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由《内奸》说起.docx

由内奸说起 韩东 内奸是我父亲方之四十年前的一篇小说，分上下两局部，两万字，故事跨越近四十年时间。我们通常理解小说创作的野心是鸿篇巨制、外观惊人，允许气势造就的泥沙俱下。而这篇小说的野心别具一格，要在有限的篇幅内容纳尽量多的内容。内奸是一篇以少为多的作品，这就需要写作者高超的专业技能。它不是编年史，不是长篇小说的梗概，而是真正的短篇小说。 当年，整体文学环境都很贫瘠。经过“文革〞，当代小说写作几乎已是穷途末路，不仅在意识形态上陷于僵局，即使是小说方法上也乏善可陈。内奸的突破性也许是意识形态上的，属于拨乱反正的一局部，但它的真正成果却在小说方法论上。 内奸的追求在今天的小说写作中并不多见，表达了写作者非凡的功力。小说里人物众多，交代得一丝不乱，哪怕是配角，都有各自的“小传〞。有的一笔带过，但只要对理解故事有帮助就不会省略。自然，在无关紧要的地方也决不话痨。这是一篇面向读者的小说，作者有时会脱离故事跳出来直接和你对话。离心力式的技巧在传统章回小说里有之，在西式现代主义以降的小说里也屡见不鲜，不同之处在于，作者的运用非常节制，且恰到好处。离心力式的或者旁白式的小说技巧，在后来的先锋小说写作中成了某种时尚，一度流行，但却是以作者的自我表达为指归的。内奸中的类似写法不仅是其先声，在使用的目的上也大相径庭，自始至终是效劳于故事的。手法镶嵌在故事的脉络中，没有任何突显作者自我世界的倾向;让读者感受到表达的顿挫和节拍，没有把他们的注意力引向作者的企图。和人物小传一样，那是不得不写的东西，多写一点占用篇幅，少写一点故事的光照缺乏。不多不少，这种分寸把握，在作者使用其他小说方法和技术时也有所表达。内奸是一篇十八般武艺全上的作品，只是看上去无招，没有所谓的“违和感〞。 我父亲说过，文贵曲，文曲星，文曲星里面有一个曲字。内奸中的是非是很明确的，作者的肯定和否认也都很确定，只是在表达上防止了直接。它运用了一些技巧，越是正面人物越是有一些小毛病，反面人物那么写得冠冕堂皇。比方主角田玉堂，写他“不干不净，好吹好炫〞;反派田有信那么是“白白净净，手脚又勤快，话虽不多，肚里有货〞。但正角还是正角，反派就是反派。这是一个意识问题，父亲并没有跳脱正反两面的二元分别。因此，无论正话反说或者反话正说都属于小说修辞的范围，是某种文学反讽，没有涉及世界观层面的变更。比那个时代的很多写作者优秀，也是胜在小说方法上，而不是认识论上的意义。这也是它经过四十年仍然经得起细读的原因，甚至是唯一的原因。 我父亲学生出身，年轻时阅读了大量的苏俄文学，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乡土作家。但内奸在表达上呈现的面貌更像是一种“演义〞。除了血统、基因之类的神秘因素，这也是他的一次有意识的回归，从现实主义回归到故事、传奇，回归到更贴近读者的讲述。在父亲这辈作家的心目中，人民的概念是压倒性的，对人民的信念在写作中不免会落实在“群众语言〞的范围内，将自己等同于人民群众，像他们那样说话。在内奸中“群众〞的指向被读者取代，也就是说，不一定非得像老百姓那样说话不可，重要的是说给他们听。因此，表达上的亲切、近人、不故作高深便是题中应有之义，演义和传奇就成为最正确选择。内奸的现实主义只是一种标榜或口实，根本言之，这篇小说是对现实主义的偏离。或者说，起于苏俄式的现实主义，而由中国传统的传奇小说接棒。同时小说中也包含了父亲经年所学的西式小说的方式、技巧。内奸是我父亲小说写作的某种集大成，作为他“最后的作品〞可谓名副其实。如果他不是死于四十九岁，该如何写作、写出怎样的东西就不知道了。内奸是父亲的第一篇也是最后一篇如此立意和讲述的作品，是总结，也是一个可能的起点。在他留下的笔记中，我读到过一个短篇设想：某次政治运动中某人的妻子自杀身亡，此人悲伤不已，为妻子的“定性〞四处奔波。当得悉“正常死亡〞的结论后此人大喜过望，逢人便说，“是正常死亡，是正常死亡啊！〞这篇直抵人性渊薮的作品终于没有写出。 需要单独一提的是内奸的语言方式。由于篇幅限制，讲述的内容繁多，对语言运用提出了很高要求。不仅要求精简、洗练，惜字如金，语言还得保持一定程度的色彩感和滋润，不至于枯燥。上文提及的“群众语言〞在此功不可没。内奸中的群众指向被读者所取代，换言之就是讲述者的角色被别离出来。这个讲述者不一定要像“群众〞那样说话，重要的是所说可望读者能最大程度地理解。将读者习惯的言说方式结合进讲述者的语言系统就成为一种方便。既群众语言又不唯群众语言，既独立讲述又不可自说自话，这里面的平衡确实很难把握。内奸可说是一个范例，表达上不仅简洁、紧凑，而且神气活现，我认为与“群众语言〞的使用直接有关。所谓的群众语言就是口语、俚语、方言以及书面语以外的成语套话，被作者搜罗一处，汇进讲述者的词语库中，和书面语、古语，甚至翻译体混合使用，不免使讲述能力大为增强。各种语言或词语方式天然平等，关键在于面对怎样的读者。这种说与读的互动追求，对形成个人风格显然是一个障碍，但对故事讲述却大有助益。内奸的作者性不强，气息不重，我不禁想到，今天无论文艺电影还是商业大片导演都会标上“某某作品〞的字样。内奸的追求与此相反，一切都是为了小说表达本身。一篇作者精心构思、苦心经营的作品，在讲述的效果上坚持作者自身因素的隐退;一篇宏观历史的小说，又人为限定讲述篇幅。种种的悖论和与自己的过不去，在内奸中比比皆是。它的艺术上的成败也许就在这些地方，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风气变更，昨天的失败或许会显示为一种成功。 作品无不受制于时代，尤其是意识形态这一局部，跳脱几乎不可能。先知有预感，或许有某种针对性的突破和挑战行为，但仍然是相对而言的。在时代特定的背景下我们写作、说故事，作家所觊觎的永恒却超越这个范围。包含表达方式在内的艺术探索，原那么上并不附着于意识形态，后者对文学而言一般表达为助力或者破坏力。 这里不得不涉及一个问题，内奸由时代气氛催生，但在多大程度上能挣脱时代进入未来阅读，还不好说。当年内奸所表达的意识形态是一种进步，因此起到了某种引导或突破作用。但毕竟四十年过去了，当时突破性的意识形态变成了常识，甚至已经陈旧了。但它还不够陈旧。如果内奸写于四百年前的三言二拍时代，意识形态中充满了因缘果报三纲五常之类的说教，倒也罢了，不会有人计较。问题在于，内奸的出版至今不过四十年，起作用的意识形态虽然陈旧，但与今天的主流意识形态还是一脉相承的。所以，我们不得不较真，不得不将此作为小说价值判断中的一项指标。你仅仅说这是一个好故事、好小说是没用的。但内奸又确实是一個好故事、一篇好小说，如果有幸熬过时间在一个更宽广的时空背景上加以阅读，成败那么另当别论。 当年的新鲜，今天变得陈旧，这是一个常见的事实。但我们还需要分清，是什么变陈旧了，什么依然可以保鲜。陈旧的是意识形态，保鲜的是小说方式，是技巧和修辞手段。这也涉及年轻一代写作者如何阅读前辈作家的大问题。不仅我们如何阅读我们的前辈，我们的后代如何阅读我们，也是一样的。对整个新时期文学的阅读和反思仍在继续，知青辈作家有很多的奇思怪想和天马行空，也需要尘埃落定后回头再读、再判断。知青辈作家是否比右派作家写得更好？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意识形态始终处在一种进步的幻象中，但文学是永恒的事业。时间过后再看我父亲这辈作家的写作，我相信里面仍有具备艺术价值的因素，从中仍能学到关于文学的不变的知识。 我父亲早年参加地下党，解放后不愿当官，立志写作。他和王蒙、刘绍棠、丛维熙、林斤澜、陆文夫、高晓声等属于同一批人，算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作家。父亲对写作的虔诚和专注是后来的写作者难以想象的，每天笔不离手，做大量的笔记。作品也是几易其稿，甚至是几十稿。记得他有一篇一万多字的短篇栽草记，笔记就做了十万字。父亲将这些笔记特意留下，上附一张字条，写道：给那些倚马千言的才子们看看，文学创作是艰苦的劳作……云云。文革抄家，父亲保存的几箱书中就有托尔斯泰、雨果、契诃夫、屠格涅夫、莎士比亚等。五十年代参与文学同仁组织“探求者〞的创立，随即遭到批判。无论从天赋、投入的程度以及开放姿态而言，父亲都具备了一个大作家的条件。他去世时四十九岁，改革开放刚刚揭开序幕，这甚為不幸。在精神和视野上父亲仍处于可塑阶段，且一个全新的世界正迅速地汹涌而来，此时离世对一个有很大抱负的写作者而言无异于夭折。如果由我来评价我父亲的创作，我想说，他生不逢时，但却是一个深受时代限制的好作家，是其中的佼佼者。 他对我生活的影响无处不在，但对我日后写作的影响不是那么直接，隐藏在意识的深层。他生前从未想到我以后会写作。父亲死于1979年，我正好十八岁，也就是在这年我开始接触今天诗人群的，并开始写作。这件事有点神秘，就像我父亲让出了某个位置。十八岁是成人的标志。如果我父亲继续活下去，我也写作，想必在观念上会发生很大的冲突，父子反目都有可能。这样的事并没有发生，是他回避了、出让了。这种出让很彻底，甚至是一种师承方面的出让，父亲和他那一代作家并不是我写作上的师傅。但潜移默化的影响就很难说了。记得我小时候，最爱干的一件事就是搬一张小板凳，坐在一边听父亲和他的那帮朋友聊天。他们聊文学和写作，那么地开心、兴奋，如痴如醉，那种文学是一件好事或者一个好东西的认识就这么传递给我了，植根在一个孩子的心底。这种原始的倾向性的力量也许是最重要的。我写作以后，很少重读父亲的作品，不是觉得不需要，而是心中有大不忍。我今年五十八岁，比父亲已经多活了近十年，写作时间也比他多了十年，看待我父亲的写作不免清晰如画，最大的情感是怜惜。因为他的愿望没有达成，因为是如此上乘的质材、如此决绝的献身精神，就像怜惜一位早逝的天才后代那样我会怜惜我父亲。偶尔读到我父亲的文字，我也有疑惑，我们竟然在一些地方很像。尤其是在语言方式上，同样的朴素、简洁、透亮、严谨、紧张。我们都喜欢线性方式的表达，不喜欢块状的描绘渲染;喜欢字词的微妙，习惯反复斟酌，而不信任凭借气势的藏污纳垢。就像他手把手地教过我一样，但事实并非如此。如何会这样？我不得而知。只能说我是他的儿子，不仅是身体上的，也是文学上的;不仅是通过言教传授的，也是通过基因达成的。就是这样一种难以言喻的感受。 责任编辑 张颐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