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特伍德作品中的“剪贴簿”意象研究_罗靖.pdf

收稿日期：；作者修订：；本刊修订：作者信息：罗靖（），女，湖北云梦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外国文学和文化研究，：.。阿特伍德作品中的“剪贴簿”意象研究罗 靖（上海大学文学院，上海）摘 要：作为日常生活中的常见物，剪贴簿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以物质性为“表”，以人的精神世界为“里”；以素材的寻觅制作为“始”，以观赏凝视、询唤记忆、完成身份建构为“终”。然而，剪贴簿因常被视作文本道具，而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试图以阿特伍德作品中的剪贴簿为研究对象，从微观“物”的角度出发，诠释“物”背后宏大的政治经济文化问题。在物与人的关系上，探讨人对剪贴簿内容的支配权力，人所承受的性别压迫与精神孤独；分析剪贴簿所彰显的欲望与权力关系，对人的分层与筛选，对不同生活形态的区隔。关键词：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剪贴簿；意象；物；权力关系；性别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引言在加拿大著名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第九部长篇小说 别名格蕾丝（，）中，女仆格蕾丝（）缝制百衲被（）的细节贯穿始终。作者不仅让她拥有狱长夫人都无法企及的缝被手艺，还让她的痛苦在缝被过程中得以诉说。缝制百衲被，作为女性重要的手工技艺，虽隐藏于文本，却迅速被研究者捕捉（毕凤珊；袁霞）。无独有偶，再三细读文本之后，读者还会惊奇地发现另一手工制品 剪贴簿（）也被暗藏其中，它与百衲被遥相呼应，共同构成了对女性手工技艺和创造力的表达。不仅如此，剪贴簿作为日常生活中的常见物，还散见于阿特伍德的其他作品，包括长篇小说 浮现（，）、猫眼（，）、强盗新娘（，）、盲刺客（，），短篇小说 蓝胡子的蛋（，）和小册子 帐篷（，）等。比尔布朗（）将文学中“不同的、零碎的、发展不平衡的，甚至矛盾的日常物质意象”称为“物质无意识”（），其分析任务是“在被忽略的意象、机构和物中生产出一种经常徘徊的历史”（：）。那么，为什么阿特伍德的书写趣味常“无意识地”指向剪贴簿？或许因为剪贴簿作为一种独特之物，它在物质性之外，还直指人的精神世界：作为过去与现在的联结，剪贴簿既是富有“自传性”的私物，又折射出它们所共享的那个时代的物质文化，其物的谱系呈现出历史的变迁，照亮了物与人紧密联系的日常生活。剪贴簿“作为一种文化记录，是日记、相册、短暂性时尚的有趣集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第 卷 第 期 年 月合，对拥有者特别有价值”（：）。剪贴簿的历史可追溯至 世纪到 世纪“贵族男性大学生”的“友谊之书”（），主要以“插图的形式”记录他们“在欧洲游学时”与“其他学生和教授的相遇”，因此，它“本质上是一种社交媒介”，“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和欧洲人口向西半球迁移，世纪初这种 友谊之书 开始在美国流行起来”（：）。世纪开启了剪贴簿的“黄金时期”（：）。让鲍德里亚（）认为，“纯粹的对象 物，被剥除了功能，或是从它的用途中被抽象出来，则完全只拥有主观上的身份：它变成了收藏品”（鲍德里亚：）。所以，当一物被选定为收藏物放入剪贴簿时，制作者就不再根据其物的客观使用价值，而是按照主观意图将存在于不同时空中的物进行整合。可以说，作品中剪贴簿意象的频繁出现，并非旨在充当文本的道具，其多变的内容和松动的所指无不显示出它所具有的隐喻和转喻作用。有学者（丁林棚）在研究照相机意象时，就发现剪贴簿是照相机意象的变异形式之一。但迄今为止，对阿特伍德作品中剪贴簿意象的关注还非常之少，更少见对此的系统研究，因此，本文试图从物质文化研究的视角出发，以阿特伍德作品中的“剪贴簿”意象为研究对象，分析剪贴簿中的包含物，以及这些物所指向的人和社会现象，并进一步探讨剪贴簿作为“物”对人的分层与筛选，所彰显的欲望与权力关系，以及人所承受的压迫与精神孤独。拼贴性话语：权力与抵抗的双重武器在历史小说 别名格蕾丝 开篇，剪贴簿被作者设计成狱长夫人家起居室空间里的一个摆件，它仿佛是具有光晕的神物，成为起居室里的一个标志性符号。这种设计不仅点明了此物在狱长夫人生活中的重要性，也呈现出 世纪中叶的文化背景：上流社会出于对家庭家居装潢的异常重视，常将主要承担会客交际功能的起居室中的摆件视作主人身份地位与品位修养的标记。在玛丽哈伦（）执导的同名电视剧 别名格蕾丝（，）第一季第一集中，剪贴簿同样以镜头特写的方式出场：围坐的女士们正双手捧着厚且沉的剪贴簿进行传阅，略微泛黄的剪报整齐地拼贴在剪贴簿内页。小说以近乎平静和“客观”的描述来点明狱长夫人剪贴簿的内容，“她本子里搜集的是有名的罪犯，有的被绞死了，有的被送到这儿来悔过她收集的是罪行，而不是蕨类植物或压花的标本”（阿特伍德：），显然，作者试图强调的是剪贴簿里剪报的内容绝非偶然拼凑，它包含一整套秩序制定、内容组织和评判他物的标准。狱长夫人的剪贴簿代表着中产阶级观看底层的一种方式，那些“邪恶”他者和“人吃人的暴行”（阿特伍德：），建构了（狱长夫人）狱长身份和权力的合法性，与黑格尔表述的“主奴辩证法”（张剑：）不谋而合。正因如此，格蕾丝在剪贴簿里看到另一种“人吃人的暴行”，那些对被绞死的马夫詹姆斯麦克德莫特（）的尸体，理所当然地被残忍肢解和脑袋刻模的行为（阿特伍德：），展现了一种超乎想象的政治权力。权力的实现依赖秩序体系的制定与维护，当报纸上的报道被筛选进剪贴簿，并在剪贴簿的传递中进行分享和传播时，权力也被表征和呈现。应该说，别名格蕾丝 中权力对大众媒介的控制和对公共话语空间的压制，让具有舆论导向功能的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变得令人怀疑。虽然报纸常被视为生活的“忠实”记录者，但格蕾丝案的报道媒体却常常为了维护统治者和自身的利益进行选择性遗忘，只解码对自身有用的那部分内容。在 好奇的追寻（，）中，阿特伍德就谈到了报 第 期罗 靖 阿特伍德作品中的“剪贴簿”意象研究纸报道所具有的政治倾向性，这种政治倾向使得托利党报纸对格蕾丝的态度与改革派报纸截然相反（阿特伍德：）。作者用标题“破碎的碟子”来隐喻报道话语的碎片性，又借用剪贴簿里的剪报，来暗示新闻报道被裁剪拼凑为虚假“真相”的事实。报道话语背后是对真相的漠视，报道中明显的弱势群体失语情况，显然是现实生活中底层失语状况的写照。其实在狱长夫人的家宅，格蕾丝早已从“主体的人”变为“客体的物”，沦为上流社会女士们观看和议论的对象。菲奥娜托兰（）认为，“阿特伍德将传统女性主义观点与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并列，前者致力于识别居于绝对优势的男性传统中的真实的女性声音，后者则主张所有的话语都是碎片化的、被挪用的，因而解构了 真实的声音 这一概念”（：）。显然，狱长夫人的起居室空间很难构成哈贝马斯（）所谓的“公共领域”，充其量不过是互动“闲话”的交际场。一方面，无形的话语暴力对格蕾丝造成了威胁；另一方面，选择性裁剪的话语碎片又成为她迂回抵抗的战术。她制造了 套迥异的叙事版本以求自保，拼贴话语解构主流话语，强调共存的多元话语中他者的话语权力，多个话语版本哪个更可信，完全由读者决定。剪贴簿中拼贴物的碎片化、片段化、无序和跨界，与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技巧 零散和拼贴相呼应，作为抵抗战术，支离破碎的话语如迷宫一般，让读者无法确定抵达案件真相的路径，使文本充满不确定性（）。物质文化研究学者伊恩伍德沃德（）提到：“物由特定的权力关系建构，相应地，物也主动建构这种关系”（：）。剪贴簿的微观权力运作被镶嵌在评判、筛选、裁剪、归纳、拼贴的过程中，物作为无生命的存在，它的象征意义或符号意义在剪贴簿的人为秩序中得以体现。人赋予物以意义，但人赋予物怎样的意义、为什么赋予这样的意义，则与权力分不开，所以物反过来说明了社会中人与人的权力关系。加拿大英属殖民地时期，狱长夫人剪贴簿内收集的时事剪报，与主流社会对女性“家中天使”的角色期待明显不符。作为承载社交功能的物，剪贴簿担当着对接狱长夫人政治诉求的重任。在剪贴簿制作过程中，对“施善”目标的寻找和筛选（阿特伍德：）成为重中之重，狱长夫人以一种俯视姿态宣告了对“受难者”的绝对挑选权，需要的只是物化对象的服从。权力借助剪贴簿变得更加视像化，在权力网（福柯：）中，剪贴簿的身份变得暧昧，它既是不能直接参与政治事务的狱长夫人反抗父权制的工具，又是她行使“施善”对象挑选权的手段。剪贴簿与针线包：被区隔的两种生活剪贴簿中的物，实际上是剥离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物，正是因为物的符号价值参与了物的等级化过程，不同等级的物与不同等级人之间的控制 支配关系可以相互对应，某些物的收集可以看作是彰显身份的标记。在 蓝胡子的蛋 中的现代社会，报纸剪贴簿是再平常不过的物，但 世纪初，剪贴簿只是特定人群的专属物，是身份、地位和声望（）的象征。在 别名格蕾丝 中，居住在加拿大西部金斯顿的狱长夫人，因被纳入剪贴簿和报纸的消费体系，而产生一种貌似与生俱来的自豪感。莉迪亚小姐（）受母亲狱长夫人所托，对西蒙医生（）是否看过剪贴簿的特意询问（阿特伍德：），除了是对医生中产身份的认可，更重要的是，它能满足有闲阶级“金钱上的优越感”（凡勃伦：）。我们把剪贴簿视为维多利亚时代一个极为重要的物，不仅因为它作为流行物，引领着时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年尚潮流，还在于正是在剪贴簿这一物的身上，汇聚了维多利亚时代互为相反的两个显著特征：一是物质世界的不断丰富，如果没有物质世界提供的那些花样繁多的后备材料，很难有剪贴簿的盛行和高度个性化的特质；二是物质的极大丰富尚未缓解反而愈演愈烈的贫富分化问题，这一悖论从剪贴簿拥有者的经济实力上可以清晰辨认。剪贴簿在维多利亚时代的盛行，更准确地说，是在特定阶层中的盛行。在 盲刺客 中，剪贴簿是表现祖母身份再合适不过的物，触摸此物足以见证家族历史中逝去的奢华往昔。同样，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神探夏洛克福尔摩斯（）有一重要道具 如资料库般的巨大剪贴簿，更重要的是，他本人的出身教育、财富收入、行内名气、社会地位和那些非富则贵的服务对象才是巨大剪贴簿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基础。对于仅有微薄佣金的底层而言，剪贴簿无异于“奢侈”的趣味，就像获得制作剪贴簿的剪报，不仅需要搭配物质条件，譬如订阅报纸的固定住所、足够的购买资金、大量不用劳作的闲暇时光，还在于阅读分析报纸内容所需要的文化素养对目标受众的过滤。物质文化研究者伊戈尔科普托夫（）认为，“权力通过持续让某个物或某类物保持独特化而准确地彰显自身”（：）。同样的收集行为，不同阶层的收集“物”显然不同，物起到了对人的甄选与分层作用。圣诞节，最好的朋友玛丽（）送给格蕾丝亲手织的手套，而格蕾丝送给玛丽的则是“自己用五块方的红法兰绒布做的针线包”（阿特伍德：），针线包（）是倾注时间和心血的“分享物”，是繁重劳动、如履薄冰生活之中为数不多的美好回忆。在阿尔君阿帕杜莱（）看来，“礼物和礼物交换过程中体现的互惠、社交与自发精神，和商品流通过程中所激起的利益导向、自我中心和算计精神是截然不同的”（：）。那么，针线包为什么成为了首选礼物？对底层而言，除了经济能力有限，针线包代表的实用性原则是择物的一个重要标准。维多利亚时期女性日常生活的实用物中，出于手工制衣的需要和蕾丝、花边、蝴蝶结、包扣等服饰配件的流行，针线包成为重要的家居必备品。物的交换不仅促使针线包拥有了使用与情感的双重价值，还体现出底层女性对针线包视若珍宝的共识。在对待收集物上，不同阶层的人持有不同的态度。莉迪亚小姐的收藏簿（）可视为剪贴簿的另一种形式，它的一个重要作用是用来化解中上层人士对均质生活的厌倦与不满。在电视剧 别名格蕾丝 第一季，格蕾丝偷偷翻看着莉迪亚小姐厚厚的、用缎带装订的纪念品收藏簿，内页粘贴着花边、蕾丝、蝴蝶结，从杂志上剪下来的图片。小说叙述了狱长女儿们收藏簿中的图片内容：来自西方上流社会，而非亚洲、非洲的人物肖像，还有古罗马、法国、英国等国景点（阿特伍德：）。收藏簿展开了一个物欲的世界，图片堆积出虚幻的影像，刺激了翻阅者的欲望，将制作者圈进资本的游戏中。格蕾丝认为纪念册放入自己心存向往但并未经历过的“物”并不真实（阿特伍德：），也说明了底层民众思维中对“针线包式”实用性的执着。伍德沃德在讨论“物作为社会标识”时，认为“在消费社会中，趣味成为高度显性的差异标识，对此的判断就隐含在社会地位和社会身份的结构中”（：）。剪贴簿和针线包的对立出场，再现的是社会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