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蒋硕杰成就三不朽的台湾经济学家.docx

蒋硕杰：成就三不朽的台湾经济学家 黄春兴 蒋硕杰评传，吴惠林、彭慧明著，海南出版社，2023 这是一部伟大华人经济学家蒋硕杰的传记。他成就了中国传统人文定义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本书封面尊称他为“自由经济导师，对自由经济具有坚决的信念〞──这确实是他一生的写照。 然而，记得在“蒋硕杰逝世六周年纪念会〞上，曾有人提出这样的质疑：“一位崇尚自由经济、反对干预的自由主义者，竟然接受官方的供养，担任官方主导设立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的院长和董事长的职位？〞或许因为与会者都是敬爱蒋硕杰的受业门生，或许因为会议时间过于短促，这疑问并没受到关切。 二十年过去了，在重读蒋硕杰评传之际，这质疑又重上心头。随着对于自由经济的更深入认识，在读完每件事迹后，都注意到：蒋硕杰一生的不朽事迹都是在“政府参谋〞的身份下完成的。西方文化传统要求知识分子必须与政府保持一定距离，而米塞斯与哈耶克的自由经济主义更告诫经济学家：不适宜担任政府参谋，更不应该借着参谋身份去实现个人理念。蒋硕杰是哈耶克的门生，对此，要如何去解释？ 当然，西方也有不少担任公职又受人景仰的经济学者，而米塞斯也说过：群众不会有太多的理念，常因不经意跟随政治人物的理念而走向灾祸，此时经济学家必须出来启发舆论。但这样的解释并不太适宜，因有违他是“吾道一以贯之〞的感受。因此，我必须回到中国人文传统去理解他。夏道平也是这样看的，虽没明说。他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热衷承袭“学而优那么仕〞的传统，也就没批评他们与官方之间的暧昧关系，只是顺着米塞斯的信念，呼吁经济学家“不该是学官两栖的动物〞，更不应该变成“遵照业主意旨的经济工程师〞。 重读评传，我更加确认当年和同事在纪念会提出的命题：蒋硕杰对自由经济的认识是逐渐认同的。逐渐认同的过程意味着年轻时代的缺失，但也反映出对自由的坚决信念和不舍的追求──这才是他留给我们最重要的资产。 蒋硕杰生于上海，十五岁赴日本庆应大学，因卢沟桥事变发生而回国，次年就读英国伦敦政经学院。他于1945年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随即返国，就职于东北行营。1947年，他任教于北京大学，次年到台湾大学讲学。短暂停留之后，就离台赴美，任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十年后重返学校，先担任美国罗彻斯特大学经济学系系主任，又十年，转到康奈尔大学任教，直到67岁退休。1985年后，他担任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董事长，直到1993年病逝。 评传中提到蒋硕杰“在十五岁以前已读过四书〞。中国传统读书人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抱负与胸怀，应该在他出国之前已经内化了。其他的陈述更能佐证：他在出国前就明白“念经济可以帮助国家富强〞、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离日返国、学成之后毅然返回多事之秋的祖国。当然，西方教育也会激发个人的勇气和行动，但追溯他论述“五鬼搬运〞和“金蝉脱壳〞背后的典故，我们应能理解他热衷于向政府建言的胸怀是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 怀着传统读书人的抱负，蒋硕杰虽没在学术上摘下桂冠，但成就了最高价值的三不朽。请容我分项说明。 先说立德。传统的定义是“创制垂法、博施济众、惠泽被于无穷〞。这定义并不指向高尚的行为楷模，而是要求能创立对所有民众有利的制度〔包括政策〕，也就是以新制度去提升帕累托效率。对此的联想就是松绑政府管制，因为管制是以全体民众的利益为代价去增益少局部人。 解除管制必然招致既得利益者的抗拒，这逼得蒋硕杰屡次黯然而退。譬如在1948年，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以取代贬值到底的法币，但未能压制通胀而实施物价管制。蒋硕杰便发表文章指出：唯有积极提高利率才能吸收到存款，再贷款给工商业者扩增供应，方能解决通胀。遗憾的是，他的建议没有引起施政者的关注。另一次是在1968年，台湾方案将义务教育延长到九年，需要很多预算，就设立了“赋税改革委员会〞，并主张以增加所得税税收去扩充财源。当时也是参谋的蒋硕杰那么认为：那将扭曲资源分配，尤其会伤害高所得者对于资本财产的投资方案。他建议实施课征消费的加值税。由于凯恩斯理论当道，他只能无功而退。 让蒋硕杰成就立德功绩的是汇率单一化的变革。1950年代的台湾极度缺欠外汇，当局为了有效利用外汇，采取差异汇率：给出口弱势商品有利的汇率，而给优势商品相对不利的汇率，另允许公营企业不同的汇率。这种复式汇率对产业结构的不良影响远甚于汇率水平的管制。他借着参与美国经济参谋团的时机，建议当局推动单一汇率。这次的建言幸运地被接纳，也正式点燃台湾经济的起飞引擎。 立德着眼于长期的制度变革，立功强调短期的政策成果：“整恶除难、功济于时〞。外汇券政策是很好的事迹。单一汇率下的汇率该定为多少,最好能让自由市场去决定。然而，蒋硕杰当时说道：“那时候大家对台湾没信心，要是统统可以自由买外汇的话，说不定有人根本就想逃出台湾，把钱带到美国去做寓公去了。〞他于是创立外汇券市场，一方面限制使用外汇券的资格，另一方面让有资格使用的人在外汇券的自由市场下决定汇率。 “五鬼搬运〞和随后的“金蝉脱壳〞是蒋硕杰最具代表性的名言，也完全符合“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其身既没，其言尚存〞的立言要求。五鬼搬运意指：企业常在景气衰退时要求政府印钞〔或低利率〕救市，而往往是官商关系好的企业先获得首批救济，正好可占尽市场利基。其后获得救济的企业只能面对利基已消散的市场。该内容和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循环理论没什么不同，都是源自于古典理论；然而，蒋硕杰不提奥地利学派，只说来自于对他的影响大过哈耶克的“罗伯森教授〞。他除了早期提出“重视轻工业政策〞时说过是采用奥地利学派资本理论中的时间概念外，就很少提到奥派，这种情形，直到任职“中华经济研究院〞才有所改变。 他坚信实质的正利率是经济增长和稳定的根底，因此他坚决反对凯恩斯式的宽松货币政策。在英文论文集的序言中，他清楚说道：凯恩斯理论的缺陷在于他的货币理论无法融入他的有效需要理论。因此建议凯恩斯以可贷基金理论去替代流动性偏好理论，也就是以利率的使用分析去替代错误的存量分析。至于自由经济的进一步内涵，他应该是在认识夏道平之后才有深刻的理解。不同于哈耶克的另一门生周德伟，他在退休之前似乎对米塞斯和哈耶克的法政论述的认识并不多。夏道平是在蒋硕杰王作荣论战接近尾声的1982年主动写信给素昧平生的蒋硕杰，之后并寄送几本他翻译的米塞斯的著作，应该会包括人的行为一书。 在当年的纪念会上，我与同事干学平提交了论文蒋硕杰对奥地利学派之自由经济思想的最后认同，几位任职于“中华经济研究院〞的学者都不敢认同我们提出的命题和论述，很挖苦的是，支持我的却都是倾向凯恩斯学派的学者。长期追随蒋硕杰的吴惠林自然也不认同。他发言在先，没时机对我的文章做回应。经过十五年后，他在这本“评传〞中表达了他当时没时机说的话。评传第54页写道：“有学者认为，这代表蒋硕杰一开始在支持自由经济的道路时仍有所疑虑，但实际上，以台湾当时的政治不安与经济动乱情况来说，距离完全自由民主化的条件本来就有差距，政府扮演安定角色有其必要性。〞他是以实用的角度作为答复，而这里的“有学者〞指的就是我和同事当年发表的那篇文章。有意思的是，同样的文句重复出现在“评传〞的最后一章的最后几行。 毫无疑问，蒋硕杰是台湾经济开展和经济学教育史上照亮夜空的灿烂明星，也因如此，有太多人无法接受一位伟人在成长过程中有过的摸索历程，更无法成认他们内心也有过的挣扎。海南出版社同一套书中的米塞斯评传中，作者柯兹纳也是米塞斯的门生和追随者，倒能理解导师的困境。科兹纳说道：“米塞斯始终坚持研究的客观性、非政治性和中立性，然而，他也积极地信仰并倡导古典自由主义的政治方案。有时，米塞斯似乎无视了他的‘科学与他的‘信念之间的界线。〞把柯兹纳的最后一句话套用到蒋硕杰身上，我们是否会断然就否认：有时，蒋硕杰似乎无视了他的“学而优那么仕的抱负〞与他的“自由主义的信念〞之间的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