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与省外的互文：战时文人...基于《抗战贵州文录》的解读_王万军.pdf

产业与科技论坛2022年第21卷第24期Industrial&Science Tribune2022（21）24本土与省外的互文:战时文人视角下的贵州 基于 抗战贵州文录 的解读王万军【内容摘要】抗战爆发后，一大批文人来到大后方，他们旅居于此，以域外人的眼光审视贵州。入黔伊始，他们因行旅奇险而恐惧，因山水奇崛而震撼。入黔途中，他们看到百姓的日常，感受到奇特的风俗，逐步打破曾经偏颇的判断。羁旅之下，自身参与到生活消费中，体会了民生多艰，引发出自觉的文化思考。他们看到了不同角度的贵州，并且记录下来，从经济、社会、人文、自然等诸多方面生成了一个多元立体的贵州印象。对 抗战贵州文录 的研读，有助于了解时人的贵州印象，全方位、多层面地展示了抗战期间贵州乃至大后方的历史面貌。【关键词】抗战时期;大后方;贵州印象;抗战贵州文录【基金项目】本文为贵州财经大学 2021 年度在校学生科研资助项目“抗战贵州文录 的透视:贵州的生活消费状况研究”(编号:2021ZXSY103)成果。【作者简介】王万军，贵州财经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作家与作品抗战贵州文录(上中下)为 民国贵州文献大系 第七辑，是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献礼，它的出版再现了彼时的贵州形象。相较于中国抗战史、中华民国史，乃至中国近现代史，这部 抗战贵州文录 是对生活风物的记载，更是民族历史的血肉，正好弥补了诸多文献的不足。如李健吾在 引力后记中感慨:“是画了一段历史的侧面。”1 贵州僻处西南，偏远的地理位置，后进的文化，使得它一直给人以模糊的印象。民国以前，这里一直是流放之地，黔途崎岖，九死一生，蛮荒未开，教化不通。韩愈诗言:“浮云一百八盘萦，落日四十八渡明。鬼门关外莫言远，四海一家皆弟兄。”在前人的刻板印象加持下，“畏黔”演变成古今文人的集体无意识。抗战爆发后，诸多文人知识分子来到这里，他们对一直被遮蔽的贵州，进行了大量发掘。抗战贵州文录 便记录了自 1937 年开始，大量流民、难民涌向中国大后方，众多的军政人士、文化人、作家、诗人奔向这块神秘的土地，茅盾、巴金、林冰、叶圣陶、丰子恺、施蛰存、李长之、常任侠、浦江清等等外地人路过或旅居贵州，还有本土作家蹇先艾、谢六逸等回归故里，甚至还有海外的陈嘉庚等人深入贵州，他们留下了许多对贵州的观感、认识或思考。正是他们的书写，使得“老远的贵州”第一次全面而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在“一定程度上替后人打开了一扇通往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窗口”2。一、山国行旅的再认识:黔途中的“目之所见”入黔，是形成贵州印象的第一步，各路文人进入贵州，首先形成的便是旅程中的贵州印象。就“目之所见”而言，约翰伯格在他的 观看之道 篇首开宗明义地写道:“观看先于言语。”3 正是通过观看我们确立了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也正是通过观看我们建立了对某个事物的初印象。同样地，这些旅黔文人，首先是看到贵州，然后对贵州做出认知判断，形成文字。贵州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这里因喀斯特地貌，全省山多地少土薄。严酷的山地条件，使得交通极为不便。昌平之时，它是经济发展的拦路石，文化传播的鸿沟;但民族危亡之际，它却能保存有生力量，熔铸精神。正如钱理群所言:“它的大山容纳了、保护了大量文化人，同时又以自身特有 的 文 化 特 色 影 响 了 文 化 人 和 中 国 民 族 文 化 的发展。”4 入黔多艰，这在古今文人的入黔之路上多有描述。唐时李嘉祐诗曰:“莫向黔中路，令人到欲迷。”明时王守仁称“连峰际天兮飞鸟不通”，川黔道上艰难险阻可见一斑。无独有偶，民时文人施蛰存在西行日记 中也记录了相同的情形:“中山之国，皆在黔中，此昔人之言也。车入贵州境后，即终日行崇山峻岭中，迂回曲折，忽然在危崖之巅，俯瞰深溪，千寻莫止;忽焉在盘谷之中，瞻顾群峰，百计难出。睑峨之状，心目交栗关轮疾驰以过，探首出车窗外，回顾其处，直疑在梦寐中矣。”5 他的日记传情写出了奔波于黔道上的忐忑心情。黔道艰难，并非是客黔文人戴着有色眼镜刻意描述，贵州籍作家蹇先艾在其短篇小说中对黔道上险恶地势亦有记载:“崎岖鸟道，悬崖绝壁触目都是奇异的高峰:往往三个山峰并峙，仿佛笔架;三峰之间有两条深沟，只能听见水在沟内活活地流，却望不见半点水的影子天常常酝酿着阴霾，山巅笼罩着一片一片白縠似的瘴雾。”6 西南公路之险，不仅在文人笔下，也在卡车司机口中。这样险的路况下行车，加之当时的汽车整体可靠性并不高，所以交通事故频发，据传奔波于西南公路贵州段的汽车司机有三句行话，“脚踏风火轮，手掌生死簿，眼望鬼门关”7，可谓形象。由此可见，“地无三里平”这句俗谚对贵州的描述虽然过于极端化，但确实大致反映出贵州当时的地理环境。客黔文人进入贵州伊始，对贵州的印象多是地势险要、交通不便、行旅困难，但在随后的进程中又连连感叹这里的山水自然。施蛰存于1937 年经贵州去云南，此时西南公路建设已经接近尾声，相较于王阳明、李嘉祐乃至蹇先艾，施蛰存082022年第21卷第24期产业与科技论坛2022（21）24Industrial&Science Tribune入黔时的路况已经改善了许多。他的惊愕主要来自于一个久居广袤平原的人，第一次见到千山层峦，受到的视觉冲击。毕竟他在后来的旅程日记里多次感叹山地的奇崛。不独施蛰存，巴金、茅盾、董每戡等一大批文人都曾惊叹于西南公路之险，但在平安抵达后又表达出对山国的喜爱。甚至这些客籍文人把山国贵州当做“江南”，构建出一个想象中的精神故土，想象中的故乡8。事实上，抗战爆发后蒋介石政府也意识到贵州作为大后方其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时任(1936 年)贵州省主席顾祝曾言，“贵州地居要冲，为西南交通枢纽，足矣控制川滇湘桂几省，具有建设国防之价值，为统一西南之据点”9，不得不说他抓住了关捩。贵阳作为陪都重庆的卫星城，对贵州的建设，一来可以助力重庆，乃至整个抗战前线;二来有助于控制西南四省，于是着手建设贵州公路，此后黔道由鸟道羊肠变成了西南公路。根据 抗战贵州文录 记载，这里将时人部分旅程时长量化，列举在表 1 中，供参考。表 1途经贵州滞留时间统计表姓名入黔时间起始与终点旅途时长滞留时间林冰1938 年长沙贵阳6 天2 天刘节1938 年重庆宜山9 天2 天叶圣陶1942 年綦江南丹16 天12 天宇周1941 年綦江沅陵8 天2 天*注:本数据根据 抗战贵州文录 所收录时人日记整理而来西南公路建成前，贵州行旅须走朝廷修建的官道，动辄半年，且“冲冒霜露，扳援崖壁，行万峰之顶，饥渴劳顿，筋骨疲惫，而瘴疠侵其外，忧郁攻其中”。贵州公路建成后，虽行旅依旧艰难，但相较于此前，已不可同日而语。正是改善的交通，才使大批文人能够进入贵州，看到贵州，丰富贵州。同时也因为客观存在的自然环境，一时间难以“山乡巨变”，但它正好形成天然屏障，从正面阻止日军的地面部队，“整个抗战时期，贵州全境很少遭到敌人的直接攻击。”10 只能远程空袭。它不仅为前方提供了港湾，也为抗战保存了有生力量，提供着源源不断的钱粮、人力乃至精神输出。二、民族性的思考:黔途中“人的文化之见”入黔途中的另一层印象乃是“人的文化之见”。就“人的文化之见”而言，同样可以参照约翰伯格在 观看之道 中的一段表述:“观看与视像的关系，表现为一种文化认同关系，文化认同关系则意味着观者对文化身份的认同/拒斥。”3 入黔文人看到黔地，并对自己看到的“视像”认同/否定，这背后就是文化之见。贵州地处西南奥区，在文化上长久地被描写或者被忽略。民国以来，蹇先艾或许是第一个自觉思考这片土地的人，他的水葬 也被鲁迅称赞:“水葬 对我们展示了 老远的贵州 乡间习俗的冷酷，和出于这冷酷中的母性的伟大。”11 在他的笔下，贵州蒙昧落后，但也有人性中温暖的一面。抗战爆发，贵州有了机会被远道而来的知识分子自觉自主地思考，他们看到了蹇先艾笔下的边僻穷困，也看到了类似于沈从文湘西世界里的暴力美学，更有对于现代文明侵入的反思。这些文人进入贵州后，看到贵州，他们会不自觉地以自身的文化视角来审视贵州，他们对贵州的审视也摆脱不了自身的文化属性。这些文人正处于历史转折期，是新旧交替期间继往开来的一代人，因此他们身上兼具两种文化，即中国传统文化与“五四”新文化。从传统的角度看，我们能发现他们身上的畏黔情结;从“五四”新文化的角度看他们对于黔地的开掘与思考，是“与民间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对话，进行文学的寻根”4。可以说文化之见下的贵州是在“看”与“被看”中发生着潜移默化的文化交流，这种影响又反作用于贵州，有利于贵州自身建设。文中文化视角下的“看”，类似于卢桢所说的“旅人来到异乡受到异域文化熏陶形成的异域文化视角”12，它通过“赶场”这一特定活动作为媒介间接呈现，通过文化人对贵州的思考直接呈现。(一)赶场。“赶场”即赶集，西南地区多谓之“赶场”，“它既是农村地区一种古老的习俗，又是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13，是一种以货币为一般等价物，在人与人之间进行买卖交易的经济行为14。王搏久在日记中大致粗略地述了贵阳的赶场情况:“两条凳子，一块大门板，搭成临时的摊子。像队伍般密密麻麻地从南门一直到北门。什么布匹呀、瓷器呀、五金呀、文具呀、旧衣呀总之，平日里买不到的货物，此刻都应有尽有。”15 这里有走街串巷的手工业者，有购买生活物资的人，亦有游手好闲者，在这里充斥着各色人等，社会中的三教九流均在此活动。因此赶场的“场”类似于文学作品中的茶馆 文化场域中的公共空间，透过它我们能窥视社会百态。战时经过贵州的文人抓住了这一视角，他们的日记中随处可见的赶场情景。这些记录“能提供某物或某人旧日的模样 从而也隐含了别人一度对这一题材的看法”3，是对“目之所见”的忠实记录，更是对“文化之见”的思考，我们从这些印象中直观地感受到时人对贵州的认知。林蒲在他的 卖油郎及其他16 中记载了一个集市上卖药师的故事，卖药师算不上江湖郎中，只懂几味药，仗着自己的乖嘴蜜舌，便支起摊子，打着包治百病的幌子，卖起药来，可任凭他怎么吆喝，直到散场，他仍旧没有开张。就贫困而论，不独贵州，近代整个中国绝大多数地区都是一穷二白。但是贵州穷困尤甚，殊不知黔地百姓赤贫者多，基本温饱问题尚难解决，更无治病的闲钱。玉汉在 贵阳印象 中更是记录了一件在场上发生的残酷的事情:“铜镜台附近聚集了一大群乡妇，拖着偏偏大乳，招揽顾客;烫发旗装的太太们，在嘻嘻哈哈地挑选奶妈，查看乳浆。”17 他们为生活所迫，引起了作者的同情:“可怜这一批乳妇，为饥寒所迫，抛下自己的子女不能哺乳，而迫卖乳头，这是多么心酸的事!”17 这些“大堰河”们像川黔道上的盐巴客一样挣扎在生存线上。这不仅使人想到乱世底层妇女的生存挣扎。李大钊说:“物质上不受牵制，精神上才能独立。”18 的确，物质的富足让人活出世俗的尊严，困于物质则让人异化;精神的富足使人内心高贵，精神贫乏容易使人抛弃自我，健全的人格一定是二者的结合。贫困和落后总是绑在一起的，贫困导致落后，落后又加深贫困，恶性循环。丁丁在黔北印象 中记录了赶场一角:“场上人民，极喜赌博，嗜吸大烟，生活异常失落，精神很是萎靡”19，“城内及乡下一部分的人，闲着无事时，就喜赌博这是婺川人视以为正当的娱乐，听说近来还是好的，往昔相赌成风。”19 时人多抽大烟，这并非黔北独有，也并非丁丁看见的偶然现象，“鸦片是贵州对外贸易的主要物品”20，虽然“贵州向称贫瘠，物产不丰，经济落后，但土壤极宜栽种罂粟烟草泛滥是当时社会的一大毒瘤”21，尽管中央政18产业与科技论坛2022年第21卷第24期Industrial&Science Tribune2022（21）24府有过禁烟政令，但因暴利，黔地政府暗地里并未落实，蒋介石在 建设贵州的急务 中便有记载:“我在民国二十四年的春季，曾经到过贵州尤其使我们最痛苦最惭愧的一件事，就是到处都看到罂粟花，到处都看到鸦片烟馆，一般同胞，几乎多是面黄肌瘦，精神体格都是衰弱不堪!”22 丁丁到黔北的时间是民国二十七年(1938 年)，可见丁丁记录不虚。外来者来到这里见到触目惊心的贫困。黔地贫瘠，其原因有二:一者天灾，1912 年至 1937 年的 26 年里，贵州发生了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