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民主化中公民社会的脆弱性透析.docx

民主化中公民社会的脆弱性透析 。近年来，人们对公民社会在全球民主化进程中的角色予以了极大的关注，公民社会被认为在民主转型和民主稳固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被认为是民主化的必要条件。但是，迄今为止公民社会与民主化之间的关系并未得到深入的分析。本文通过对拉美、东欧、非洲等转型国家中公民社会角色的分析认为，公民社会的脆弱性决定了公民社会在全球民主化进程中有限的作用。 关键词：民主转型/民主稳固/公民社会/脆弱性 在近年来的民主化研究文献中，公民社会受到的关注不亚于对政治竞争、民主选举、多党体制等民主化策略的分析，研究者被公民社会作为民主化的推动力及其在转型后民主开展中的作用所吸引。人们理所当然地想象公民社会的民主功能，主要是因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东欧、拉美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中，社会运动、政治反对派、公民组织以及其他各种非政府组织在推动威权政权解体、支持竞争性选举、展开民主实践等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许多研究者看来，强大的公民社会是创造一个从专制到民主的通道的前提，公民社会的存在和运行是实现政治民主的必要条件。然而，公民社会与民主化之间关系的这一假设存在明显的缺陷。本文从理论和现实的角度分别剖析公民社会在全球民主化进程中的角色，以揭示公民社会与民主开展的真正联系。 一、公民社会的民主功能：理论的假设 关于公民社会对民主开展的奉献的观点，建立在人们对公民社会某种特定理解的根底上，即将公民社会看作是一种独立于国家之外积极的、健康向上的、充满活力且内部民主气氛浓厚的自治领域。这一理解来源于民主思想中对公民社会的理想描绘，与托克维尔、帕特南等民主思想家对公民社会的大力推崇不无关系。 在谈到公民社会时，人们往往联想到西欧历史上城市生活中的沙龙、咖啡馆、报纸、广场、集会等公共领域。表达在公民社会概念中的是一种有利于异于国家的社会空间开展的组织原那么，正如波齐指出的，“特定的社会集团——主要是资产阶级，有时也混进了贵族和下层教士——有利地将自己推进到一个有资格对国家活动进行批评的听众的地位。他们阐述了关于国家事务的公共舆论，并使它对国家机构的活动产生影响。他们试图利用由超越了个人利益的公民社会成员所形成的“公共领域〞来补充自上而下建立的政府部门。〞[1]82公民社会往往被认为是人们之间一种自愿结成的、自我支持的、由一套合法的秩序和共同价值所凝结在一起的有组织的社会生活领域。[2]221具体地讲，公民社会是一个公民共同体，其中人们聚集和联合在一个既不同于个202223年第2期陈尧全球民主化进程中公民社会的脆弱性人、家庭和朋友圈子，也不同于国家和市场的公共领域，这一领域通常是由正式建立的、法律保护的、自主管理的、公民自愿参加的中间团体、组织和协会所组成。 最早将公民社会与民主联系在一起的是托克维尔。托克维尔对美国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结社能力大为惊讶。在发现公民结社中“心灵习性〞的结合效应及其所表达出来的文明性后，托克维尔认为，高度的结社以及社团发动公民参加公共活动的能力，有效地支持了民主政体稳定发挥作用，大量的公民结社是美国能够进行前所未有的民主实践的关键原因。[3]213-221当代新托克维尔思想的代表帕特南进一步分析了结社行为对民主的意义，认为公民社会内部所形成的社会资本而非社会经济开展是民主开展的关键解释变量。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帕特南认为，公民内部结成的共同体主要作用在于促进公民的参与。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和公共事业的投入是公民美德的关键标志，能够形成公共精神和共同利益；推动政治平等。公民共同体内部的联结纽带是互惠和合作的横向关系，要求所有人拥有平等的权利和承担平等的义务；促进团结、信任和宽容。公民社团有助于维护民主政府的效率和稳定，不仅因为它们培养了其成员合作和团结的习惯，培养了公共精神，而且因为大量社团组成的密集网络增进了利益表达和利益集结，也是有效自治的一个前提条件。[4]20230-20234卡列尔·穆勒进一步从标准的角度归纳了公民社会对于民主政治的四种积极功能，包括：（1）防御性功能。公民社会防御性功能的主要价值在于其超越政治的和独立于国家权力的性质，以及它有能力维持这种独立，抵抗来自国家权力的扩张；（2）合法性功能。其作用在于，通过公民社会的独立和自主，能够创造出政治权力的社会来源，赋予国家及其政府以合法性；（3）参与性功能。公民参与表达的是多边的分权化，公民不受限制地接近政府，进入政治决策过程；（4）整合性功能。人们对公民社会的重要期望是，在公民社会内部形成归属感和忠诚关系，并有助于产生一种对整个社会的归属感和对政治体系的认同。[5] 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大多数学者所认可公民社会的民主化效应包括几个方面：首先，民主依赖于人们的民主能力，而公民社会有助于人们开展出个人的民主能力，提供信息、教育公民，形成他们的政治效能感，培养协商能力，培育公民优点如宽容、信任、尊重他人和互助；其次，民主依赖一个强大的公共领域，因为集体决策及其活动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人们理解和接受这些政策。公民社会作为公共领域中的社会根底设施，在公民中间沟通信息，控制政治精英，组织公共商谈，形成公共舆论；第三，公民社会可以发挥制度性的功能，不仅在国家内部而且在其他机制内部，提供了代议活动和表达利益的渠道。它们可以提供反对政治精英的机制，提供替代性的治理渠道，解决政治冲突，协调跨部门、跨边界的政策，有利于维护政治合法性。 公民社会这些标准的民主效应在20世纪后期全球民主化运动中进一步被研究者用于解释民主化进程。一方面，由于现代化理论中关于社会经济开展与民主之间存在线性关系的观点在解释民主化进程时几乎遭到破产；另一方面，拉美的社会运动、东欧的公民组织在这些地区的自由化、民主化进程中的颠覆性活动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20世纪70年代的拉美地区，威权政权的压制活动与经济危机共同催生了社会运动的风起云涌，草根社会组织在动摇威权体制中也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在80年代末共产主义世界的大动乱中，成百上千个反对派组织涌现于政治舞台并异常活泼，例如波兰的团结工会、东德的“新论坛〞、捷克斯洛伐克的“七七宪章〞和公民论坛等。这些政治反对派组织发起了声势浩大的争取民主的社会运动，如波兰的团结工会就提出了“建立公民社会〞的口号。在韩国，压制性国家与反对派、公民社会组织之间长期对立、冲突构成了民主转型的重要特点。即使在较迟发起民主运动的非洲地区，公民社会组织在民主化进程中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例如展开关于新政治开展方向的争论、发布不同意见和开展多元政治、召开关于民族主权的大会和选举大会、为竞争性选举以及为选举产生的政府作好准备等。 民主化运动中公民社会的积极作用使人们相信，强大的公民社会是民主化的前提，也是民主制度健康运作不可或缺的因素。一些学者甚至还大胆地预测，民主化的开展趋势就是在全球范围内公民社会的兴起。 二、民主化进程中公民社会的脆弱性：现实的分析 然而，20世纪末期全球民主化现实并非如理论家和政策制定者们想当然的那样，拉美、东欧、非洲等地区民主运动的现状说明，公民社会在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被不恰当地夸大了。尽管在东欧、南美等一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中公民社会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在非洲、亚洲等地区的国家中，公民社会不是没有建立，就是软弱无力。即使是许多在民主转型时期非常重要的公民组织，在转型后的民主政治生活中却难以找到。 许多研究者推崇公民社会的民主功能，一方面坚信公民社会本身具备民主的结构和机制，认为公民社会的民主性可以向社会政治领域溢出，以公民社会的民主带动政治生活的民主；另一方面将公民社会看作是民主体系的运行要素之一，发挥着参与、影响、平衡政治生活的功能。但是，当我们进一步考察第三波民主化国家的政治现实时，可以发现，在全球民主化进程中公民社会难以承担民主深化开展的重任，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公民社会自身发育不成熟所导致的脆弱性。 首先，大多数民主化国家中的公民社会处于成长阶段，尚未形成一个有效的、强大的公民社会。许多研究者想象中独立的、强大的公民社会，在大多数政治转型前国家中并不存在。公民社会诞生于近代市场经济的背景之下，市场是公民社会的内在构成局部，是公民社会不可或缺的、文明化的中介形式，没有市场，公民社会便不可想象。欧洲的公民社会从中世纪末期的商业繁荣和城市复兴中萌芽，在市场经济塑造的一个个自由、平等的个体联合中奠定根底，在争取独立、自治的过程中逐渐发育成为与国家相对应的自主活动领域。也正是在公民社会的开展、成熟的根底上，现代民主才获得了有力的支持和运行的环境。相比之下，20世纪后期各国民主化运动中兴起的公民社会，大多数缺乏成熟市场经济体系的支撑，也缺乏民主文化的传统，明显发育不良，在推动本国的民主化进程中作用有限。在许多开展中国家，大量的公民组织介于现代的利益集团和传统的建立在亲属、部族、地域、宗教根底上的归属性团体之间，介于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的建立在家长制和庇护关系根底上的组织之间，介于接受政治现状的团体与通过颠覆政权以改变现状的团体之间。怀特海德指出，公民社会的脆弱性和各种非公民性的表现在新兴民主国家中尤为明显，个人主义的反社会形式试图破坏甚至颠覆公民结社主义的形式。[6]96在拉美，民主化进程中最重要的角色并不是什么公民组织或协会，而是组织较为松散的、很难讲具有多少民主性质的社会运动。这些社会运动主要包括三类：城市恐怖主义、破坏运动和武装的政治宣传运动；城市市民、学生、工人及广泛的民众阶层展开的斗争运动；各种类型的罢工运动。[7]452在非洲，很少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除了大量的传统组织以外，有限的所谓公民社会组织主要包括大大小小的农场主组织、独立的商人和追求那些属于中产阶级利益的协会、小商人或白领组成的协会等。因为大多数经济活动依赖于国家——国家合同、国家授予许可证、国家税费、农业市场委员会、国有及准国有企业等——相比其他地区，非洲公民社会更多地与政府相联系而独立性缺乏。[8]335 其次，民主化国家中的公民社会内部缺乏民主、整合的特征。托克维尔、帕特南等倡导者眼中的公民社会，是一个独立的、自主的、文明的、民主的公民社会，这一公民社会改变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限制国家的活动范围，联结国家与公民，通过其内在的民主机制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创制、标准、制衡等作用。 显然，这种理想化的公民社会即使是在当代民主水平较高的国家中也是不多见的。因为公民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其内部存在着大量独立自主的社会组织或机构。这些组织根本上可分为三类：一是经济性组织，如产业联合会、商会、工会或企业主协会；二是政治性组织，如压力集团、利益集团、群众传媒等；三是民间自愿组织，如私立学校、沙龙（或俱乐部）、公民自发性联合体等。这些不同性质、不同目的的公民团体的组织原那么、运行机制或紧密或松散、或标准或散漫，不一定表达出协商、合作、参与、妥协等契约观念、制度观念、秩序观念等民主特征。对非洲公民社会组织的许多研究说明，这些组织主要是精英主导的组织，很少与基层民众相联系，组织内部很少表达出民主的特点。而如果这些组织内部缺乏民主，很难期望它们能够有效地推动民主开展。正如鲍迪指出，在缺乏强大的私人经济部门的非洲，公民社会的软弱是内生的——结社组织主要是由传统的、地域性的和亲缘关系的团体如宗派、语言团体、部族组织、宗教组织等构成。这些传统或新传统团体的特点是前自由或非自由的，具有等级化、家长制色彩以及其他非民主的价值，对民主态度冷漠，不感兴趣。这些传统的、非世俗的团体具有内在的排他性、沙文主义的特点，不愿意与新的、现代的团体联合，是非洲公民社会脆弱性的一个重要成因。[9]在非洲的塞内加尔、肯尼亚、赞比亚等国家，民主所遇到的困难不仅与制度设计有关，而且也与公民社会的无效和分裂有关。由于压力团体和反对派组织的分裂，由于公民社会被那些不负责任的领导人所把持，这些团体未能对国家构成有效的、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