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城》与余华的叙事限度_郭雨欣.pdf

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卷，第 期，年 月 （），郭雨欣 文城与余华的叙事限度 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文城 与余华的叙事限度郭雨欣（宝鸡文理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宝鸡）摘要：余华最新长篇小说 文城 的出版创造了销量奇观且引发评论界的关注，但销售的火爆与部分批评家吹捧式的评价并不能掩盖余华在叙事上的限度与写作能力衰退的事实。文城 故事讲述的无计划、无安排与无节制暴露出作者文本组织力的薄弱；缺少人物内心世界的呈现使人物成为性格缺失且毫无生命力的善恶符号；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叙述的缺位与当下社会现实观照的缺乏更是追问文本内核时不能回避的价值硬伤。余华携 文城 归来不是重回巅峰而是创作能力径直下滑的再次证明。关键词：余华；文城；叙事；人物；历史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年 月余华推出的新作 文城 距上一部长篇小说 第七天 的发表已有八年。既然“暌违八年”隆重推出，肯定多有过人之处，也肯定不是当下一般作家的按部就班之作，读后却令人倍感失望。余华的创作发轫于 世纪 年代中期轰轰烈烈的先锋文学时期，如何讲故事与讲什么样 收稿日期：；修回日期：作者简介：郭雨欣（），女，陕西榆林人，硕士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故事自然是其拿手好戏，作为原点的 十八岁出门远行 以及 现实一种鲜血梅花，包括长篇 在细雨中呼喊 许三观卖血记 活着，余华都显示了极具特色的叙事能力。但在 文城中，余华讲故事的能力不是独孤求败之后的精进，而是人至老年的各种萎缩。陈蔚文在 文城 透支了余华的文学信誉 中列数小说情节的诸多漏洞，说它“被人诟病的漏洞随处可见”，然而文城 的最大问题还不是细节上欠缺琢磨后的漏洞，而是讲故事的方式出了问题。文城 故事讲述的随意与杂乱，人物心理呈现的普遍缺失以及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叙述缺位，都大大削弱了其文本价值和魅力。一、故事讲述的“随心所欲”文城 讲故事的最大特点是随心所欲，随心所欲不是天马行空与纵横捭阖，而是无计划、无安排与无节制。小说开头就有些零碎和无序，让人读来莫名其妙，这种在故事开端就暴露出的随意与杂乱不是局部的问题而是整部小说的叙事特征。小说写到小美盗取钱财不告而别后，林祥福沉默了一段时间便发奋图强拜师学艺。随后作者开始介绍木匠师傅的大名，他们是陈箱柜和徐硬木，一个是软木器匠一个是硬木器匠，还借师傅之口将木工行当分门别类地进行了一番“科普”，如模子作、牙子作、圆椅匠、箍桶匠等等木工行当。既然如此不吝笔墨，想必接下来是要具体讲述林祥福拜师后的木匠生活和他学技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接下来却是媒婆向林祥福打听他和小美的事，林祥福的学艺之途刚刚开启却又戛然而止。余华在语言运用上向来以简洁见长，如果不计划详写林祥福的学艺生活，这本是可以几句话就交代清楚的事，关于两位木匠师傅以及各类木工的介绍就显得横生枝节、毫无必要。类似这样的枝节蔓生之处不胜枚举，许多次要人物的出现及其事件的讲述不仅杂乱而且没有充分的必要性和意义。比如作者先写林祥福与顾益民为林百家和顾同年订了亲，又开始写混世魔王顾同年的嫖妓经历，甚至把顾同年的几个弟弟也顺带写了进去，但这与整个故事并没有关系。林白家与顾同年订亲之后，突然又插入一段十七岁的副官对林白家一见倾心的故事：“记住我，李元成，将来你在报纸上看到有个大英雄李元成，必定是我，你若是落难了，就拿着报纸来找我。”但是副官从此杳无踪迹，预言性质的承诺没有了后续，充满暗示的话语却没有故事，就像半路“杀”出来许多人和事，根本没有经过精心的安排。“一部结构严密的小说，其中描写的事件往往是互为因果、相互关联的。但在 文城 中，主人公与事件的因果关系却显得生硬而混乱。”作者想讲谁就讲谁，讲到哪就算哪，次要人物的出现缺少必要性，事件的叙述缺乏组织性，这种杂乱的故事讲述不仅让人在阅读过程中产生不适，也削弱了小说的魅力。文城 的故事不仅无计划，而且无节制，最典型的就是 文城 中的暴力叙事。“暴力是余华小说中经常涉及的内容，暴力叙事是其小说创作的主要特点。”在余华八十年代中后期如 十八岁出门远行西北风呼啸的中午死亡叙述现实一种世事如烟一九八六年 等作品中就有暴力景观和血腥气息，转型后的余华创作虽然多了些苦难和温情，少了些暴力，但 文城中无节制的暴力叙事仍然突显出余华浓厚的暴力和死亡情结。他在小说中不厌其烦地书写暴力，其中的酷刑书写更是暴力的高级演练场，残暴与血腥堪比莫言小说 檀香刑。土匪未到溪镇之前，就有人们口耳相传的一系列让人胆战心惊的刑罚，为了让溪镇百姓观看也为了让读者观看，作者专门让陈顺、张品三、曾万福三人展开一场“耕田”比赛并对赛事进行“实时报道”。第一次从溪镇绑走的人票都被割掉了左耳，唐大眼珠更是作为受刑“典型”被详细描写在受刑的过程中是怎样的“屁股像脸，脸像屁股”。即使是顾益民进了土匪窝也要让他体验酷刑项目，酷刑之一的“手摇磨”就被重复提及。余华自己曾说：“暴力因为其形式充满激情，它的力量源自于人内心的渴望，所以它使我心醉神迷。”对暴力的“痴迷”使作者仿佛失控一样反复书写暴力，每次都忍不住要多写一点，就像 现实一种 里一定要把各科医生是怎样从山岗的身体上剖取器官都写一遍方能作罢。当血腥与暴力写到极致，文城 中张一斧血洗齐家村就变成了一场暴力的狂欢，暴力之“暴”的程度到写无可写时只能走向荒诞。关于暴力，尤其是大量的直接性暴力，我们要思索追问的是它书写的价值意义，而不是仅仅让它成为带有视觉冲击力的奇观或者景观的展览。暴力叙事最终的落脚点必然是对人的存在与价值的关注，而 文城 中极端化的暴力给予读者的思考空间并不广阔，一言以蔽之就第 期 郭雨欣：文城 与余华的叙事限度是人性之恶。从这点来讲，文城 的暴力叙事并不具备太大的意义。暴力书写的无节制即是作者讲故事的无节制，“余华在写小说时，仿佛就像电子游戏生产商开发 杀人游戏 软件一样，开发出的 产品，一款比一款骇人听闻，一篇比一篇让人心惊胆战”。世事如烟 中就有一个接着一个的神秘而无端的死亡事件，许三观卖血记 里的许三观也是一次接着一次的由出于紧急需要与生计艰难而卖血，活着 也是将灾难故事叠加写作，福贵的亲人一连串地去世，最后只剩下福贵与一头叫做福贵的老牛。文城 则是层出不穷的匪患与“生生不息”的暴力，作者试图以接二连三的匪患带来的暴力与血腥加重灾难的色彩，但故事不该是这样讲的，这是在复制灾难，而不是加重灾难。灾难的深重来源于简单再生产，而非扩大再生产，无节制地描写暴力与血腥反而消解了灾难的悲剧性。二、心理呈现的普遍缺失 有评论者诟病 文城 中的人物大都是扁形人物，只是作者的“提线木偶”。其实这并不是简单的扁形人物形象问题，扁形人物形象是没写出人物性格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文城 则是人在自主选择时思维出了问题，人物的丰富的心理世界没有被挖掘出来，也就是叙述者的叙述能力出了问题。林祥福、阿强、顾益民等等，几乎个个缺乏人性本来有的张力，人在自身境遇面前的可能的挣扎，人物性格缺失成为故事讲述的最大灾难，各类人物的心理动机与心理力量呈现全面缺乏。小美偷走家产不辞而别，人财两失的林祥福却以惊人的宽容迅速接纳了再次出现的小美。他虽然向小美追问钱财的去向却没有真的向她索要钱财，甚至都没有多么严厉的指责，有的只是情绪上的不满，简单发泄之后很快也就消散。经历如此的生活变动，林祥福释怀的神速缺少充分的理由。得知小美怀孕的林祥福还仿佛“赚”到一样为小美补办了一场正式的婚礼，二人无缝衔接地过起之前那样平静温馨的日子。即使小美怀了林家的骨肉，他至少该有一个内心的起伏与接纳的过程，但是我们看不到林祥福的内心世界，感受不到他的心理活动，也理解不了他对小美的大度，我们看到的只是林祥福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大好人。在谈到林祥福这个人物时，余华说：“在写作过程中，我对林祥福这个人物越来越了解，我觉得这是一个善良到了极致的人，我一直想写一个善良到极致的人是什么样子。这个念想，在林祥福身上完成了。林祥福就是这么一个至善的人物，有的人可能认为（这种人）找不着了，但是我相信还有这样的人。”如果说是因为林祥福太善良，善良到极致，那他对小美的宽容大度和爱也就无需解释，但只要是人，无论如何善良总还具备人性的弱点和复杂性，人在丢失大量金钱又遭受感情重创的双重打击和骗局下，如此云淡风轻太悖乎常情常理。善良也要基于真实的人性，爱也不能成为遮蔽和模糊理应存在的心理活动的借口，以善良的名义去写失真的人性只能说明作者的叙述无力。阿强决定将小美留在林祥福家中也缺少心理动机与心理力量。作为一个敢从家中偷钱离家出走去找小美的人，在遭受生存挑战的时候，小美尚且乐观坚定，而阿强却在一夜之内决意独自离去，将心爱的女人留在别的男人身边，阿强的决定令人难以置信。更重要的是，作者竟然没有涉笔阿强决定离开时的内心活动和理应存在的挣扎与纠结。人物的心理不明朗，行为也就不可信。作者似乎也意识到了这样不合理，就写阿强在小美的身体上如何流连忘返，以示他对小美的不舍，但动作语言不能代替心理活动，这不仅是关乎情感、更是关乎命运的时刻，阿强此时却只知道留恋于鱼水之欢，多少让人感到适得其反。顾益民被土匪绑票，在遭受“划鲫鱼”和“手摇磨”两项酷刑后就开始求饶，同意把溪镇民团的所有枪支交出来换取他的性命。没有武器的队伍就没有战斗力，溪镇民团的枪支如果到了土匪手中，土匪只会更加猖狂，当他们再来溪镇作恶，那全城的百姓只有遭殃的份。这种后果顾益民不会想不到，但他在酷刑面前迅速缴械，从落入匪窝到同意交枪的过程中没有任何权衡和挣扎。首任团领朱伯崇以死抗匪护卫溪镇，现任团领却为保全自身而置全城百姓安危于不顾，作为“溪镇最有尊严”的人，顾益民决定交枪时不可能没有一丝纠结。而且之前的顾益民在小说中一直是一个正面人物，他有头脑、有义气、顾全大局、临危不乱，尤其在北洋军来溪镇的时候，他主动招待这些不速之客，使溪镇的损失降到最低，人们的安全得到保障，是受众人爱戴且极有威信的一个形象。但独耳民团抗匪全军覆没后顾益民重建民团并担任首领，当了首领的他就变得招摇过市，智商也直线下降，被土匪轻河 南 理 工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年第 卷而易举地绑架，毫无反抗地缴械投降，这与他之前的性格和行为大不相符，这种变化也缺少心理动机的呈现和合理的解释。与林百家情胜母女的李美莲，为主人鞠躬尽瘁的田家兄弟，杀人如麻、凶狠残暴的张一斧，温柔体贴、善解人意的翠萍，这些人物形象都是失败的，他们的性格从出场就已定型，一好到底或者穷凶极恶，没有发展和蜕变，始终让读者觉得“隔了一层”。“无论正派反派，人物性格都和他们的名字一样，直白浅近，没有人性复杂性辗转腾挪的空间。说起来，余华的小说虽然有让人牢牢记住的人物，但却很难找到复杂的性格。”余华对人物内心世界表达的缺失，使人物的行为普遍缺少心理动机，性格缺失且没有生命力，我们看到的只是作者“强行安排”之下的一个个善恶的符号。倒是小说“补”的部分写小美对自己与林祥福所生女儿的多方情感牵绊，读来还有可信之处，相应心理较为写实也相对精彩，使小美的形象不至于那么僵硬。三、历史进程的叙述缺位 丁帆高度评价 文城，说它是“如诗如歌、如泣如诉的浪漫史诗”，文城 的确具有“诗”性，但“史”性严重不足。文城 的背景在新旧交接、兵荒马乱的二十世纪初，中国近现代史上新与旧的对立是确实存在的，一个江南小镇虽然传统但经受革命与一系列改革的影响，不应该是简化的南方革命者与北洋军阀政府之间的斗争、上海女学生的开风气等，而应该是风气和时局变化引起的人的变化，比如鲁迅的 伤逝、叶圣陶的 倪焕之 等小说所表现出来的人物行为和思想深处的变动。文城 的讲述虽然在大环境中展开，但溪镇的人包括溪镇本身都和大时代没有发生多少关联和互动，关于历史进程的叙述在 文城 中其实是缺位的。首先，余华虽然选择了中国近现代这样一个历史时期，但却没有赋予人物在时代更迭之下应有的变化。文城 中的人物普遍缺乏新的气息，他们似乎更属于旧时代，而没有多少近现代历史进程的影子。出走的小美和阿强看似具备新思想实则仍然是不折不扣的旧人物，小美的出走是被迫的走投无路，不是现代意义的女性意识觉醒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