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国史静思录之中苏关系读后感.docx

国史静思录之中苏关系读后感 ——浅谈中苏之关系 读国史静思录之中苏关系有感 1949年的中国，一个幼小的、百废待兴的国家，在国际的舞台上根本没有它的政治地位，但是，一切又是那么的特殊，这样的一个国家却成为了世界外交关系博弈场上的一个棋子，而且是极为重要的棋子。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是20世纪前期到20世纪中后期通过两国执政党之间的开展联系根底上构建起来的。早在土地革命时期，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来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属性，使得苏联、苏维埃这个词已经在开展土地革命的地区和大片的中国土地上被广为传播，人们普遍向往所谓苏联的那种幸福美好的生活。其实不只是向往，在中国共产党进行武装斗争的各个阶段，中国共产党都先后组织大批的优秀无产阶级分子前往苏联学习先进的共产主义思想、社会主义制度。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中国人对于共产主义，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解最初均是来源于苏联这样一个具有样板性质的社会主义国家。从太平天国运动至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在找寻救国救民的真理，也曾在世界政治大变革中试图寻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政治道路。虽然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但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年轻的政党，中国作为一个年轻的国家，依然不能摆脱向别人学习，而且是不加思考的学习。这突出表现在建国初期对待苏联的态度上。中苏关系历经四十余年风雨历程，有蜜月，有敌对，有缓和。正所谓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苏关系这样的起起伏伏，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中国的政治局势、苏联的利益所在导致了双方蜜月期的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得一个由资产阶级构成的中华民国政府土崩瓦解，虽然国民党丧失了在大陆的所有政治领土，目前的执政党对于大陆领土具有绝对的控制权，但是对于传统文化中流传下来的大一 统思想，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坐视在中国的固有领土台湾岛上存在一个资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资产阶级政府。从攻击金门和其它假设干岛屿战争等事件可以看出，中共是决心在必要的时候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从当时的国内外局势来看，最正确的时间即是在1950年前后，但是突如其来的朝鲜战争打破了中共先前对于台湾问题的解决方案。与此同时，美国与台湾的历史交好引起了中共的强烈危机感。由于二战的战火没有烧到这个美洲大陆上，美国在二战时期创造了一个黄金的开展时期，在这期间，美国从世界列强中脱颖而出。虽说，共和国在朝鲜战场上战胜了这个号称世界第一的美国，打出了国威。但是，现实的情况是，面对美国实实在在的经济军事文化威胁，年轻的共和国急需要一个强大靠山的支持。这个强大的靠山即是离我们最近的这个老大哥。苏联虽然是我们称之为的“老大哥〞，但是从十月革命到新中国成立的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即使说建立起了一个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但是却也是同新中国一样，经历了国内和国外的多场战争。同新中国面临的同样的一个问题是急需要开展自己的国民经济根底。人在经历过痛苦之后总是会刻意的防止痛苦，苏联在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愿意再经历一场战争，但是目前的现实是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的差异使得战争的危险时时刻刻的存在。美国在关岛、台湾、韩国军事力量的存在使苏联认识到地缘政治的重要性。所以对于苏联来说，急需要一个大陆性国家对自己进行背后的战略防御，以维护自己远东地区的战略平安，而这个国家最好的就是蒙古和中国。因此来说，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苏关系交好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政治局势和苏联的自身利益决定的。 二是中苏之间的意识形态领域存在差异，双方对于社会主义、国 际局势有着自己不同的理解。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革命的胜利是违背斯大林意愿取得的。而斯大林那么认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是“麦淇淋式的共产主义1〞，并且疑心毛泽东是第二个“铁托2〞。中国是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根底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现实的情况是中国的农民占中国总人口的80%以上，资本经济比重不及全部经济比重的5%。苏联领导人一直企图用苏联式的革命指导中国的革命。但是中共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建设的曲折进程中认识到了“照搬照抄不是社会主义〞，这与苏联的所期望的完全不同。苏联致力于让全世界学习苏联的苏维埃模式形成以苏联社会主义，中国的特立独行自然引起了苏联的不满，只不过在斯大林时期这种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没有外表化，到了赫鲁晓夫执政之后，这种差异被逐渐的暴露了出来。尤其是苏共二十大之后，中苏之间的分歧越发的明显，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对斯大林的评价、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美苏缓和战略。对于斯大林的评价，源于苏共二十大当中的一个秘密报告，这个报告一方面解放了思想，揭露了对斯大林的迷信，但同时没有经过仔细的分析，一棍子打死。对于这种分歧，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旗帜鲜明的说明同苏共中央的不同意见。同时，波兰事件的解决，中国赢得了大家的尊重，这是长期处于无产阶级导师地位的苏联领导人所不愿意看到的。中国由于台湾问题的影响，一直对于美帝国有一种天然的抵触情绪，毛泽东曾经表示：美帝国和发动派都是纸老虎。但是苏共在二十大之后却提出了和平演变的可能性。就1 2冷战期间，苏联和中国属于社会主义阵营，但中国不听命于苏联，经常与苏联发生争端，所以斯大林等人就称中国是麦淇淋式共产主义，即伪共产主义。 约瑟普·布罗兹·铁托（1892年5月25日－1980年5月4日），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南斯拉夫政治家、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曾任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总书记、南斯拉夫人民军元帅。战后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总统纳赛尔推行“不结盟运动〞，反对苏联的干预。在20世纪反对霸权主义、提高第三世界国家地位方面留下了深刻的印迹。 这样围绕着这样三个方面的问题，中苏之间意识形态的分歧逐渐的暴露了出来。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由于苏联在美苏关系缓和上面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所以中苏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还保持着根本一致的看法，苏联需要中国这个“铁杆〞盟国在国际重大利益问题上给予苏联支持，所以对于中苏之间的分歧还是保持着极大的宽容。中国由于此时正在苏联的帮助下大力的恢复国民经济建设，所以对于现实存在的分歧还是给予了极大的刻制。双方都在刻意的维护着双方的关系。 三是中国坚持走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8年毛泽东提出“赶英超美〞的“大越近〞目标。这一个目标的提出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要用大跃进的事实证明社会主义阵营是优于西方的资本主义阵营，另一方面，那么是证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优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这引起了赫鲁晓夫的极大不满。在赫鲁晓夫以及苏联看来中国的开展离不开苏联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影响，他们不能容忍中国挑战苏联“社会主义老大哥〞的地位，更不愿意中国在苏联的帮助下走与苏联截然相反的社会主义道路。与此同时，由于苏联的战略性需要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与中国合建核潜艇部队。令苏联没有想到的是蒙古式的外交处理方式在中国并没有发挥效果。新中国成立之后，大陆内部主权统一，中国绝对不允许外国军队在中国驻扎，这不仅是一个外交问题，深层次的这是关于中国主权的政治性问题。其实苏联这样做的首要目的即是不愿意、不支持中国搞自己的核武器。因为从地缘政治考虑任何国家绝对不愿意周边国家拥有与自己对等的军事力量。自中国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友好条约之后，中国一直寻求一种平等的中苏关系，这次苏联要求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共建核潜艇部队的要求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国 领导人的判断。苏联一直将中国作为附属国对待，中国的主权和战略地位没有获得应有的尊重。这直接推动了中苏关系破裂进程。 年过一甲，世事沧桑。曾今那个在世界上称霸一时的苏联已经被时间尘封进了历史的档案盒。以史为鉴，建国初期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是一部共和国外交史的典型教材，也是中国今后处理外交关系时所应该借鉴的重要资料。建国初期至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由亲密向分裂的开展变化，主要和中苏两党从本国立场和利益出发，对各自社会主义开展道路的估计以及对对方探索方式的认识相联系。这种估计和认识构成了中苏两党两国制定国内政治经济政策及对外方针政策的根底，而这一系列政策的趋同或分歧又反过来造成了两国国家利益的一致或对立。当双方的探索和为此而制定的政策趋同，双方的根本利益一致，相互之间还以信任为主时，中苏关系就表现为亲密无间，或可以在求同存异中开展；而当双方的探索及政策发生背离，双方的根本利益背离，相互间猜忌、戒备胜过信任时，中苏关系也即转为冷淡，乃至趋向分裂。在这里，中国和苏联都未把握住共同探索的机遇，选择了相互离异的道路，并直接影响了中苏关系几十年33冷战时期中苏关系的演变 第二篇：思痛录读后感思痛录读后感 思痛录是我喜爱的一本书，大约2023年前出版的，我看过不止一次，每次都能让我沉思良久，心底深处感到一种震撼。我也爱把它推荐给我认为可以比较深入讨论问题的朋友。就是现在每次上书店，也都爱顺便看看这本书还有没有在卖，可惜一直都没再有。 这是一本回忆录，一个老共产党人的回忆录。但是它回忆的不是昔日的成就和辉煌，而是“痛〞，回忆一生走过的路做过的事，反思之后的结果是“痛〞。 为什么。这使我也一起随着作者朴实流畅的语言、小说一样的叙事，思索，再思索。读过之后，觉得这本书的分量非常重。在此之前，还没有一本书，如此真诚、如此痛彻地反思半个世纪以来的政治运动，——不但反思极权体制的荒唐，同时也解剖自己的灵魂。 作者韦君宜生前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编辑出版了很多著作，也培养了一大批作家。韦君宜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她是那个时代中最有理想的激进青年，“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为了民族救亡，她放弃了优越的生活，放弃了爱好的学业，去了延安。半个世纪的风雨，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使她忍不住拿起笔，用知识分子的良知来记述她所经历的时代。 关于历次政治运动的回忆，有人从1957年反右开始，有人从1955年“胡风案〞开始，但韦君宜的回忆从1942年前后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开始。一般人对“抢救失足者〞运动比较陌生，但对与之相关的“整风运动〞大都非常熟悉。前一阶段我们单位开展干部集中教育活动，领导讲话时还在重温延安整风精神。与学术著作相比，回忆录有可能在细节上与史实有所出入，我也看到过个别当事人的文章，就思痛录的细节提出质疑，但是文章的个人视角和个人经验给人的真实感受是史实资料难以替代的。 原来只知道“抢救失足者〞运动是康生的一大“功绩〞，是继当年苏区揪ab团之后又一次扩大打击面的极左运动（现在的党史教育越来越实事求是了，我2023年在中央党校学习和去年在国家行政学院学习时就明白了一些以前总是被模糊或是回避的问题）。当时在延安十几天内就揪出所谓特务分子一千四百多人，包括“不自觉地为敌人效劳"的特务。但其中究竟如何荒唐，以前并不很清楚。 思痛录让我们近距离直观地了解了当时的情景：“特务〞队伍逐渐扩大，从成年人到中学生再到小学生，一直到六岁的小特务。报社新来了年轻文书，弟弟就是新近被登报点名的小特务，韦君宜问这个同事：“你弟弟怎么会参加了特务组织啊。〞对方淡淡地说：“他啊。你只要给他买些吃的，叫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通过这些似乎漫不经心的对话，思痛录使得“抢救失足者〞运动的荒唐一目了然，正如通过杨绛的洗澡，更能领会那些针对知识分子发动的思想改造运动。书中描述毛泽东主席在大会上敬礼抱歉那段，也让我看后心里不平静——这是抱歉了之的事吗。 这本回忆录不仅讲述了“抢救失足者〞运动，还触及到当代诸多重大历史事件，诸如“反胡风运动〞、“反丁、陈运动〞、“大跃进〞、“反右运动〞、“周扬事件〞、文化大革命等等。这些事件已经被很多人、很屡次讲述，思痛录的与众不同之处，并不在于表达的这些人和事，而是韦君宜充满反思的立场。她毫不模糊地表示，自己从最初的“三反五反〞开始，就由“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