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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
丝绸之路
管理
孟宪实
北庭与唐朝的丝绸之路管理孟宪实(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提要:唐朝经营西域,继承的是汉朝传统。设置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都有西汉体制的影响。最初,唐朝在北疆以西州为中心展开建设,即使在安西都护府转驻龟兹之后,西州的地位依然重要。安西都护府下辖四镇,四镇驻军数万人,南疆地区终于获得稳定。继续探索北疆的管理体制,最终设置北庭都护府,把庭州建设为北疆的军事政治中心。至此,天山南北分别设立两个军事政治中心,互有分工又彼此配合。唐朝的西域管理体制终于从汉代的制度模式中发展起来,拥有了唐朝制度特色。南北两个军事政治中心既分工又配合,在稳定西域、维护丝绸之路畅通方面,唐朝的新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关 键 词:唐朝;丝绸之路;西州;北庭;丝路管理;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西汉张骞“凿空”丝绸之路,至唐代,丝绸之路已经拥有千年历史。丝绸之路的发展,扩大了欧亚大陆各国的交往,物质与文化交流丰富了各国的生活。保证丝绸之路畅通,除了各国的自身稳定之外,丝绸之路的管理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丝绸之路管理主要是国际交接部分,对于中国而言,重心就是西域。西汉创立西域都护府,管理西域军政事务,西域各地存在多所屯田校尉,是西域都护府主要属下,也是重要战略支点。在天山以北,则以戊己校尉为中心,管理天山北部、东部地区。唐朝继承发展这套西域管理体系,对于理解唐朝的丝绸之路管理颇有价值。天山南部,从西汉的西域都护到唐朝安西都护的问题已经有所讨论,本文重点关注天山北部的北庭,希望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所推进。一、平定高昌之役唐朝经营西域,是从唐太宗贞观十四年()平高昌开始的。此前伊州归附是伊州居民的主动行为,唐朝并没有动用军事力量。但是,伊州有一个从西伊州(贞观四年)改名为伊州(贞观六年)的过程,张广达先生认为,这个过程表达的是伊州性质的变化,从羁縻性质转变为正州性质,从而使得唐朝可以立足伊州经营西域。唐朝正式对西域展开军事行动是贞观十四年(),起因是高昌联合西突厥对伊吾、焉耆等发动军事攻击,甚至占领焉耆领土,而高昌和焉耆都是唐朝的藩国,唐朝有保护义务。旧唐书卷一九八西域传焉耆:“十二年,处月、处密与高昌攻陷焉耆五城,掠男女一千五百人,焚其庐舍而去。”旧唐书卷一九八西域传高昌的记载是高昌“寻与西突厥乙毗设击破焉耆三城,虏其男女而去。焉耆王上表诉之,太宗遣虞部郎中李道裕往问其状”。两传记合读,便知原委。高昌与西突厥攻击焉耆后,焉耆向唐朝控诉,唐朝派使者前往高昌问责。后续,唐朝决定出兵高昌。唐朝讨高昌王麹文泰诏,“高昌麴文泰,犹为不轨,敢兴异图,事上无忠款之节,御下逞残忍之志”,对 高 昌 的 内 外 政 策 都 有 否 定 性 的 揭示。最有追问余地的是诏书中有关西突厥的说法:又西蕃突厥战争已久,朕愍其乱离,志在安辑,乃立晊利始可汗兄弟。庶令克复旧基,文泰反道败德,恶安好祸,间谍酋豪,交乱种落,遂使毡裘之长,亟动干戈,引弓之人,重罹涂炭。西突厥内部分裂,是在贞观之初,而两派西突 丝绸之路研究的新视野 DOI:10.15891/62-1093/c.20221223.002厥之间的战争,断断续续几乎没有停止过,西域包括高昌、焉耆等都卷入了西突厥的战争之中。高昌与焉耆之间的战争,其实是西突厥内战的一部分,只因为焉耆和高昌隶属于西突厥的不同派系。高昌参与的攻打焉耆,主导者是西突厥欲谷设一派,而在贞观十三年这个时间点上,欲谷设一派势力正旺,大有一统西域的可能。令唐朝难以容忍的是,欲谷设恰恰是唐朝反对的一派西突厥,而唐朝支持的西突厥,即咥利失可汗正不断地遭受失败。对此,资治通鉴有一段文字,说明当时的形势:西突厥咥利失可汗之臣俟利发与乙毘咄陆可汗通谋作乱,咥利失穷蹙,逃奔汗而死。弩失毕部落迎其弟子薄布特勒立之,是为乙毘沙钵罗叶护可汗。沙钵罗叶护既立,建庭于虽合水北,谓之南庭,自龟兹、鄯善、且末、吐火罗、焉耆、石、史、何、穆、康等国皆附之。咄陆建牙于镞曷山西,谓之北庭,自厥越失、拔悉弥、驳马、结骨、火燖、触水昆等国皆附之,以伊列水为境。这里,乙毘咄陆可汗即欲谷设,他的可汗之位在唐朝的眼里是自称,唐朝不予承认。西突厥内部的分裂,自统叶护之后,已经常态化,西域因此陷入无休止的战乱之中。在西域的战乱中,各个绿洲王国都是西突厥的附属力量,没有能力独立自主,对此唐朝也是知情的。贞观四年(),高昌王麹文泰曾经赴长安朝见唐太宗,唐朝招待甚厚,赐其妻子宇文氏为李氏,封常乐公主。但后来,西域陷入西突厥的分裂,高昌与唐朝的关系遭遇危机。其间发生一件事,唐朝“征其大臣冠军阿史那矩入朝,将欲议事。文泰竟不遣,乃遣其长史麹雍来谢罪”。这位阿史那矩,虽然名义上担任高昌国的冠军将军,其实他是西突厥派驻高昌的代表,是高昌的太上王。依据旧唐书卷一四四突厥传下的记载,从统叶护时代,西突厥在西域的各个属国中“遣吐屯一人监统之,督其征赋”。至于阿史那矩,明显是突厥可汗家族成员,根据嶋崎昌先生的推测,阿史那矩应该是高昌预备袭击伊州的突厥指挥官。麹文泰没有能力指挥阿史那矩,只能派人来谢罪。唐朝决定动用军事力量解决西域问题,表面上看来,是高昌国的罪行引发了唐朝的军事政策调整,其实唐朝针对的是西域形势,尤其是西突厥欲谷设一派的发展。如果唐朝不及时出兵,欲谷设一派长期控制西域,唐朝与西域的关系只能更加恶化,未来将会更加难以处置。但是,唐朝不能跟欲谷设直接对话,所有出师之名皆来自高昌国,正因为如此,唐太宗的讨高昌王麹文泰诏才会把麴文泰描写成西突厥内战的罪人。从麹文泰应对唐朝使者的语言中,还是能够看到西突厥的影响的,他敢于在唐朝面前泰然自若,是因为背后西突厥力量的存在。依据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高昌,麹文泰的态度有个人经验作为判断依据:“吾往者朝觐,见秦、陇之北,城邑萧条,非复有隋之比。设今伐我,发兵多则粮运不给,若发三万以下,吾能制之。加以碛路艰险,自然疲 顿,吾 以 逸 待 劳,坐 收 其 弊,何 足 为 忧也?”事实上麹文泰的经验已经过时,唐朝的国力以及雄心,显然是隋朝不能比拟的。归纳文献资料可知,为平高昌,唐朝出兵众多,因为唐朝的主要对手设置,始终是西突厥而不是高昌。高昌国都位于今新疆吐鲁番高昌故城,西突厥欲谷设的力量驻扎在天山北部的可汗浮图城,彼此可以相通声气、互相支援。旧唐书卷六九侯君集传的记载比较简略,但很重要:初,文泰与西突厥欲谷设约,有兵至,共为表里。及闻君集至,欲谷设惧而西走千余里,智盛失援,计无所出,遂开门出降。君集分兵略地,遂平其国,俘智盛及其将吏,刻石纪功而还。平高昌之役,欲谷设未战先逃,高昌王国孤立无援,唐朝战事顺利,很快赢得胜利。其中,欲谷设逃跑是关键。唐朝准备充分应该是欲谷设逃跑的基本原因,所谓充分,不外是兵力投入足和战略针对性强而已。唐平高昌之役,兵力投入没有清晰的记载。按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高昌的说法是:“太宗乃命吏部尚书侯君集为交河道大总管,率左屯卫大将军薛万均及突厥、契苾之众,步骑数万众以击之。”虽然没有言及军队数量,但从这个记载可以看到有突厥、契苾部落军队。而突厥的军队,应该是阿史那社尔统帅,据旧唐书卷一九阿 甘肃社会科学 年第 期史那社尔传,贞观“十四年,授行军总管,以平高昌”。而契苾军队,是契苾何力带领,旧唐书卷一九契苾何力传 也记载了此事:贞观“十四年,为葱山道副大总管,讨平高昌”。史书多记载这次行军的名号是交河道行军,侯君集为交河道大总管。但同一战役,契苾何力的职务却是“葱山道副大总管”。阿史那社尔统帅突厥兵,既然书写在契苾之前,数量理应更多,行军军衔也不应低于契苾何力。阿史那社尔在投降唐朝之前,长期在高昌一带活动,而大本营就是可汗浮图城。所以,最大的可能是阿史那社尔是葱山道大总管。交河道与葱山道是分工协作关系,侯君集的交河道行军,重点进攻对象是高昌国,而阿史那社尔的葱山道行军,主攻可汗浮图城。侯君集传中有“刻石纪功而还”的记载,现在所知姜行本纪功碑当不在其列,因为此碑是战前预备时期的刻石,不是胜利之后的纪功。姜行本纪功碑,简称姜行本碑,本文题为“大唐左屯卫将军姜行本勒石文”,所缺两字可能就是“纪功”。此纪功是记录他们具体任务的完成,不是平高昌的完成。姜行本担任左屯卫将军之前是将作大匠,“及高昌之役,以行本为行军副总管,率众先出伊州,未至柳谷百余里,依山造攻具。其处有班超纪功碑,行本磨去其文,更刻颂陈国威德而去”。姜行本担任后勤保障工作,非战斗部队。平高昌之后,唐太宗曾用玺书慰劳,晋升为金城郡公,具载 于 旧 唐 书 卷 五 九 姜 謩 传 附 姜 行 本传。此碑文补充史籍之处甚多,是了解平高昌之役十分珍贵的史料。碑文的文字对于侯君集的称谓更完整:“诏使持节光禄大夫、吏部尚书、上柱国、陈国公侯君集交河道行军大总管,副总管左屯卫大将军、上柱国、永安郡开国公薛万钧,副总管左屯卫将军、上柱国、通川县开国男姜行本等爰整三军,袭行天罚”除了统军者之外,碑文还写下了姜行本所承担的任务,“五月十日师次伊吾时罗漫山北登黑绀所,未盈月克成奇功”,他们的奇功就是伐木制造攻城器械。姜行本的部下,有沙州刺史刘德敏、右监门中郎将衡智锡、左屯卫中郎将屈昉、左武侯郎将李海岸、前开州刺史时德衡、右监门府长王进威等。立碑时间明确是六月二十五日,撰文应该是“瓜州司法参军河内司马”碑左侧,另有文字很重要,“交河道行军总管左骁卫将军吴仁领右军”“交河道行军总管左武卫将军牛进达领兵十五万”。吴仁,萨孤吴仁与牛进达一样为当时名将。这是侯君集交河道行军的最详细资料,尤其是牛进达领兵十五万,与前文对应考虑,应该是左军,如此左右军就是三十万。按理必须有中军,也应具备相应的规模。虽然这种纪功碑存在夸大军力的可能性,但侯君集统帅的交河道行军实际人数应在二十万左右。侯君集的交河道行军,与契苾何力的葱山道行军,是一体两面,有分工有协作。但交河道的兵力,不能将葱山道的军力一起计数。若两道行军加起来,总数应该超出二十万。唐朝庞大的军力加上极强的战略针对性,使欲谷设闻风而逃。唐朝平高昌之役,以唐朝的全面胜利而吿结束。二、设置安西都护府于西州高昌平定之后,如何善后,唐廷内部存在争议,设置西州,把高昌故地纳入中央的直接统治区,是一派意见。以魏征为代表,则坚持另外一种意见。对此,唐会要的记载具有概括性,其言为:十四年八月十日,交河道行军大总管侯君集,副总管牛进达平高昌国,下其郡三,县五,城二十二,户八千四十六,口三万七千七百三十八,马四千三百疋。太宗欲以其地为州县,魏征谏曰上不从,以其地为西昌州,又改为西州。以交河城为交河县,始昌城为天山县,田山城为柳中县,东镇城为蒲昌县,高昌城为高昌县,并为都护府,留军以镇之。初,西突厥遣其叶护屯兵于可汗浮图城,与高昌为影响,至是惧而来降,以其地为庭州,并置蒲类县。国威既震,西域大惧。焉耆王诣军门请谒,留兵镇守,刻石纪功而还。具体如人口数字,唐会要的记载比册府元龟更准确,而以高昌之地置西州,西州之下分别设立高昌、交河、天山、柳中、蒲昌五县,在可汗浮图城设立庭州等,是一个系统的改建计划。总之,唐朝的高昌之役,自始至终都是包含可汗浮图城在内的,同时设立西州与庭州两个军政机构,留兵镇守,不仅保障战争的成果,还为后来的进一步经营 丝绸之路研究的新视野 西域做好铺垫。在唐朝的善后设计中,西州的重要性明显高过庭州。贞观十四年()八九月,唐太宗的朝廷连续推出政策,针对刚刚平定的高昌:“(八月)癸巳,交河道行军大总管侯君集平高昌,以其地置西州。九月癸卯,曲赦西州大辟罪。乙卯,于西州置安西都护府。”八月癸巳为二十八日,九月癸卯为九日,乙卯为二十一日。通鉴记载此事,八月只言高昌善后事,魏征反对以高昌为州县,太宗不从。资治通鉴卷一九五,贞观十四年记载:“九月,以其地为西州,以可汗浮图城为庭州。乙卯,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留兵镇之。”在诸书记载略有参差的情况下,通鉴后出则重视时间,可以为凭。先是朝廷内部有争议,反对设立西州的魏征意见没有被采纳,西州与庭州同时宣布设置,不久又宣布在西州设立安西都护府。如果说西州与庭州同时宣布成立,并不能区分二州之间的轻重关系,那么很快成立的安西都护府,令西州的地位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