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选秀之城成都 选秀之城.docx

选秀之城:成都 选秀之城 　　2022年李宇春夺得超级女声冠军，一边是全民民意的狂欢，一边是关于中性风的争议。正是这一年，选秀被赋予革命性意义，而关键词诸如超级女声、湖南卫视、长沙，那么在快乐大本营打响名堂多年之后，再一次因这档选秀而被全国观众记住。其他城市如上海也不乏选秀比赛，喧嚣过后，大多数因各种原因而逐渐消失于人们的视线中。唯有从超女到快男快女时代的长沙，每年六七月，总有来自全国各赛区的一众未来偶像集结于此。这里见证过李宇春、周笔畅等人的一夜爆红，也被曾轶可、武艺等视为第二故土。 　　 　　全民娱乐的启蒙与退潮 　　事实上，在超女最火爆的2022年，草根选秀也不算闻所未闻的全新事物。在此之前，2003年湖南娱乐频道首次推出了超级男声；尚在湖南经视的龙丹妮，也操盘推出了绝对男人，但后者还只是传统意义上的选美活动，她隔年再出手，就是强调“平民选秀〞加“真人秀〞的明星学院，全民造星的味道开始涌现；而同在2004年，湖南卫视终于在自己的平台上开始做超级女声……经过了这些铺排，加上国内电视综艺节目等的熏陶，民众普遍的表演欲和表现力都得到了启蒙和提升，“现在的老百姓、观众，跟几十年前的老百姓相比，表现力是不一样的，他们敢说敢讲敢想，以前的话都是很拘谨的，所以这种表现力的提高，民众根本表现力的提高为选秀提供了题材。有这些素材有这些人能玩，能整得好看。〞曾参与2004、2022年超女分赛区工作，曾任天娱内容事业部副总的李志华说。空前的推广力度、参与程度以及天时地利人和，以超女为代表的草根偶像选秀，影响力在2022、2022年到达了顶峰。 　　跟随王平团队经历了2004、2022、2022三届超女比赛，又担任了2023快男总导演的洪涛，作为超女最鼎盛时期的亲历者，表示当年确实“举全台之力去操作一个活动〞，而在选人的标准上，也经历了从一般唱歌比赛到草根选秀的观念转变，“以前这歌唱比赛首先是选唱得好，结果发现呢，不是唱得最好的人有时反而最受关注。张含韵那年就是，一定要选出观众最喜欢的，正是顺应这样的一个潮流。〞在他看来，当年超女完全以观众票数决定冠军，也成为了营销的一个很经典的案例，“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 　　但随着近年对选秀关注度的不断降低，草根选秀也似乎进入了疲惫期，其中尤以去年的快男最为明显。李志华认为，如今要再复制超女当年的盛况已不太可能，而且也不需要，“如果再有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倒退，因为社会是向多元化、个性化方向开展的〞。当诸如全民娱乐、粉丝民意等热潮一过，选秀就失去了当初的轰动的社会效应，每个选手跟前剩下的，只是分众市场里或多或少的粉丝追捧。“因为我们再也不要回到那种，大家众口一词赞成一个什么东西的时代，那是一个过去的时代，现在是个性化、多元化的时代。〞李志华认为甚至不需要再有一个类似当年“超女〞的热潮。 　　 　　秀而不选，功利的时代近了 　　去年快男比赛外界反响平平，媒体对总导演洪涛多少有些微词。但他很清楚，如今的选秀确实比以前更难做了：电视观众的口味每天都在变得更挑剔，要求看各种各样的把戏，美国偶像如今已十几季了，无论舞台、主持人还是评委点评风格都变化不大，一个模式做下来就七八年，“但中国不行，你一场之间没有变化，观众马上就厌倦了。〞事实上，在这个处于加速度变化的社会环境中，我们对任何看到的事物都以一个加速度的眼光来期待。 　　于是从一开始，湖南卫视就首创了包括群众评审在内的各种环节，开了选秀史上一些没有的先河。赛制创新也是每年总导演的压力，“唱歌、评委打分，或者拿一个单纯的东西在比，我们还要参加一些阶段性的比赛。〞这些选秀比赛，自诞生之日就不同于美国偶像单纯的选唱将思路，往往被赋予了更多期望，“它是一个立体的、活生生的真人秀，通过一些高压力的环节，让选手把自己在那刻的反响呈现出来。〞当然并不止于此，2004年的明星学院、2022年前的超级女声，都让粉丝陷入疯狂的 短信投票中，而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明星主持人组合、煽情环节、后续的各地巡演等各种链条设计，也收获了热烈的反响。 　　因此，不同的选秀比赛之间互相跟风又互相较劲，比方2022年“快男〞与“好男儿〞死磕；又比方，同在湖南卫视内部，轮流执行超女快男的马昊、洪涛团队，也往往被拿来比拟。跟进比赛的天娱工作人员私下评价，熟悉音乐和舞台的洪涛，比赛现场往往梦幻大气，舞美和灯光一流，就是道具也格外多；而马昊团队那么更关注“人〞的因素，不但与公关部门沟通较多，配备有专门的宣传导演，今年连天娱老总龙丹妮都每场晋级赛必来“看人〞。 　　近年选秀泛滥，所谓人才辈出没过多久就变成了人才透支。但选秀的市场依然巨大，年轻人也依然在做着歌手、明星梦。快男快女选秀一直受到争议，但主办方却从未有停歇的意思。李志华所在的湖南娱乐频道，正是当年超级男声的诞生地，而他也经历了天娱早年的市场洗礼，如今保持距离地反观选秀，他觉得自己看得更清楚了：“以前是区分地选电影演员啊选歌手啊，现在就是不管你会什么，只要你会秀了，只要是能够秀能给大家带来快乐，可能你就会有一定的舞台。这个倒也是一个变化，我们有个说法是‘秀而不选’，因为这时候，‘选’这块也成了一个模式。〞他还认为选秀已经功利化，主要是选手功利化，不需要再通过学院模式、文工团模式，选秀就是受到市场认可的最好方式。 　　 　　南都娱乐×洪涛 　　“湖南卫视给娱乐圈奉献了最大的一个未来〞 　　南都娱乐：选秀每年求创新，设计赛制时会觉得压力大吗？ 　　洪涛：还好，玩赛制啊这些其实我们已经很有经验了。主要是怎么做出一个在形式、表现方式上的，或者比方说整个大思路上的创新突破，这对我们来说更难。 　　南都娱乐：有些理念上的递进吗？这些年有没有变化？ 　　洪涛：这个非常难，我们也要求这样做，但是能取得多少成效呢？比方说去年快男，我们参加跟国外的一些文化机构合作，在海外进行一个海选，吸引更多的这些海外人才来参加。我们在打造以往单个选手的时候，就说能不能搞个组合，比方说8090。想法初衷都是很好的，但是操作的过程当中可能考虑得不是特别周到，护航没护得特别好，没有到达最好的时间效果，这也是我们当时最大的遗憾。 　　南都娱乐：现在打造草根明星会越来越难吗？ 　　洪涛：还是，我们经历过最火爆的时候，但现在在现场，你可以感觉到还是一样的火爆，粉丝还是那么激昂，但群众的共鸣可能就不像原来的那么强烈。做节目的压力会更大，怎么去创新，这就是最大的一个压力。而创新不仅仅在赛制上，比方说在形态上，我选择怎么样的人，在方向性上怎么样来把控。 　　南都娱乐：选什么样的人，在选秀之前会有方向吗？ 　　洪涛：我觉得拿这个人去对号入座的话，绝对是找不到这样的人的，我们希望是选出一个大家最喜欢的。有时候并不见得由名次来决定一个人将来的开展，比方说2022年的张杰，他反而是里面最火爆的，他的唱片也好，他的个人开展也好，都比任何人好，他当年是第四名吧。 　　南都娱乐：在选和秀之间，你会觉得操作起来有矛盾吗？ 　　洪涛：应该没有吧，就是秀得好它一定就会选得好。秀肯定是最主体的，比方说他怎么去秀，秀得能够让他加分，其实这些都是一个冒险的形式，比方说陈翔弹唱，你不能让他永远弹唱，大家会审美疲劳。比方说何洁，她就是火爆，但不能让她永远走那一个风格。就是怎么去秀，秀什么，这也是看每一次需要才能秀得好的，也需要冒险和尝试的。 　　南都娱乐：90后的粉丝跟70后、80后的有不同吗？ 　　洪涛：我觉得他们是喜欢得没什么道理，就是纯粹的喜欢，而且会有种排他性。比方说我喜欢这个人，就有种非此即彼，对他非常拥趸的人，他会非常的狂热，但反之对其他人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就相当于会敌对起来。你看像武艺和陈翔的粉丝，两个总觉得在杠着，火药味就很浓，呵呵。 　　南都娱乐：选秀艺人参加跨年演唱会是你们的王牌吗？ 　　洪涛：我们这一个底气就是……虽然你可能说我们都只有天娱艺人，但湖南卫视选出来的，包括走了的陈楚生、何洁、尚雯婕都在内，湖南卫视给这个娱乐圈奉献了最大的一个未来吧。就是说现在这些国内当红的，能和港台艺人抗衡的也就是天娱的艺人，这是我们的一块重要资源。 　　 　　特约评论 　　超女危机： 　　革命精神背后的性格缺陷 　　文_袁复生（潇湘晨报书评人，“烂书榜〞发起人） 　　2022年，春哥中选超女扛把子。我在广州新市墟的河涌边，狠狠地抽完一支烟，决定从此回到湖南。 　　记得春哥唱歌的时候，我正买了一盒蚊香走向新市云霄楼的住处，一路上的四川小饭馆老板娘、超市少女员工都在拿 投票，他们的拇指让我冲动。我以为，娱乐将引领着民意，开启另一种可能的未来。 　　当我回到了家乡，这种民意大概只剩下外表上的延续，最后超女或者快男的舞台，成就的却是那些一路拥有生杀大权的“毒舌评委〞。我回长沙认识的朋友，零散地去做过那些舞台的评委，却从未和我谈论过任何冲动人心的变化。我也并未因为“家国情怀〞与超女团队再有往来。 　　我的意思是，在文化的意义、在社会学的意义上，我们曾将超女赋予了过高的解读和盼望，我们希望“超女进村〞带来一种另类的民主或曰民意表达。民众们自然会乐于看到自己拇指的力量能成就一个偶像。这种成就，就是偶像工业的一种革命性变化。 　　当年，就是这些，成了我返乡从业的一种动力。这种动力有一种历史的渊源所在，那是晚清以降的湖南，在无所不在的教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和现实的示范中，不断强化的“革命精神〞，无论是曾国藩的湘军还是毛泽东的红军，对湖南人的影响，可谓从幼儿园到坟墓。所谓革命精神，用湖南话表达约等于“霸蛮〞，一是在冲击旧规那么的创新，二是要狠、要强悍执行力、要强势、要“我说了算〞。 　　用那句俗到爆的句式说，有1000个超女观众，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让我冲动的哈姆雷特是娱乐工业的民意规那么。而对于那些超女工业的制造者来说，他们的哈姆雷特也许完全不在这里：在前期，那是强悍执行力彪悍创意力生产出的新偶像群体；在后期，那么在于那一纸一样强悍无比、我说了算的充满“霸蛮式革命精神〞的合约。 　　双刃剑的“革命精神〞在超女工业的后期，屡屡出现意外，选手的控诉和解约，乃至新人拒绝继续参赛的故事。合约的具体条款，我不得而知，但从结果往前推，不难窥见革命精神的影子。这种影子的后面，那么是商业精神的缺位：合理规那么、分享精神、平等交易……这些东西，在“革命精神〞面前，如果毫无一席之地，以一种“恩主〞的心态介入利润分配期，一拍两散的故事，恐怕会越来越多。而竞争对手一旦掌握更冲动人心的分配机制，那釜底抽薪的危机也就飘然而至了。 　　当然，这种危机并不是仅存于超女、快男、快女，而是整个湖南的社会与企业，那又是另一个长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