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门阀政治的形成.doc

门阀政治的形成 门阀政治格局在东晋形成，首先是西晋时期门阀士族阶层的最终形成，他们是门阀政治的主体，也是门阀政治形成的必然性因素。八王之乱的爆发最终让一个缺少号召力的皇室远亲建立了政权，造成先天性的皇权缺乏那么是东晋门阀政治形成的特殊性表现。司马睿在琅琊王氏家族的帮助下，建立了东晋朝廷，同时也是门阀政治初步形成的表现，但司马睿在政局稳定后，随即采取了一系列加强皇权，打击士族的政策，企图改变局面，但遭到士族的对抗，政策失败，门阀政治格局最终形成。 关键词：东晋;门阀政治;形成 第一章前言 1.1选题背景和选题意义 1.1.1选题背景 东晋政治在我国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具有很强的特殊性。东晋政治并非是皇权专断，而是几个主要的的世家大族垄断了政权，与皇帝分享政治权力，形成了独特的门阀政治。东晋的多任皇帝虽然也试图加强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但最后都归于失败。长达百年的东晋政治，皇帝实际是在几大门阀的相互制衡与斗争中寻求均衡，而东晋的灭亡，也正是军事贵族刘裕的崛起，打破门阀制衡的结果。因此，理解东晋门阀政治的形成，是翻开东晋政治之谜的钥匙，这个领域的研究也历来是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一个热点和难点。 1.1.2选题意义 对于东晋门阀政治的形成过程，现存的研究主要是个案研究，较多的是考察单个门阀大族在东晋政局中起到的作用，或者从某个角度切入，如婚姻制度、流民，少见对其形成过程有系统论述，本文尝试从背景，具体形成过程，特点，以及评价各个方面来了解门阀政治的全貌 第四章门阀政治的形成过程与内容 4.1.最初产生：东晋政权的建立 东晋的建立的建立缘起八王之乱导致的西晋灭亡，宗室司马睿在士族力量王导的辅助下，在取得南北士族的共同支持下建立。这样一个不独立的政权一经建立，便确立了门阀势力的主导地位，门阀政治也就自然地形成了。 4.1.1八王之乱与西晋的灭亡 八王之乱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皇族内乱之一，严重破坏了西晋的社会经济，直接导致了西晋统治的灭亡，同时也为司马睿建立东晋政权提供了历史机遇。西晋建国之初，晋武帝为对抗士族，对宗室弟子大肆分封，“封诸王以郡为国〞。与西汉初年实行的郡国并行制相同，西晋将全国划为19个州，下辖郡、王国173个。其中，王国占57个，与州、郡、县一道，作为西晋地方行政区划和统治机构，诸王可自行任命官吏和收取赋税。并且，赋予诸侯王国置军权：将封国按大小分为大、次、小三等，不同等级可置数目不同的军队。另外，诸侯还有中央和地方的政治军事大权。例如，“以司空齐王攸为大司马、督青州诸军事、镇东大将军、琅邪王伷为抚军大将军，汝南王亮为太尉，光禄大夫山涛为司徒，尚书令卫瓘为司空……〞可见，西晋对诸侯赋予极大地权力，是后来发生八王作乱的主要原因。 八王之乱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因晋武帝驾崩而起，其子晋惠帝司马衷无能，导致外戚杨骏与皇后贾南风相互夺权，并有宗室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参与其中。最后，以皇后贾南风掌握朝政大权为结束。第二阶段从元康九年〔299年)到光熙元年〔306年〕结束。这一阶段由赵王司马伦杀太子，自立为帝为导火索，随即引起各方宗室不满，各地藩王轮番而起，前者一经掌权，后者随即取而代之，共历时七年，最终，太傅、东海王司马越辅政，掌握了朝廷大权。八王之乱导致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人民大量伤亡，西晋的统治机能从此瘫痪。在这期间，各藩王为加强实力，频繁与关外少数民族联合作战，如并州刺史刘琨曾屡次与鲜卑族首领拓跋猗卢联结对抗汉国；王浚与司马腾曾与乌桓人及鲜卑联手对抗成都王。后期，匈奴汉国政权日益崛起，永嘉七年〔313〕初，晋怀帝被刘聪所杀，太子司马邺在长安即位，即孝愍皇帝，随即汉军攻破长安，晋愍帝投降。至此历时52年的西晋灭亡。 西晋的灭亡是司马睿建立东晋的前提，经过八王之乱的剧烈斗争，其他的宗族势力根本消亡殆尽，无力再争夺皇权，使司马睿能较为顺利的建立东晋政权，而且也是东晋政权较为稳定的重要原因。 4.1.2司马睿与王导南渡 西晋诸王，在其封国内多于士人结交，甚至联姻，形成密切的家族关系，更是“一种以家族集团利益为根底的的长期开展起来的相互为用的政治关系〞。王与马的结合同样是这种关系的体现。当然王与马的第一次结合并非是司马睿与王导，而是司马越与王衍。八王之乱后，司马越辅政，面对匈奴和羯人的威胁，他并非皇室近亲，号召力有限，需要联络关东士族给自己以支持。而王衍是当时的名士首领，是最适合司马越的人选。最终，西晋末年的政治局面那么由司马越和王衍操持，司马越以其宗室名义和执政地位为王衍及其家族祖提供官僚地位，王衍为司马越网罗名士，装点朝堂。这是“王与马共天下〞最早的形成，也是后来王与马结合的渊源。 王衍家族所在的琅琊国，是司马睿的封国，并与司马越所在东海国相邻。司马越收兵下邳，准备迎回晋惠帝时，启用司马睿为安平将军，留守下邳，保护前方。司马睿同时请王衍从弟、参东海王越军事的王导为司马，从此形成了司马睿与王导的组合。司马越和王衍为了维持北方的残破局面，迫切需要江南的物资支持，在司马睿出镇下邳两年后，受命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而且，此时司马越和王衍并无南渡之意，留守中原。司马睿携王导于公元307年南渡，移镇建邺，开始在江南独立经营，成为其建立东晋的特殊际遇。 如何在实践中落实“明教即自然〞的思想，即是表现为礼玄双修，清谈与政务两不误。具体来说就是以儒家干政，以玄学交游，以礼仪标准家国政事，以玄谈追求心性自由。“究其核心，可归结为一点，实际主要就是心性自由与恪守礼教的调节与平衡〞。以王谢两大家族为代表，东晋门阀士族思想结构中“儒玄双修〞的价值选择既可以让他们在个人生活领域实现对现实俗务的超脱，又可以在政治生活领域为家族兴盛争得优势资源，从而保障高门士族的显要地位。于是，在王、谢等士族权臣的影响下，儒玄双修成为士人普遍的思想倾向与行为模式。田余庆在东晋门阀政治中也谈到“两晋时期，儒学家族如果不入玄风，就产生不了为世所知的名士，从而也不能继续维持其尊显的士族地位。东晋之政的门阀士族……没有一个是原封未动的儒学世家。〞可见礼玄双修确是当时的文化主流。 4.3.3士庶之别的不可调和 在阶级社会里,社会地位是由经济势力和政治权力决定的。只要有权势有钱财,就有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间当然谈不上什么平等,而两晋南朝的门阀士族还要更进一步,士族认为自己比同阶级即所谓“寒门庶族〞也要高一等。因此两晋南朝时期极严格的“士庶之别〞,就是士族在社会地位上封建等级特权的又一具体表现。“士庶之别〞,本指士籍与庶籍的不同,入士籍的必须是门阀士族,寒门庶族只能入庶籍,因为入了士籍的可以得到国家免役、免税等特权,庶籍就没有这些特权享受。这种户籍的差异,首先是政治性的差异,说明了士庶之间的政治地位不同。但是户籍的差异也反映了社会地位的不同,既然在政治特权上,士族要比庶族多,当然社会地位也就要比庶族高。由于社会地位的不同,士族那么加以大大利用,把“士庶之别〞扩张到许多领域内。 第一是士庶讲究流品,羞与寒门同流,在政治地位以外,显示自己的特殊门第,使得士庶之分,壁垒森严,甚至连皇帝亦无可奈何。如宋孝武帝时,路太后兄路庆之之孙路琼之,住宅与太常王僧达并门,一天路琼之前往拜访被王僧达凌辱,路太后告于孝武帝,宋孝武帝答复说:“琼之年少无事,诣主僧达门见辱乃其宜耳,僧达贵公子,岂可以此加罪乎’。〞 第二是士族的身份内婚制恩格斯说:“结婚乃是一种政治行为,乃是一种借新的联姻以加强自己势力的时机,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情感。〞正因如此，在两晋之际，士族身份的内婚制逐渐形成——士族的联姻对象严格限定在家世对等的士族家庭之中，士族与庶族之间严禁通婚。西晋时，婚靖重德行、风标、容止、玄谈等风气下,中下层士族只要个人仪表风范符合社会价值标准,也可婚搏高门;而高门子弟假设本人才姿欠佳,也会因谋婚无处而降格。但随着东晋政局的稳定,门阀政治最为典型,门阀士族间的等级内婚姻也最是壁垒森严。服冕之家，流品之人，视寒素之子，轻假设仆隶，易如草芥，曾不与之为伍。〞族王源仅因与庶族满氏通婚，竟被指责为“玷辱流辈，莫斯为甚〞，视作骇人听闻之事，并招致“黜之流任〞、“禁锢终身〞之弹劾。由此可见，东晋门第观念在婚媾中占绝对地位，“士庶不婚〞无可动摇。 第三是士族以谱学为工具,从历史上为士庶之别找根据。谱碟之学对士族社会地位的维持,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士族官位的进升,不必全由中正官的品评,主要是在于区分血统,弄清郡望,这样有了谱牌,就能防止寒门庶族窜入士族队伍。假设谱牌伪造,必然造成士庶混乱，这对士族是一个严重威胁。士族如此重视谱牌,更主要的是,因为士籍有不纳租税不服摇役的特权,假设子孙累世相传,就能长期保持对劳动人民进行剥削的权利。 第五章对东晋门阀政治形成的评价 东晋门阀政治形成的过程中，表现出了与其他政权建立的不同特点，这些特点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但应该成认它在魏晋南北朝这样一个以分裂为主题的时代背景下起到的历史作用。 5.1东晋门阀政治形成的特点 1.偶然性 西晋灭亡后，镇守江东的司马睿在世家大族的支持下，以延续晋祚为名，登基称帝，建立了东晋王朝，开启了百年的门阀政治。可见如果西晋没有灭亡，那么就不会产生东晋。而西晋亡于五胡乱华，而五胡乱华的导火索就是八王之乱。八王之乱那么是晋惠帝羸弱无知，皇后贾南风野心勃勃，和外戚争权夺利所引起，导致了西晋后期朝廷剧烈的权力斗争。如果晋武帝没有选晋惠帝当继承人，而是选了其他智力正常的皇子当继承人；又或者晋惠帝的皇后不是贾南风，那么西晋后期的朝廷权力斗争也不会发生，往后的八王之乱、五胡乱华、西晋灭亡和东晋建立根本上都不发生。在这个逻辑链中，如果任意一个环节中断的话，那么门阀政治都不会形成，它是一系列不确定事件的的最终结果，具有很大程度上的偶然性。 2.皇权先天缺乏 司马睿是司马懿曾孙，属司马懿之子司马伷一脉，而西晋皇权那么是在司马昭一脉继承，司马睿在血统上没有继承皇权的优势；从个人实力来说，八王之乱后最终掌权的是司马越，司马睿只是当时的一个一般的宗室成员，并没有什么声望。司马睿的血统疏远和实力缺乏使得他必须借助士族的力量才能建立新朝，而代价就是要放弃很大局部的统治权力，先天性的导致东晋一朝皇权的衰落。同时由于对士族的过分依赖，导致士族实力膨胀，并掌握了兵权而产生了士族专兵的情况，使得整个东晋一朝皇权无力回归。因为司马睿个人根基羸弱的问题，导致了以司马氏为代表的皇权从形成之初就以卑微的姿态出现，也导致了整个东晋门阀政治的形成。 3.妥协性 东晋门阀政治格局的形成是皇权与南北士族互相妥协的结果。首先是司马睿对南北士族的妥协，其之所以能成功南渡，就是在保证江南士族的各方利益的根底上，比方对东吴士族庄园的保护，对他们推荐的官员的任命。以及司马睿对王敦之乱后门阀格局最终的成认，都是妥协的表现；其次是士族对皇权的妥协，西晋灭亡，司马睿是汉族政权的象征，而南渡的士族依然是西晋的朝臣，他们只有推举有司马氏血统的司马睿，才是正统，才能名正言顺的北伐中原，南方士族为稳固江左的势力也愿意向其称臣。最后是南北士族的妥协，南渡后，中原的士族成认了南方士族在建邺的利益，他们只能在三吴地区，南方士族势力薄弱的地方抢占山泽，求田问舍，以防止冲突，南方士族也不得不成认北方士族在政治上的主导作用。各方势力在妥协中实现了微妙的平衡，是门阀政治在一段时间内趋于稳定。 5.2门阀政治形成的影响 1.宗室力量受到打击 东晋是司马睿在士族力量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而东晋的皇帝屡次试图联合宗族势力加强皇权，因此这就决定了皇室成员和士族力量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宗室力量作为皇帝的同姓近亲，至少在名义占有优势，这也是士族势力限制京权而必须迫害宗室的原因。东晋一百余年间，宗室成员和士族社会之间的斗争不断，集中爆发了有三次大的冲突。第一次是晋明帝临终遗诏，任司马羕、司马宗为辅政大之一，这是明帝试图依靠宗室力量来加强呈权，削弱士族对皇权的控制的一次尝试，但遭到士族的强烈还击，过江的“五马〞几乎被消灭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