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从活佛到教授的不凡历程.docx

天道酬勤 从活佛到教授的非凡历程 东噶·晋美 父亲生平 父亲1927年出生在西藏林芝地区觉木宗觉木村一户普通藏族家庭，俗名达瓦。我的爷爷次仁旺堆是个裁缝，奶奶扎西措姆是昌都察雅麦巴玛坤家族三个女儿中的长女。听叔叔多多讲，父亲出生那天，大雪纷飞，海螺声四起，一个婴儿响亮的啼哭声覆盖了整个村庄。 1932年3月， 5岁的父亲被工布的嘎查扎西曲林寺〔位于现林芝农牧学院后面觉木村山坡上〕认定为七世东噶活佛的转世灵童，得到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敕文批准。1935年，父亲8岁时被迎请到嘎查扎西曲林寺举行坐床典礼，并有幸被云游讲法到林芝的普荣卡二世活佛强巴旦增赐法名为东噶·洛桑甘丹赤列嘉措，从此成为八世东噶活佛，并在嘎查扎西曲林寺开始学习藏文和佛经，拜格西阿旺云丹嘉措为师。1937年11月到1947年2月，在拉萨色拉寺麦扎仓〔贡布康村〕学经，拜阿旺格顿格西为经师，主修显宗的五部经典。1942年15岁时，拜色拉寺第二位经师阿旺根堆格西为师，钻研因明学。1947年20岁时，通过层层辩经考核过关之后，在大昭寺祈愿大法会上获藏传佛教格鲁派最高学位格西拉让巴学位，随后进拉萨上密院拜甘丹赤巴伦珠西珠为师，进行密宗修炼。1954年27岁时，获得格西阿然巴学位，并到寺外拜师学习文法和诗学。1956年29岁任上密院格贵〔僧人戒律监管员〕。1957年担任塔工地区〔现林芝跟山南加查县一带〕佛教分会副主任。1959年3月西藏叛乱发生前，在琼结布塘教藏文文法和诗歌，同年8月在大昭寺学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1960年4月担任西藏佛教协会理事。1960年9月在中央民族学院担任古藏文研究班专业教师。1967年在拉萨市城关区北区第二居委会〔现城关区措木林居委会〕劳动改造。1969年赴成都参与藏汉大字典编写工作。1971年相继在西藏自治区文管会、西藏革命展览馆、西藏自治区政协工作。1976年开始编写布达拉宫历史。1978年到中央民族学院任教。1979年被中央民族学院聘为副教授。1983年聘为教授。1985年在西藏大学任教，并任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被国家人事部授予“国家级有突出奉献的优秀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历任中国佛教协会理事、中国佛协西藏分会常务理事、西藏自治区政协常委、第六至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1997年7月21日圆寂，享年72岁。 父亲一生整理出版多部藏文重要史籍。主要著作有：东噶洛桑赤列选集、论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西藏各教派斗争史、布达拉宫及大昭寺史略、诗学明鉴、西藏目录学、论西藏教育等。1996年编写成了东噶大词典，该书是父亲二十多年潜心研究，集众多名家名著之大成而完成的。书中局部内容已被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承当的国家级重大科研工程西藏通史所采用，显示了该书的学术价值和权威性。 好学的父亲 父亲最喜欢看书，除了吃饭、睡觉，其余时间几乎都在看书。看书时，他喜欢把双腿盘起来坐在藏式卡垫上，一动不动，真可谓“坐如钟〞，这是父亲小时候受过严格寺院教育的结果。 父亲看书的时候特别投入。有一次我叫他，他好久没有容许，直到我轻轻拉了他一下，他这才如梦初醒地问：“有什么事吗？〞我说：“爸啦！该吃饭了。〞父亲看了看钟说：“又到吃饭时间了，把饭端到书桌上吧。〞他边吃饭，边看书。 父亲的记忆力非同寻常。听寺院长者讲，他在吃糌粑和喝酥油茶的功夫就能背诵一张经文书页。父亲在北京民族宫藏书馆工作时，有同事和学生跑来问父亲书中的疑难问题，父亲一一解答后说：你到几区、几排、哪本书、第几页可以找到答案。当他们按照指点找到答案后，经常手里拿着书本惊讶而敬佩地望着父亲。 1966年，“文革〞开始。拉萨也同内地一样，学者遭到迫害。父亲被打成了“牛鬼蛇神〞，游街批斗。在“文革〞中，无知的造反派总是把宗教与迷信联系在一起，刨根问底问个不停。我看着批斗台上的父亲，哭着跑回家问我母亲：“爸啦是坏人吗？〞母亲摇摇头肯定地答复：“不是。你父亲是个很有修养的好人，你的名字为什么起久美〔藏语永远不变之意〕，你上小学时才被同学叫成晋美，将来你会明白的。〞后来我明白了母亲每次亲切地叫我久美的含义，我的名字里包含着两位老人朴实而又高尚的情感。父亲当时被迫和我母亲分居，被安排在一个破旧黑暗的居委会小屋里。这对于从不会洗衣做饭的父亲来说是何等的困难。有一次，母亲叫我悄悄给父亲送饭，拿父亲穿脏了的衣服。 刚被批斗完的父亲把用黑墨写着“打倒牛鬼蛇神〞字样的白色高帽子放在遮人眼目的床底下，同时转身叫道：“哈，夏帕丽〔藏式肉馅饼〕，我最爱吃的。〞然后犹豫了一下便问：“哪里来的肉？〞因为父亲的成分，当时居委会没有给母亲安排工作，所以也没有生活来源，全靠舅舅洛丹接济。父亲叹了一口气，静静地用右手拿着母亲给他做的“夏帕丽〞，左手翻阅着没有看完的书，做着他一生都没有改变的习惯性动作。这时我想起了母亲经常说的一句话，“你爸啦是个书呆子〞。 父亲除了看书、写书外，还有一个爱好就是给我们三个孩子讲故事。记得那间小屋有一张破桌子，一个旧藏式草垫床，父亲和我们三个孩子挤在一起。父亲开始讲米拉日巴的故事，“从前在阿里贡塘的一户富裕人家里，有一儿一女，儿子名叫米拉...〞我们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半夜父亲翻书的声音把我从睡梦中叫醒，看到油灯下的父亲边看书边记什么东西，我上了厕所又钻进了热被窝里，父亲毫无觉察，继续做他自己的事。 有一年的藏历新年，和往常一样，我和妹妹白珍、弟弟穷达，献上祝福的哈达给父亲拜年。这时父亲才把手里的工作——看书、写字放下来。我们一起吃切玛，喝青稞酒，互相拜年后，父亲习惯地问我们的工作和学习情况，我们向父亲一一汇报。弟弟穷达开玩笑地说：“爸啦，我们都工作了，还要学习呀？〞父亲微微一笑：“你们都长大了，成了国家干部，我很欣慰。但是，要记住学习是一辈子的事，做学问不容易，做人更不容易。就拿你们的母亲来说，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把你们三个孩子带大，有多不容易，是她的母爱才有了你们的今生，在任何时候你们要听从母亲的话......〞不知不觉过了多少个藏历新年，父亲还是老样子看书写字。 敬业的父親 1960年，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中央民族学院开办了“高级藏文研究班〞，对第一批本科藏文班的毕业生，进行深层次的培养训练。当时任教中央民族学院并负责此项任务的著名学者于道泉先生，提出聘请西藏有名望的高级专家，由他们来担任教学工作。几经努力，加上西藏自治区相关部门的配合，终于确定三位专家到北京任教。第一位选定的就是父亲。父亲要求母亲随他一起去北京。为了照顾父亲的生活起居，母亲容许了父亲的要求。就这样父亲开始了教书育人的生涯。在父亲教过的这批学生当中，涌现出了许多人才，如著名作家顿珠杰、藏学家拉巴平措〔曾任西藏自治区副主席，西藏社会科学院院长，现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洲塔〔甘肃省藏研所所长〕、陈庆英〔中国藏研中心宗教所原所长、研究员〕；杜泰〔曾任西藏广电局局长〕；赤来多杰〔西藏研究杂志主编〕；鄂塞〔西藏自治区档案局局长〕；赤列加措〔自治区党委办公厅编译室副主任，副译审〕等等。 1975年回拉萨后，西藏文管会安排父亲在罗布林卡研究壁画。他住在罗布林卡〔当时的格桑颇章后面马厩院内〕一个比拟宽敞的房间，室内光线充足，父亲可以尽情阅读他最喜欢看的书籍。父亲在罗布林卡的主要工作是每天手里拿着一根蜡烛看墙上的壁画，边看边研究到很晚很晚。 慈祥的父亲 “文革〞结束后，国家给父亲落实了政策，恢复了名誉。1978年父亲再一次应邀到北京中央民族学院任教。当时父亲给组织上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带我和妹妹赤列白珍随他一起到北京，让我们在北京读书。母亲听了非常快乐，什么话都不说，含着泪给父亲做他最爱吃的“夏帕丽〞。父亲的要求得到了组织上的同意，把我俩安排在北京中央民族学院附中就读。附中地处北京西单小石胡同，是个全寄宿制学校，原名叫国立蒙藏学校。我和妹妹周末可以回中央民族学院的家和父亲在一起。我俩每次回家，父亲首先检查我俩的作业，接着说一句：“作业做完了，我们三个一起下馆子，吃好吃的。〞平时我们到父亲的同事扎西旺堆叔叔家吃饭，央央阿姨是四川藏族，她每次给我们做可口的川菜，和他们一家一起用餐很是开心。父亲告诉我和妹妹他要给母亲写信，要求我母亲到北京照顾我们，结果母亲拒绝了父亲，因为文革的阴影还在母亲的脑海里。 病中的父亲 1997年，父亲因病住进了北京积水潭医院。我和继母还有侍从次旺建参〔现西藏佛学院教师〕到北京照顾他。医院诊断父亲得了骨癌。这个消息像晴天霹雳刺痛着我们的心。在住院期间来看望父亲的有在北京工作的父亲的学生、同事，还有中央统战部和国家民委领导。我印象最深的是第四天，开完会匆匆赶来看望父亲的是阴法唐叔叔〔原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一进门，说话带有将军豪气：“哦呀！西藏的宝贝来了！别起来！别起来！把书放下，好好养病，有什么需要让孩子给我打。〞和父亲应酬后，两位老人谈得很投机，谈到现代科技给人类的造福、计算机技术的运用、环保与佛教等等。最后父亲想学计算机，用它来写稿。阴法唐叔叔听了很快乐，容许等父亲痊愈后送他一台。然后阴法唐叔叔和夫人李丽柱拉我和妹妹在病房外面嘱咐：“好好照顾你们的父亲，有什么需要打，这是我的号和家里的......〞 父亲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不忘学习和接受新生事物，这就是父亲给我们留下的最大的财富。每当我遇到困难时，想起父亲所经历的艰难，心里就有一种战胜困难的动力，坚决信念勇往直前。 父亲从一个西藏活佛到高等院校的教授、学者，乃至成为一名世人皆知的雪域智者，是民族的骄傲，也是我们子女的骄傲。每当夜深人静，我单独坐在窗前的时候，望着远处那些点点星光，仿佛看见父亲那笑呵呵的，慈祥的脸庞。那一束束温暖的，闪烁的灯光印在我的记忆里，溅起我许多温馨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