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强化作风建设正向激励机制.docx

强化作风建设正向鼓励机制 。作风问题的一个重要倾向是党员干部不积极作为的现象比较突出，这一现象并不仅是干部的思想出了问题，而是有其深刻地社会背景原因。我们当前主要使用处分类的负向鼓励机制，较少采取嘉奖类的正向鼓励机制。但从长远来看，激发人的内在动力，鼓励稳固党员干部的良好表现，才是构建起作风建设长效机制的着力点。 关键词：作风建设；正向鼓励；路径探讨 自十八大全面从严治党以来，党的作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政治生态得到根本性扭转，党员干部队伍中有损执政根基的违法违纪等负面行为大大减少，但“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一些新矛盾新问题又出现，最突出的是干部队伍的积极作为明显不够。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鼓励机制的角度分析，我们每次作风建设更多地使用了负向鼓励机制，即采用强制性、震慑性的方式，惩罚具有不端行为的党员干部，以此到达杜绝此类行为的目的。其原因在于每次整风都是在问题积累以后，必须花大力气集中整治，而惩罚是最快地解决问题的方式。但从作风建设的长效机制来看，我们需要更多地建立起党员干部作风建设的正向鼓励机制，即对人的良好行为进行正面强化，使其愿意继续其良好表现，从而进一步调动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形成良好的政治生态系统，到达勤政廉政的执政目的。 一、作风建设新变化及原因 （一）作风问题的新变化。当前从中央到地方都非常强调抓落实，为什么这么上下一致地抓落实问题。一分部署，九分执行，我们非常缺乏敢担当抓落实的党员干部，尤其是执行最前线的基层政府。我们在基层调研时，和一些领导干部座谈，了解到一些反响很集中的现象，即，很多下级在面对布置给他们的工作任务时，首先是只见容许、不见答案。经常是口头上容许，但事情往往得不到落实，或者是忙而不动，外表上马上照办，看起来很忙，声势也做足了，但是实际上根本不动，最终应付了事。其次是用繁文缛节拖住或者流产一些事情，就算是领导特别重视、特别紧急的事情，都把它纳入繁文缛节中，最终用制度、规那么和程序等把一些工作给延误或者流掉，其目的是躲避责任。最后在问责时，那么互相推诿，想尽方法往四面八方推卸责任。调研发现，落实不力、干部不积极作为是一种比较普遍地现象，往往要花很大本钱进行检查督导，人力物力浪费严重。另外一个例证是，笔者所在的XX省恩施州，在2023年7月下旬召开了州委七届五次全会，其主题就是十二个字———“转作风敢担当善作为抓落实〞，针对的就是“出现的问题令人非常担忧〞。州委书记在报告中谈到，“举全州之力抓精准脱贫，但扶贫领域的问题仍然屡见不鲜〞，其他在工程建设、工业开展等完成情况方面也很不理想，其“深层次问题就是干部的作风问题〞，并归纳成四个方面，一是作风不实，主要表现是调查研究不够，脱离群众，做外表工作；二是担当不够，即不愿担责，往上推责任或者往集体推责任。三是作为不够，“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问题仍然存在；四是落实不力，慢落实或者假落实。所采取的措施是，从领导、保障机制、人文关心及考核四个方面加以强化[1]。上述现象并不仅仅只存在于恩施州，倪星、王锐两位学者撰文到，避责逐渐取代邀功成为政府官员行为的主要特征[2]，其意思是指，政府官员们不再是多做事以求有功，而是想尽方法少做事以求无过。并称这是一种世界范围内的现象，中国当然也存在。因避责而不作为的危害虽不像腐败现象那样直接危及到党的执政根基，但从长远来看，最终会影响到一个地方的开展，从而损害群众利益，进而动摇党的执政根基，任其漫延危害极大。 （二）问题背后的原因。我们认为，不作为现象有其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而不单纯是思想领域的滑坡问题，如果仅仅看成是思想领域的问题，不利于因势施策，从而贻误问题的解决。其背后有深刻的社会原因，要针对这些原因寻找解决的方法才是正道。 1、社会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大大增加。在农业社会时代，社会是简单而具有确定性的，因为农业社会是一个相对封闭和较少流动性的社会，一个人一辈子生活的范围和结识的人都相对固定。进入工业社会后，由于人口、商品和资本的流动，社会变得复杂起来，不确定性增加，对社会治理的要求提高，于是在工业社会中形成了官僚制的治理体制，征服了工业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但工业社会还是一种低度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从上个世纪后期开始，人类社会走向了全球化与后工业化时代，也可以称为信息化时代。其显著标志就是，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是一个高速运转、网络化程度很高的社会，在每一个领域都让人强烈地感受到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压力。尤其公共治理领域，面对现实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政策执行的困难与风险大为增加，这是党员干部不积极作为的深刻时代原因。 2、网络的激化效应。现代社会的网络技术，使虚拟社会得以真实地存在，改变了人们生活的时空限制，激化了当下各类事件的发酵速度和传播力度，呈现出无时空限制条件下的高度参与交互效应。一件小事，一不小心就会以指数级地增长速度迅速演化为区域性甚至全国性网络事件，在前信息社会时代根本无法想像。而且，人们从心理上更为关注负面事件，“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效应更为突出。也许一个人做了一百件好事没人关注，但只要做了一件坏事，就可能招致网上的各种抨击与压力。在“信息没法平安〞的时代，更多人采取保守的态度与方法。人皆有损失厌恶的心理，即同样的一个物品失去时会比得到时引起更强烈地心理反响，所以在损失面前，人们会采取更保守的策略，党员干部也不例外，尤其在做成很多事的功绩不一定带来好的回报，但做坏某件事情却可能招致负面影响时。在几种效应叠加之下，不积极作为便是最好的策略。 3、民众的满意阈值提高。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可能仅仅是吃饱肚子就会带来极大的幸福，而在生活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仅解决温饱问题已没法到达过去那样的幸福感受。在我们的调研中，很多与老百姓直接打交道的基层干部们反映了同一种苦恼： 为什么很多时候自己明明在做好事，却也得不到老百姓的肯定。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民众的满意阈值大为提高。笔者作为一名精准扶贫的帮扶干部，确实发现，有些贫困户享受了1万以上的危房改造费，也仍然觉得没得到多大地实惠，因为周围还有人是异地搬迁得到的更多，或者自身还有很多不属于“两不愁三保障〞以内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没能到达他们期望的生活水平，就认为扶贫干部并没有搞多大个事，完全否认驻村队员扶贫工作的情况也是有的，而对驻村队员来说，这么努力还难以到达让群众满意，内心也深感沮丧与无力。民众的满意感难以到达还有另一个原因，即，我们很多政策是从上到下的，不是老百姓的自主选择，所以难以取悦他们，我们需要政府改进决策方式，“我们要让每一层级的共同体只处理自己最适宜处理的公共事务；但能由下层共同体处理的公共事务，不由上层共同体处理。如果上层共同体越俎代庖，包揽下层共同体本可以处理的公共事务，必发生效率丧失问题。〞[3]4、纪律越来越来严，问责越来越强。全面从严治党之后，党员干部的问责越来越严格，虽然有学者认为问责力度和政府官员避责行为之间的关系尚未明确，但毋庸置疑的是，问责的强度塑造着政府官员行为[4]。当下，各个地方都在高呼鼓励改革创新，大力探索容错纠错机制，力图提高政府官员的担当意识，并为改革创新行为提供一定的保护和鼓励。但是，当前许多措施只是以碎片化的方式呈现，缺乏整体性制度设计，容易成为运动式的口号宣传，最终流于形式，难以实际执行。正如调研中，一些基层干部反响，容错纠错只是说来好听，真正出了问题，政府是肯定要找人来担责的，谁来担这个责。最终还是基层干部遭殃。 二、正向鼓励的内涵与价值 经过这些年全力抓纪律抓作风反贪腐，整个政治生态发生了彻底改变，至少不敢贪不能贪的局面已根本形成，按一位基层干部的说法是：“现在还想搞贪腐，那是智商有问题。〞绝大局部党员干部们的底线思维已根本养成，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达至党员干部该有的“高线〞。俗话常说，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就在前面不远处，更需要一大批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好干部。仅靠问责和惩罚之类的负向鼓励，是难以调动党员干部内在积极性地，这种内在动力还需要用上正向鼓励的方法。 （一）正向鼓励的内涵正向鼓励。、负向鼓励均是鼓励机制的组成局部。正向鼓励以嘉奖、表扬等方式为主，通常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物质鼓励，比方薪酬、奖金、津贴、职位晋升等等。另一种是心理鼓励，比方支持鼓励、关心鼓励、荣誉鼓励和价值观鼓励等。而负向鼓励的目的在于使党员干部产生危机感，催促其始终保持良好的职业道德与行为习惯，如各类违纪违法处分等。总的来说，负向鼓励侧重于管住人们不能做什么，而正向鼓励那么侧重于鼓励人们做什么以及如何做。党员干部也是受心理开展规律规定的普通人，按照马期洛的需求理论，人都有生理需求、平安需求、归属和爱的需求、尊重需求及自我实现的需求，五种需求之间是从低到高的关系，低等需求得到满足后，人就追求高等需求。当然人的这些需求尤其高等需求受到社会及个人价值观的影响，也就是什么是尊重什么是自我实现，是有其价值方向的，例如十八大以前，干部队伍里以能拥有特权为荣，用公款进行各种奢靡活动即为此类。正向鼓励大有可为即在此处，即我们可以通过引导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根据“权责利对等〞的原那么，在实际工作中，正向鼓励、负向鼓励应有机配合使用，不可偏废。过度强调正向鼓励的作用而无视负向鼓励的约束作用，与过分注重负向鼓励的威慑力，不注重发挥正向鼓励的积极效应一样，都是不正确的和片面的管理方法，不利于团队执行力的有效发挥。 （二）正向鼓励机制的价值。 1、正向鼓励机制激发人的内在潜力。惩罚一类的负向鼓励机制，对消除不良行为，从短时间来看，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从长期来看，负向鼓励有很强的负面效应，它会让人们丧失积极作为的动机，因为怕受到处分干脆少做事就是这种心态。有心理研究说明，但凡那些需要更多投入的伟大工作都不是依靠处分，也不是依靠很多物质上的刺激，而是人们内在的强大兴趣使然。按期望理论，促使人们走得更远的是内藏于人心中的愿景，人的成长、组织的开展、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等都与价值观中的愿景有关，而愿景是靠正向鼓励来塑造的。 2、正向鼓励机制满足人的多元需求。我们生活于一个紧密相连的社会，同质化越来越少而多元化越来越多，作为党员干部，除了需要在政治领域如理想信念、政策执行等方面，坚守先进性与纯洁性外，生活的其他方面应该允许多元化，物质鼓励、荣誉鼓励、价值鼓励等等都应该要有，这样才能满足干部政治开展的需要、物质经济的需要，以及精神需要。人最重要的两大需求是归属感和自我价值感，这两大需求靠负向鼓励是无法满足的，相反，过多的负责鼓励机制反而没方法带来归属感。但目前的干部管理对个人合理诉求关注不够，迫切需要运用正向鼓励来满足干部合理诉求，从而强化团队归属感，增强组织凝聚力。 3、正向鼓励机制促使人进行生涯规划，融合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天生是社会的动物[5]，人必须生活在一定的社会之中，他是没有方法选择进入或者不进入一定社会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的成长说到底还是表现在他对他生活的这个社会有何奉献。正向鼓励的核心理念就是成长，并不是单一地晋升加薪之类。我们重视正向鼓励，实际上就是在重视人的成长及组织的开展。对个人来讲，成长就要有生涯开展规划，重视正向鼓励必然就会重视党员干部的生涯开展，而通过生涯开展规划，我们就可以很好地把个人的成长目标与组织的战略目标相融合，因为这本身就是人的成长地内在要求。 三、构建正向鼓励机制的路径选择 （一）正向鼓励机制面临的问题。 1、正向鼓励理念缺乏。目前我们对正向鼓励重视不够，搜索知网上关于党的作风建设的文章，少有人谈到正向鼓励，绝大局部都是针对党员干部的不端行为如何惩罚，如何构建起长期而有效地监管机制等等，这当然非常重要，如假设没采取这些严厉地手段与措施，也就没有我们当前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的局面。但管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