人这一群体之间的关联。细读库切自传体小说可发现，虽然库切曾体验“身份漂流”，曾一度打算效仿艾略特和庞德等文学大师建构世界公民身份，但他对世界主义、世界公民以及地方与世界之间关系的认识经历过明显的转变，其身份定位也随之有所调整，从最初的拒斥阿非利卡人身份转向阿非利卡身份认同。这一身份认同隐含着库切承认自己是殖民者后裔这一事实的伦理意识。将库切身份认同问题置于他对“世界主义”的理解嬗变语境中加以辨析，可令我们对库切的身份伦理以及“世界主义”形成多维思考。关键词：库切世界主义殖民者后裔身份认同身份伦理作者简介：史菊鸿，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后殖民小说研究。本文系201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南非英语小说中的身体书写研究”（19XJA7520012020）以及202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南非英语小说空间叙事研究”（20BWW069）的阶段性成果。Title:“A Doubtful Afrikaner”:Reidentifying J.M.Coetzee ABSTRACT:J.M.Coetzee has been traditionally identified as a diasporic or cos-mopolitan writer,two concepts that highlight the subjects connection with the world in-stead of the region or the nation.Coetzees strong tie with South Africa,his home country,and his identification with Afrikaners,his ethnic group,might,as a result,be overlooked.In Coetzees three autobiographical novels,Boy,Youth,and Summertime,his understand-DOI:10.16077/ki.issn1001-1757.2022.04.021123“一个有所怀疑的阿非利卡人”ing of cosmopolitanism and his pursuit of being cosmopolitan undergo a transformation.Young Coetzee,aiming at transforming his“provincial”identity,attempts to follow Ezra Pound and T.S.Eliot,the representative voices of cosmopolitanism in the heyday of modernism.Yet his understanding of personal identity and writing starts to change once he discerns the Eurocentric position underlying the cosmopolitan demeanor of these writers.His recognition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center and the margin,the world and the local,leads him to accept his original identity as an Afrikaner,a name directly associated with colonialism in Apartheid Africa.Coetzees identification with Afrikaners in post-Apartheid era,however,bears ethical power,indicating his guilt and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for the collective crime committed by his colonialist ancestors.The trajectory of Coetzees estrangement from and then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Afrikaner in the context of his evolving understanding of cosmopolitanism reveals the complexity of his ethics of identity.Keywords:Coetzee,cosmopolitanism,Afrikaner identification,ethics of identityAuthor:Shi Juhong is a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Lanzhou University,Lanzhou,China（730000）.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post-colonialism and post-colonial novels in English.引 言库切（J.M.Coetzee,1940）对于个人信息一直讳莫如深。小说家的自我隐蔽反倒使学术界热衷于探讨其身份问题。但常见的库切身份定位均存在弱化库切与南非之关联的倾向。比如，有学者说库切是一个具备“混杂身份的流散者”（Head 3），是“永远的流散者”（王敬慧 1），强调库切的文化错位甚至“历史受害”（Clifford 318）身份。还有学者认为库切推崇超越地域、民族或国家界限的世界主义，其作品旨在“引导读者进行自我内省，从而成为自觉的、心胸开阔的世界公民”（Spencer 3）。将库切界定为文化离散者或世界主义者本身并无不妥，但由于这两个概念均蕴含超越地方性的意义，从而可能会误导读者忽视库切与南非这一地域以及与南非阿非利卡人（Afrikaner）这一群体之间的关联。根据库切传记 库切：写作中的人生，2003年10月1日，瑞典科学院宣布库切获取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南非媒体报道中称库切为“阿非利卡人”。库切的朋友、南非历史学家赫尔曼吉利欧米（Hermann Giliomee）发邮件祝贺库切，同时征询库切对于南非媒体称他为“阿非利卡人”有何看法，并进一步写道：“我们真心希望你依然是阿非利卡人。有混血阿非利卡人，有普通的阿非利卡人，还有道地的阿非利卡人。我自己是另外一种类型的阿非利卡人，你得决定自己是哪一种”，库切的回复是：“可能是一个有所怀疑的阿非利卡人（A doubtful Afrikaner,perhaps）”（Kannemeyer 557）。这一答复透露出他与道地的阿非利卡人保持距离，但无疑承认了自己的阿非利卡人身份。这一态度与之前一直宣告自己是“放弃阿非利卡身份的人”（Attwell 11）明显不同。“阿非利卡人”意指南非的荷兰裔殖民者，在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是个具有强烈民粹意识的概念，而在后隔离时代承认自己的阿非利卡人身份实际隐含着库切承认自己是殖民者后裔这一事实的伦理意识。库切的身份认同转变在其自传体小说三部124当代外国文学 No.4,2022曲：男孩、青春、夏日中得以详尽展析。青年库切曾尝试彻底摆脱阿非利卡身份，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前往伦敦，并将詹姆斯、艾略特和庞德等在帝国中心成功改写了“外省人”身份的文学大师奉为圭臬，模仿他们的写作风格，推崇世界主义。但他后来开始反思艾略特这一代所谓世界主义倡导者的欧洲中心意识，同时也敏锐地体察到了20世纪60年代正在形成的西方政治与文化新秩序，随之重新调整自己的身份定位以及书写题材，从最初的拒斥阿非利卡身份转向阿非利卡身份认同，将写作关注点从艾略特等人聚焦的西方古典文化或大都市转移到边缘地带的边缘群体，形成其独特的后殖民写作主题与风格。追溯库切身份认同的动态变化对于洞悉其作品及创作思想至关重要。一、疏离阿非利卡文化、建构新身份的青年库切库切出生、成长于南非，父辈均为荷兰裔白人，母语为南非荷兰语，亦即阿非利卡语（Afrikaans）。但青年库切明显疏离于阿非利卡文化。他不信仰阿非利卡人普遍信仰的加尔文教，接受英语教育，在家里也说英语。在青年库切的价值框架中，英语文化是“高雅文化”，而阿非利卡文化是“低俗文化”；英语是世界语言，代表世界性，而阿非利卡语缺乏智性，只适合“灶头床尾”（a language of kitchen）（qtd.in Attwell 11），是地方性的。错位的身份认同导致了强烈的身份焦虑，在 青春中有明显流露，库切多次使用情感强烈的措辞来表达自己青年时渴望逃离南非的决心：“他从十五岁开始时已经决定，要把将自己变成一个不同的人的过程无情地进行到底，直到对被他抛在身后的家庭和国家的记忆完全消除为止”（115）；“如果明天大西洋上发生海啸，将非洲大陆南端冲得无影无踪，他不会流一滴眼泪”（72）。这些措辞毫无保留地表达了他对南非的厌弃。管窥 青春中的一些细节，我们可以发现青年库切渴望消除南非记忆的根本原因是：渴望改写外省人身份。根据青春叙事，离开南非、来到伦敦之后，库切的身份塑造目标很明确：成为一名像艾略特那样被英国主流阶层认可的艺术家，借此改写殖民地外省人身份。“他进入大学时的计划是取得数学从业人员的资格，然后出国去献身于艺术”（25）；他决定从事一份能够“把经历变成艺术的工作，他天生是为了这个工作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51）。但青年库切认为南非这种蛮荒之地并不具备艺术家成长的文化土壤：“南非是个不好的开始，是个不利因素，一个平凡的农场主家庭，不佳的学校教育”（72）。这一切导致他只是一个“来自野蛮之地的未开化的人”（72）。而与此相对，他认为世界上有三个地方可以催化艺术：巴黎、伦敦和维也纳，巴黎是“艺术之城”（141），维也纳是音乐之城，而在伦敦，“在它令人望而生畏的高墙后面，男人和女人在忙着书写、绘画、创作音乐”（45）。青年库切膜拜帝国中心却鄙薄殖民地艺术环境的这种语调我们并不陌生，庞德、艾略特、以及詹姆斯这些当年从美国来到欧洲的青年艺术家基本都是这样评价自己祖国的艺术氛围的。庞德说他“出生于一个半野蛮国度，不合时宜”（Pound，Hugh Selwyn Mauberley 12），他认为在那里写诗就如同“从橡子里拧出百合来”（17）。詹姆斯认为美国人顶礼膜拜“数字和庞大”的物质主义倾向使其不可能产生新的审美形式。那么，这类言辞究竟是对殖民地艺术环境的准确诊断，还是这些殖民地知识分子将欧洲文化奉为判断殖民地日常体验的标准之后形成的类型化认知？从库切在 何为经典、白人书写等多部学术著作中所表达的观点来看，成年后的他应该更加倾向于第二个观点。至于“蛮荒的”殖民地究竟能否产生新的审美形式，库切本人令人瞩目的艺术成就便是这个问题不言而喻的答案。125“一个有所怀疑的阿非利卡人”青春所展示的青年库切对于写什么、写哪里等这些具体写作问题的思考可让我们看到身份问题对于库切的创作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他起初的艺术理想是成为一名诗人而非小说家，而原因仅仅是他以为诗歌创作可以让他摆脱南非：“在诗歌中，行动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或不在任何地方发生而散文体作品则似乎总是纠缠着要求有一个具体的场景”（73）。急于摆脱南非身份的库切当然不希望他的作品的“具体的场景”是南非，但他也很清楚，虽然他了解英国历史，熟读英国文学作品，但说到底依然是个阿非利卡人，远没有达到可以将英国场景作为其书写对象的程度。在此语境下，他天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