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默生的中国书写_高依诺.pdf

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卷，第 期，年 月 （），高依诺 爱默生的中国书写 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爱默生的中国书写高依诺（西安外国语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陕西 西安）摘要：爱默生作为 世纪美国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其散文、讲演乃至日记中都有许多对中国的评价与典籍引用。爱默生对中国态度的前后转变，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与文明在美国人民心中的一部转变写真。青年爱默生对中国的丑化和矮化，正是出于其将中国视为一个能够满足美国自我形象幻想需要的对象，并随之对中国形象进行了解构，这一时期的爱默生将中国视为一个畸形的封闭者。中年爱默生对于中国形象的扭转，更多出自美国精神以及民族认同感建立的需要：他将中国塑造为了一种精神乌托邦式的存在，表现出爱默生的多样性哲学需求和美国文明离心性的文化转向。关键词：爱默生；中国书写；民族形象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作为“美国文明之父”，爱默生虽然没有到过中国，但是在他的各类作品中都或多或少地提及中 收稿日期：；修回日期：作者简介：高依诺（），女，陕西宝鸡人，硕士生，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国。因此，爱默生对中国的认知始终是爱默生研究中具有重要研究意义的部分。钱满素先生在 爱默生与中国 一书中，从个人主义精神的角度对中美两国文化与文明的差异进行了反思。谢志超在 美国超验主义与中国 四书 的碰撞 一文中，指出超验主义者对中国儒家文化的接受是世界多元对话的一个重要事件。的 爱默生对中国及中国文学运用的研究（，）从世界文学的角度讨论了爱默生与中国对话的意义。然而，从中国形象的角度探析爱默生作品中的中国文化与文明对爱默生思想体系构建的意义则鲜有研究。爱默生作品中的中国书写，可以说是 世纪美国作家作品中中国形象的一个缩影。中国的形象，由畸形的封闭者转变为精神的乌托邦，正与美国自身形象塑造需求的转变相一致。可以说，爱默生作品中的中国形象，交织着美国民族的自我幻想需要与重塑民族精神的哲学需求，而爱默生的作品也成为见证十九世纪中美两国交往历史的对话录。一、爱默生与中国的渊源回顾 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年轻的文明，美国的文化是由成熟的欧洲文明直接迁移而得的。与之相比，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在近两千年的统一期间形成了独有的文化存在方式和规律。正是因为中国与西方近几个世纪的经济、军事、文化的发展差距，使得中西文化的首次碰撞具有极大的冲击性。然而在这次碰撞中，爱默生开始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世纪初，残存的美国清教仍然对美国新一阶段的经济文化发展产生着巨大的阻碍作用。爱默生将宗教的精神比作珠宝，将教会的教条比作宝盒，认为人们只是守着宝盒却不看看其中珍贵的宝物，“这真是奇怪又可怜”。爱默生思想的革命性，正在于他对教条的强烈反对。爱默生永远在追求一种鲜活的，自立的，能够超越界限的灵魂。“超灵”作为爱默生哲学中最核心的概念之一，肯定了宇宙的自身平衡，认为天地万物本就统一，因而人本身即含有“超灵”。爱默生在建立他的哲学观念时，无疑将视角转向了具有神秘色彩的东方，来寻求他的“超越”灵感。中美贸易是爱默生了解中国的途径，世纪中国人移民美国的现象也使得爱默生产生了了解中国的需要。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给爱默生送过有关中国的文件，美国驻华使节蒲安臣也给爱默生提供了了解中国的机会。此外，爱默生更多的是通过阅读的方式来了解中国，孔子和孟子的作品是他唯一可以接触到的中国古代典籍。爱默生对中国的看法可以说始终充满矛盾。爱默生厌恶中国“静止”的态度，认为作为一个国家的中国，人们甚至无法在其中发现任何值得肯定的东西：“我们的祖先相信在东方有个伟大的帝国这个貌似真实的故事在个别方面是真的，但总的来说是假的。”与此同时，爱默生却在他的随笔、讲演乃至日记中对中国先秦儒家先贤的思想颇为赞扬。在 代表人物 中，爱默生就表明了他对孟子学说的欣赏：“我同意中国孟子的名言，圣人，百世之师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东方的精神性对爱默生而言是最好的养料，儒家对世俗享受的不屑一顾正与爱默生对于精神的追求一拍即合，因此如清贫乐道之类的君子思想，便被融合在了他的道德观念之中。爱默生坚信真理是具有开放性的。因此尽管他对中国怀有极大的不满，但是他仍然以为我所用的态度来对待中国文化与文明。爱默生的一生并没有亲身到过中国大陆，其作品中对中国形象的塑造乃至他自己对中国的评论中，真实与想象并存。二、畸形的封闭者 由于对欧洲文明的过度追求，世纪的美国人民几乎丧失了自己时代的独特意义。青年时期的爱默生认识到了培养民族精神的迫切性，同时也出于新生美国世界地位的建立需要，他采取了几乎采取了一种完全厌恶的态度来看待中国。这种对中国的矮化现象，实际上是由于爱默生对尚未进入现代化的国家持有一种天然优越感，因而产生了对美国自我形象的一种过度的幻想，以及对自我形象期待的不切实际增值。（一）对自我形象的幻想 在美国随着世界现代化的潮流而发展时，中国仍旧停留在她的过去，未能从启蒙思想中获得益处。因此对于美国而言，“中国”成为了以爱默生为代表的美国人民负面想象的集合体。经济落后，故步自封，缺乏抗争精神的“中国”，无疑成为了美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面。河 南 理 工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年第 卷爱默生认为，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使得中国人如同温顺的绵羊一般，整个国家封闭而且缺乏活力。爱默生在日记中记录道：“我们宁可要一个显赫的个人，也不要中国印度这样的民族。”美国人民对中国的集体想象几乎是一致的：她骄傲自大、停滞不前、腐朽无能，深深陷入自己几千年来文明的成就里。同样是在日记中，爱默生这样形容中国：“中国是她自己的纪念碑。”爱默生将此视作他对中国的“死刑宣判”，从此之后的近十年时间不愿再去了解任何有关中国的实际现状。爱默生在对中美两国文化与文明的相异性进行整合之后，他的读者以及听众们随之产生了一种对异国文化的全新解读。美国人开始重新审视自身起源、身份特点与民族记忆，并在对中国的审视中确立全新的民族形象。十九世纪对美国而言是一个全新的时代，在名为 美国学者 的讲演中，爱默生认为美国应当成为全世界的美国：“美国人并非只能在机械技术方面有所成就，他们应该还有更好的东西奉献人类。”美国人民应当转而歌颂自身的伟大之处，进而产生对于国家形象的共同认知。因此，他又在 年轻的美国人 这一讲演中大声呼喊：“她应当为全人类说话。”借由他的作品，爱默生以更加直接的方式再现了美国的自我存在价值，并且由此加强了民族身份认同。爱默生对异域文化与文明的集体记忆的整合，同时从舆论、精神等层面，重塑或是增强了美国民众对美国的集体想象。民众通过阅读爱默生作品中的中国描写，沉浸于一种虚假的中国形象之中。这种虚构的形象并非展现了缺席世界文明进程的真实中国，只是出于文化对的意识形态辩护功能，使以爱默生为代表的西方文人沉溺于自我形象的神话之中。作为一个东方国家，中国对于爱默生而言无疑是一个陌生的存在。爱默生通过对中国形象的文学和非文学描述，阐述了一个具有主体性想象的中国形象，揭示出了两国文明及其文化的意识形态差距。通过对中国进行丑化和矮化等方式，爱默生将美国民众对国家形象进行了一种全新的幻想塑造，同时也将民族精神在国民心中进行了有效的增值，从而树立了一个高大的美利坚民族形象。（二）对他者形象的解构 在制作或描述一个异国形象时，作家必然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无法完全复制现实，爱默生也同样如此。爱默生在对中国形象进行议论时，大多选择具有中国特点的物体、制度、民众的生活习惯等进行描述，将中国的形象拆解开来，用美国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意义对其进行了具有美国特点的解构。这种解构，一方面表现在爱默生对中国在世界文明史上的时间和空间的解构，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对他者的身体、价值体系、文化表现等进行解构。自西方人到达中国之后，中国便始终以贤者的形象存在于世界历史中。事实上，西方对中国形象的解构从 世纪就开始了。西方浪漫主义文学家在阅读了翻译成各国语言的中国文学之后，中国的形象便从具有“神”性的传说神坛上跌落，“大腹便便”的官员和“小脚”的中国女人成为中国人的典型代表。中国人不再具有哲思，而是在鸦片的温床中幻想吴侬软语的爱情。在爱默生看来，民众的保守主义观念，使得中国的历史如海上的波涛一般：“乃至能以某种神奇的种族力量和全民行为使她编年史上的所有战争和革命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在爱默生看来，中国人先天具有一种故步自封的精神：无论任何朝代，封建统治下的中国王朝都无法产生进步的思想。这种观点无疑是一种对于他者形象的冲动制作。爱默生将中美两国文明从时间和空间角度进行了对立分割，对两个民族的精神及生存原则做出了高低优劣的比较。在他看来，美国民族无疑处在空间的高位。在中国人民还迷失在雕梁画栋、儿女情长、民殷国富的“天朝上国”自我幻想时，美国人民已经率先搭上现代化的东风，开始了她迅速崛起的历史。尽管中国先贤的哲学使得中国文明具有一种理性精神，但在爱默生看来却更加使得中国民族进入自我骄傲和自我满足的东方文明归属圈。爱默生通过对中国这一他者形象的言说，使美国人民对中国产生了一种解构式的幻觉，而这种解构使得美国人民对中国的认知更加扭曲。在他看来，整个中国与木乃伊无二区别。爱默生将中国称作“古老的白痴”，他甚至用了一个极具讽刺意为的比喻：“她在各民族的集会上只能说 我出茶叶。”爱默生阅读了 埃尔金伯爵出使中国日本记，而这本游记中将中国人的身体描述为“天生丑陋”“畸形的脚”以及“有时看上去完全没有手臂”。这种对于中国国民身体的恶意记录，同样给爱默生对中国的理解造成了巨大的影响，甚至使得他发出了“我恨中国”这样的言论。第 期 高依诺：爱默生的中国书写爱默生在他的日记和讲演中所塑造的中国形象，实质上正是“由西方文化心理生产出来的梦幻形式，是西方人自身存在的影子，是他们下意识心理关于绝望与恐怖的形象表达”。爱默生的生活和阅读实践，使他在青年时期的作品中塑造了一个近乎完全反面的中国形象，这无疑与爱默生的认知角度及所处的权利场有极大的关系。他无疑是需要将中国作为一种低劣的、“被注视着”的文化，与崭新的、进步的美国文化相对比。这种政治意识形态，使得以爱默生为代表的十九世纪美国作家对中国形象做出了近乎扭曲的判断与宣传，也使得中国自古以来的理性形象在这一时期的美国产生了时空范畴以及文化表现层面的双重解构。三、精神的乌托邦“他者”形象历来有理想化和妖魔化的两种倾向，青年爱默生对中国毫不留情的奚落与贬低正是对中国形象妖魔化的体现。中年乃至晚年时期的爱默生，经历了更多的沉淀之后，开始对中国及其文化产生了较为公正的认知。在这一时期，爱默生开始有意识地将中国文化中的精华部分进行吸收与化用，因此他对中国的看法也与青年时期相比产生了极大的反转。（一）多样性的哲学需求 在历史上，西方人对中国的纸本认知多是通过游记而获得的。无论是 马可波罗游记 还是中国札记，都是以游记的形式在英国广为流传。大英帝国在来到美洲大陆之后，同样将游记中的中国现状以文字的形式带入美国国内。马可波罗更加关注中国的物质文明生活，利玛窦则将中国的精神文明生活进行了更加充分的介绍。自 世纪开始，中国的形象就以乌托邦的姿态存在于西方文明之中。西方国家将视线转向中国，正是因为想通过中国的“异”来使西方国家产生对自身的反思。西方国家最初对中国的态度可以说是一种正面接受，表现为一种狂热和亲善的态度。因此，中年的爱默生在经历过人生的沉淀之后，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中国文化与文明对美国民族的巨大作用。对美国而言，中国始终作为一个异国形象存在于美国民众的观念中。民众从各种渠道获得关于中国的多样性认知，已经在现有思维中产生了中美文化相异的观念。正是因为注意到了中国在美国民众中的接受问题，爱默生将中国先秦儒家的孔孟学说，有选择性地引入了他的哲学体系。“一个异国形象，当它偏向于相异性，并将相异性再现为一个替换的社会，富含被群体抑制的潜能时，就是乌托邦式的。”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爱默生通过对先秦儒家先贤的哲思进行介绍和一定程度上的化用，将中国塑造为一个具有相异性，但又没有完全背离美国文化哲学观念的东方国度。可以说在同期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