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晁错《论贵粟疏》之“疏”.docx

天道酬勤 晁错论贵粟疏之“疏〞 宋志坚 晁错有三“疏〞：言兵事疏说的是军事，论削藩疏说的是政治，论贵粟疏说的那么是民生，重点是农事。 晁错深知农家之苦。春夏秋冬“四时之间，无日休息〞，风尘署热阴雨寒冻均不能避，“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全靠种田所得，还要遭受水旱“天灾〞以及“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的“人祸〞之苦，以至于不得不“卖田宅、鬻子孙〞籍以“偿债〞。看得出来，他有悯农情结，这个“悯〞字，也就是被孟子称为“仁之端〞的“恻隐之心〞。与农家之苦相反，“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农商比照，反差极大。“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商人兼并农人，农人只好流亡。这大概也是当时的实情。 晁错深知民之安居乐业与国之长治久安的关系：只有民之安居乐业，才有国之长治久安。民之安居乐业的前提那么是民之丰衣足食，即使遭遇水旱之灾，也能做到“民不冻饥〞。“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而要在任何情况下都做到“民不冻饥〞，仅仅“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是远远不够的。晃错此言，显然指的是景帝令二千石修职诏中说的“朕亲耕，后亲桑〞，他以为重要的是能为民“开其资财之道〞，而使“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基于这两个“深知〞，晁错提出了他的重農抑商思想，或者叫做“贵五谷而贱金玉〞。“贵五谷〞的道理就显而易见的，“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而“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故素有“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之说。金银珠宝那么因为珍贵而且轻便，极易为“奸邪所利〞——“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无论从民之安居乐业，国之长治久安，还是农商之间的巨大反差看，都宜重农抑商。 晁错以上所论，在当时〔我说的是当时〕的背景下，是无可厚非的。毛病出在他的具体操作方式，即所谓的“损有余而补缺乏〞。他提倡“有余者〞即富人“入粟以受爵〞，认为他们“入粟〞了，就可以减少“缺乏〞者即穷人之赋税，从而到达“劝农〞的目。晃错说，“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也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无论是使天下人都“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还是把爵位当作天子可以“出于口而无穷〞的支票，确实都是如意算盘，但晁错或许没有想到，能“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的只能是富人，而刑赏乃是国柄国器，富人“入粟〞既可免罪，又能受爵，国柄国器就会失去应有的作用。 这大概就是晁错论贵粟疏之“疏〞罢！ 摘自上海法治报2023年9月29日   童玲/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