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吴玉章之子吴震寰的执着人生.docx

吴玉章之子吴震寰的执着人生 邓颖 吴震寰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吴玉章之子，杰出的电力和电机工程专家。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30年参加共产党。1938年随父回国，到重庆参加抗战建设，任长寿龙溪河水电工程处工程师兼工务长，主持多个水电站的设计与建设。他设计并监制了1000马力水轮机组及多台水电机组，为我国电力工业和电机制造工业的开展作出了创造性的奉献，被誉为中国水电元老、中国现代水轮机设计第一人。 争当学生运动领袖 1901年，吴震寰出生在四川省荣县双石桥乡。1903年2月，父亲吴玉章东渡日本留学，母亲游丙莲含辛茹苦地把他抚育成人。 1911年，吴玉章回到家乡，相继在荣县和内江组织起义，建立由革命党人领导的地方政权。此时，吴震寰9岁。在与父亲的朝夕相处中，得到了保护和教育。吴玉章教导他“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先贤名言，他牢记在心，身体力行。 1917年，为使吴震寰掌握勤工俭学的知识和技能，以便出国深造，吴玉章要他到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学习。8月，吴震寰来到育德中学。在校期间，他勤学法语，了解法国国情;刻苦掌握钳工、车工、电工等根本工艺技能;关心国家大事，追求进步，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受到学生们的拥戴。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的爱国运动。消息传到保定，吴震寰和育德中学的进步师生罢课响应，并上街宣传，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支持北京学生的正义要求和爱国行动。教师刘仙州（后为清华大学副校长）和吴震寰还被推举为师生代表，到北京市学联进行支援，加强联系，学习经验。二人回到保定后，分别组织成立了保定教师联合会和保定学生联合会。 5月22日，保定各大中学校学生代表在育德中学召开学生联合大会，发表了声援北京学生的宣言，并选举吴震寰为代表，出席将在上海举行的第一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 5月25日，在吴震寰为主席的保定市学联的组织领导下，全市大中学校学生举行总罢课，发表宣言，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北洋政府高官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卖国行为，要求北洋政府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挽留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等爱国人士。全国轰轰烈烈的抗议，迫使北洋政府罢免了曹、陆、章的职务，同时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远渡重洋学科学 1919年10月中旬，吴震寰与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的15名同学，从保定来到上海。10月31日，他与李维汉、李富春等来自全国各地的150名青年，从上海乘法国邮轮宝勒茄号赴法勤工俭学，12月9日抵达马赛。吴震寰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于1920年考取法国恩鲁布尔电科专门学校学习，同时在格勒诺布尔电机厂勤工俭学。1924年毕业后，他在一家电机厂任工程师，从事电机设计工作。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吴震寰担忧家人安危，遂回乡看望母亲。是年冬，他再次赴法，就读格勒诺布尔电气专门学校电力工程专业，仍在电机厂勤工俭学。经过两所学校的理论学习和长达10年的工厂生产实践，他精通电力和电机工程。 1930年，吴震寰毕业后，在法德边界的斯错斯博格水电站任首席工程师，负责电站生产技术工作。同年，参加共产党。 1934年，吴震寰到达莫斯科，拟应邀到苏联国家方案局工作。但吴玉章不同意（当时吴玉章被派往苏联工作），要他去马列主义训练班学习。莫斯科职工国际东方部中共党员杨松对吴玉章说：“吴震寰是专家，让他多做一些研究，取得经验，以便将来回国做我们的建设人才。〞吴玉章才容许此事。 吴震寰在苏联国家方案局任水电参谋工程师期间，参加了苏联最大的第聂伯河水电站的设计与建设，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奉献，得到了赞誉。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吴震寰于11月随父亲离开苏联到了法国。由于通晓法语、英语，熟悉两国国情，他全力协助父亲在两国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国际宣传活动，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呼吁各国人民支援中国抗战。中国人民不畏强暴，敢于斗争，得到了各国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持。 开创性设计水轮机 1938年3月，吴震寰同父亲一道归国。 4月24日乘飞机到武汉后，他即向中共中央长江局报告，要求参加党组织生活。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的王明认为，吴震寰是工程技术人员，不正式参加组织生活更便于活动，所以未恢复他的党组织关系。但他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为大前方的电力生产建设和电机制造工业而努力工作。 当时，为了抗战建设的需要，经周恩来同意，吴震寰应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聘请，担任四川省长寿县（今重庆市长寿区）龙溪河水力发电工程处工程师兼工务长，开发建设我国第一个梯级水电站——龙溪河水电工程。 同年8月，吴震寰负责长寿桃花溪水电站的建设。由于日本侵占并封锁了我国沿海地區，从美国公司进口的水电设备须从法国占领的越南海防港转运。吴震寰主动承担到海防港转运设备回国的任务。 海防到重庆路途遥远，加之日机轰炸，要将大批笨重的设备运送回国，困难重重。吴震寰充分发挥通晓法语的优势，千方百计地将设备从越南经滇越铁路运至昆明，再用汽车穿过云、贵、川三省的崇山峻岭，于1940年9月运回长寿水电站工地。 他随即指挥工程处职工抓紧安装。由于安排科学，指挥得当，管理要求严格，只用半年时间就将装机共876千瓦的三台水轮发电机组安装完毕。这是当时长寿和重庆地区最大的水电站，为长寿地区提供了急需的电力。 1939年10月，龙溪河下硐水电站正式开工建设。因订购的四台720千瓦水轮发电机组滞留海防港，无法转运回国，水电站面临停建的危险。面对困难，吴震寰主张自力更生制造水轮发电机组。工程处采纳了他的意见，利用一台闲置的1940千伏安变频机，改制成一台1550千瓦的发电机。吴震寰那么亲自设计了两台1000马力的水轮机，交由重庆民生机器厂制造。 设备造好后，开始安装。1943年12月，由两台1000马力的水轮机和一台1550千瓦的发电机组成的下硐水电站第一台卧式水轮发电机组试运成功。这是当时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容量最大的水轮机组，具有开创性意义，吴震寰由此被称为“中国现代水轮机设计第一人〞。 上硐水电站是龙溪河梯级水电工程的第二级，原方案设计建设一台1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吴震寰经过勘测，根据洪水和枯水期水量变化大的特点，提议改装为7500千瓦和3000千瓦水轮发电机组各一台，并将圆筒形地下式厂房改为椭圆形半地下式厂房，减少施工时间和工程费用。这一方案获得大家认同。1946年上硐工程开建时，即按他的方案施工。这是吴震寰对龙溪河梯级水电开发的又一重要奉献。 利用身份为党工作 吴震寰不仅为龙溪河梯级水电站设计水轮机，还为周边地区设计了不少水轮机，支持地方开发水能资源。 1940年5月，由张光斗主建的万县鲸鱼口、仙女洞水电站，因日军封锁导致外购设备无法运到。吴震寰为两个电站分别设计了220马力水轮机一套和160千瓦水轮发电机组一套，使电站顺利建成。 1943年1月，爱国民族实业家卢作孚发起集资建设北碚高坑岩水电站，吴震寰负责水电站的设计与施工。由于没有设备，他亲自动手设计了240马力水轮机两台和160千瓦发电机两台，由重庆民生机器厂和华生电器厂制造。两台机组先后于1945年1月和5月投产发电，满足了北碚用电需求。 1944年春，吴震寰应爱国民主人士夏仲实之邀，到江津白沙镇筹建高洞水电站。4月，白沙水力发电股份公司将高洞水电站的勘测设计和施工工作发包给龙溪河水电工程处，吴震寰负责勘测设计。工程建设期间，他设计的两台150马力水轮机和两台120千瓦发电机分别由龙溪河水电工程处修理所和华生电器厂制造。1946年2月，工程投产使用，开始向白沙镇供电。 此外，吴震寰还被聘任昆明中央机器厂技术参谋，主持设计了一批水轮发电机组，有力推进了我国民族电机工业的开展，促进了大前方的电力建设。 吴震寰是技术专家，又是革命者。作为长寿龙溪河水电工程处工程师，薪酬较高，但他为人清廉，经常将省下来的钱资助生活困难的同志和老工人。他虽未参加党组织生活，但经常到中共中央南方局汇报工作，听取党的指示，利用职务的有利条件，为党工作。 皖南事变后，南方局在安排党员转移时遇到困难，常把转移人员派到吴震寰处。吴震寰总是想方设法为他们介绍安排工作，帮助他们隐蔽下来，或者为他们易服改装，资助路费，由自己或妻子护送转移到外地，努力保护党内同志。 吴震寰热爱水电事业，不仅为之奋斗一生，还经常宣传开发建设水电强国富民，以鼓励他人。据李鹏回忆录记载，1939年夏天，李鹏曾在吴玉章家与吴震寰朝夕相处，听吴“讲了许多水力发电知识〞，“非常感兴趣〞，以致后来水电成为他“终身倾注的专业〞。 吴玉章痛失爱子 1945年5月，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全国水力发电工程总处在长寿成立（次年9月迁往南京），吴震寰任工程师。因是中共领导人的儿子，当局对他不信任，重要工程不让其参与。才能无法施展，他十分苦闷。 1947年6月，四川省建设厅厅长、爱国民主人士胡子昂到南京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办事。胡子昂和吴震寰有过交往，十分赏识其人品和才华，得知吴震寰的处境后，胡子昂以四川省建设厅的名义聘请他担任都江电厂工程协理（生产副厂长），负责全厂生产技术管理工作。 9月，吴震寰到四川灌县（今都江堰市）都江电厂上任。当时电厂开工不久，他积极参与电厂建设的全过程，保证工程建设质量，同时做好生产准备工作。1948年6月，都江电厂按方案建成发电。 由于国民党发动内战，经济每况愈下，物价飞涨，电厂投产后电力用户和用电量日益减少，电厂生产困难重重，职工思想情绪波动。为了保证职工生活，吴震寰要求电厂财务部门每月收到电费后，首先留足职工薪金，不许挪用。他还组织全厂工人开垦空地种菜，补贴生活。 1949年3月，电厂工人为争温饱，抗议厂方拖欠工资，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举行罢工。因厂方迟迟未予答复，工人们产生急躁情绪，准备去成都向四川省政府开展请愿斗争。 当时人民解放战争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国民党军队大举败逃，吴震寰认为如果工人们采取剧烈行动，会遭到国民党政府武力镇压，造成重大伤亡。他耐心地引导职工：“东方已经发白，黑暗即将过去，斗争要讲策略……〞工人们听从劝告，没有扩大事态，继续坚持厂内罢工斗争。半月后，斗争取得了胜利，防止了一场流血惨案。 在灌县期间，吴震寰密切关注解放战争的进展，深切思念在解放区的父亲。他偷偷收听解放区播送，从报纸的字里行间了解有关信息。 1948年12月30日是吴玉章70寿辰，华北大学为他举行祝寿大会，中共中央发来祝贺信。吴震寰从电波中得知父亲70寿辰慶祝大会的消息后，无比冲动，告诉妻子：“我昨夜收听短波，父亲现在是华北大学校长，解放区隆重庆祝他的70大寿。以后，如果我有什么意外，你就带着孩子奔老人家那儿去吧！〞 吴震寰辛勤工作，积劳成疾，患有肝病。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他欣喜假设狂，希望尽快治愈，投入新中国的经济建设。8月，他到成都华西医院住院治疗，却给蓄谋已久的国民党特务可乘之机。手术中，他惨遭毒手，于9月1日被害致死。 电厂职工十分悲哀，自发组织追悼会，用挽联、祭文、顺口溜等多种形式，表达哀思。 吴玉章痛失爱子，无限悲愤。1960年2月1日，他在给孙女吴本立、孙子吴本渊的信中沉痛写道：“国民党人知道他（吴震寰）是我的儿子，久已蓄意害他。1949年北京解放后，他很快乐，想把他的病医好后更好为人民政府工作，就在成都华西医院去动手术，两次开刀都延长到三四个钟头，终于把他害死了。多少人听到这种以人命为儿戏的医法，都认为是特务杀人的行为，但中了敌人的奸计，也无法追究了。〞 编辑/杨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