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夜莺》登载的篇鲁迅文章.docx

天道酬勤 夜莺登载的一篇鲁迅文章 王晓革 在布衣书局拍得一部夜莺杂志合订本〔上海书店1983年影印本〕。夜莺为月刊，由方之中先生编辑。1936年3月创刊，同年6月停刊，共出四期，可谓短矣。 大致翻阅一过，觉得该刊的寿命短是短了一点，但是颇有史料价值。尤其第一卷第四期作为“民族革命战争的群众文学特辑〞，内容暂且不说，仅就封面而言就极具视觉冲击力：一人高举红旗的剪影，一片林立向上的枪刺，煞是夺人眼球。目录之后的首篇即是鲁迅的几个重要问题。下面谈谈这篇文章以及登载前后发生的一些事情。 先来看看这篇文章后面的一段编者注：“鲁迅先生病得很厉害——气管发炎，胃部作痛，不能执笔。本文是救亡情报记者的一篇访问记，因为所谈的都是几个重要的现实问题，故加上一个题目转载于此。〞编者注说明三点：一、从时间上看，鲁迅先生1936年10月19日病逝，夜莺第四期出版于同年6月15日，既然谈的“都是几个重要的现实问题〞，那么该文也可以说是鲁迅临终前的重要遗作之一。二、该文的前身是一篇访问记，由夜莺转载过来。三、现在的题目是编者后加的。 张武军先生在〈鲁迅全集〉编辑出版史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发表于出版发行研究2023年第十期〕一文中谈道：这篇访问记原来登在1936年5月30日的救亡情报上文章标题为前进思想家鲁迅访问记，作者署名“本报记者芬君〞。除作者的提问外，鲁迅的谈话内容全都打上了引号，说明完全出自鲁迅。访问记的末尾专门有说明文字：“本文抄就后，经鲁迅先生亲自校阅后付印。〞 夜莺刊登的即为鲁迅的谈话内容，标题改为几个重要问题，作者署名“鲁迅〞。 再来看看这篇文章，主要谈了四个问题：文中首先谈了学生救亡运动，因为就在此次采访之前的几个月，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数千大中学生走上街头示威游行，喊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反对华北自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从而掀起了全民族抗日救国的新高潮。在这种形势下，鲁迅谈道，“学生特别是半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中感觉最敏锐的前哨战士，因此他们所自发的救亡运动，不难影响到全国，甚至影响到目前徘徊于黑暗和光明交叉点的全世界〞，对其可以说做了极高的评价。 接下来谈到联合战线，鲁迅认为，“民族危机到了现在这样的地步，联合战线这口号的提出，当然也是必要的，但我始终认为，在民族解放斗争这条联合战线上，对于那些狭义的不正确的国民主义者，尤其是翻来覆去的投机主义者，却望他们能够改正他们的心思〞。对此，不能不说鲁迅有着清醒的认识。 然后，话锋转到“目前所需要的文学〞这一问题上。鲁迅说：“我主张以文学来帮助革命，不主张徒唱空调高论，拿‘革命这两个辉煌的名词来抬高自己的文学作品。现在我们中国最需要反映民族危机，鼓励争斗的文学作品，象八月的乡村、生死场等作品，我总还嫌太少。〞看得出来，在这里鲁迅对萧军、萧红的作品评价颇高。 最后，鲁迅谈到新文字运动。“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这是原话，初读觉得有些发蒙，下面他接着解释：“因为汉字的艰深，使全中国大多数的人民，永远和前进的文化隔离，中国的人民，决不会聪明起来，理解自己所遭受的压榨，整个民族的危机。我是自身受汉字苦痛很深的一个人，因此我坚决主张以新文字来替代这种障碍群众进步的汉字。〞我以为鲁迅是基于当时中国的现实来说这番话的。当时中国的现实是什么呢？社会有大量的文盲，因为没有受教育的时机，尤其是鲁迅在文中所说认为是推动民族解放斗争的主力军的那些农民、工人，情形更是如此。那么假使有了一些时机，可是辨识汉字的过程却又如此艰辛，难怪鲁迅发出如此感慨。也许正是如此，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大力推行汉字简化。当然，目前仍然是以拼音辅助汉字，而不是代替汉字。 然而，魯迅这样的一篇遗作，据张先生所说却是未能收入鲁迅全集。对此我产生了好奇，于是在网上进一步查找资料。情况说明：该文确实至今尚未收入鲁迅全集。不妨让我们一起回忆一下：1938年版鲁迅全集〔二十卷本〕是由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纂的，里面没有收入;1949年以后，以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代表的几个版本：1956—1958年版鲁迅全集〔十卷本〕、1973年鲁迅全集〔二十卷本〕、1981年鲁迅全集〔十六卷本〕，2022年鲁迅全集〔十八卷本〕，均未收入。因此，绝对不是编者的一时疏忽所致，那又是为什么呢？ 张武军先生在他的上述文章中谈道：1946年，曾经参加过1938年版鲁迅全集编撰工作的唐弢，编撰〈鲁迅全集〉补遗时，就已收录了此文。唐弢的意思很明显，视其为鲁迅作品，以便参加将来重新出版的鲁迅全集。但是在1956—1958年间，新出版的鲁迅全集并未收入，张先生认为这可能和冯雪峰有关，因为这次鲁迅全集的出版工作由其主持。张先生接着写道：根据冯雪峰自己的记忆，他认为鲁迅是不认可与救亡情报记者的谈话内容的，这就是1972年冯雪峰在鲁迅博物馆座谈会上所做的说明。当时博物馆同志问道：“夜莺月刊第一卷第四期所载几个重要问题为什么没有收入鲁迅全集？〞冯雪峰解释说：“有一次我去看鲁迅先生时，他从桌子上拿起这张救亡情报给我看，说，‘你看，记的完全不是我的话，是记者自己的话！我现在模糊地记得，那访问记中记的鲁迅先生的话不像鲁迅先生的口吻，大半是一般的道理。〞由于冯雪峰和鲁迅关系特别密切，大家都认可冯雪峰的说法的权威性。不过很显然，冯雪峰的这段谈话是在几十年之后，有没有记忆上的偏差值得我们细细辨析。 此外，我还找到了那篇访问记的作者陆诒〔即“本报记者芬君〞〕写的为〈救亡情报〉写鲁迅访问记的经过一文，陆先生在文中谈道：“我记得访问鲁迅先生是在同年五月中旬〔具体日期我也记不起了〕……临走时，带了徐雪寒给我的一封介绍信，并嘱我走进北四川路底内山书店时手里拿一份当天的申报，作为相见的暗号。……当时职业记者有个习惯，稿子写好以后，即交编辑去处理，认为一交卷就了事，至于要不要送请本人审阅，将在什么时候发表最适宜等等问题，这些都是编辑的任务，记者一概不问。这篇稿子是经过何人送请鲁迅先生审定的，我从未打听过，他们也不再向我提起此事。〞 这样一来，又出现了几个新的问题：一是冯雪峰对往事的记忆是否准确。还是张先生在上文中提到：根据严家炎先生的记述，这篇文章〔严家炎鲁迅对〈救亡情报〉记者谈话考释〕写就之前他就有关情况曾当面请教冯雪峰，“冯雪峰谦逊地说他只是根据印象谈的，可能不准确〞。对此，是不是也可以理解成冯在1972年所说的未必准确？二是陆先生当时写成的访问记是否确实经过鲁迅的审阅。目前来看，救亡情报的说法是“本文抄就后，经鲁迅先生亲自校阅后付印〞。而陆先生对于“这篇稿子是经过何人送请鲁迅先生审定的〞并不清楚，不知这个“何人〞到底是谁。三是已经鲁迅审阅那么罢，或未经审阅也罢，那么，当初的这篇访问记是否准确表达了鲁迅先生的意思？ 归纳起来，是否就是因为上述的种种，此文一直未能收入鲁迅全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