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解字》释义体系的文化蕴涵_李一宁.pdf

汉字与历史文化1862023年第1期（总第325期）说文解字释义体系的文化蕴涵*李一宁【提要】说文中很多字的释义采用了阴阳学的说法，看似零散的分布在全书之中。但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些隐性文化因素制约着汉字的演变。说文以阴阳学说为核心进行释义，基本上做到了形散神聚，形成自身独特的释义体系。作为一部重要的汉字学字典，说文更具有传播文化的功能。因此，许慎强调“共理相贯”，进而达到“百官以乂，万品以察”的创作目的。【关键词】说文解字 汉字文化 古文字 词汇 汉字是汉文化的重要载体，汉族先民将其视为神圣之物。他们认为，汉字的出现是一件“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淮南子本经训：“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何宁，1998：561）此外，先民们还认为圣人在造字时，已将其思想、智慧等灌注到了每一个汉字之中，淮南子修务训：“昔者，苍颉作书，容成造历，胡曹为衣，后稷耕稼，仪狄作酒，奚仲为车。此六人者，皆有神明之道，圣智之迹，故人作一事而遗后世，非能一人而独兼有之。”（何宁，1998：1342）古人在整理和说解汉字的过程中，会结合汉字在构形上的特征，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贯注其中。这使得汉字的一笔一划都渗透着人文精神，彰显着“神明之道，圣智之迹”。“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总和，由它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活组织。”（罗常培，1996：1）对汉字内在涵义的探讨，必将会启发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一、社会主观行为对汉字发展的影响汉字具有传播汉文化的功用。人们在汉字的运用和演化过程中，往往会或有意或无意地构筑汉字形义之间的理据联系。这在造成汉字形义关系发生变化的同时，也令汉字成为了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抛开文化因素去谈汉字的发展必定是不全面的研究。一般来说，人们主观上对汉字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显性敕令政策因素历代的统治阶级有时会运用权力对汉字的构形施加影响，从而彰显皇权至高无上，这类行为有时会造成汉字形体结构的变化。例如：“辠，犯法也。言辠人蹙鼻苦辛之忧。秦以辠似皇字，改为罪。”（说文辛部）（许慎，1998：314）胡朴安曾对历代创制新字情况进行了概述。如“秦人以市买多得为夃。隋旧作遀，文帝以周齐不遑宁处，故去辵作隋。对字下面原有“口”旁，汉文以言多非诚故去口作對。（胡朴安，1998：130）三国志吴志记载孙休永安五年，为其四个儿子取名，生造了八个字，目的是：“名子欲令难犯易避。”五代南唐刘龑，初名严，采周易“飞龙在天”之义为龑。唐代武则天自名曌。（胡朴安，1998：130）以上诸例，采取换用他字、减省部件以及生造僻字的方法，变换原字的形体，但并没有对汉字的所记之意造成太大的影响。在汉字系统发展演化的过程中，有些字形得不到社会的认可，就 本文系黑龙江省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课程思政融入语言文学类课程的探索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SJGZY2020243）的相关成果。DOI:10.14014/11-2597/g2.2023.01.006汉字与历史文化1872023年第1期（总第325期）逐渐被淘汰掉了。显性敕令、政策等因素对汉字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仅会局限于特定的时期或范围内，属于非决定性的因素。（二）隐性社会文化因素汉字的发展和演化过程中掺杂着社会集体意志的流变。社会文化因素渗透到汉字当中，对汉字形、义间的理据产生了系统性的影响。苏宝荣指出：“随着社会存在和人们观念的变化，字的形义关系也相应地发生变化，这就形成演化性异源。”如“衆（众）”，甲骨文以“三人为众”表义，其本义为“众人”。又有在三人之上加一“日”的构形，当指“日头下从事农业劳动的众人”，已带有阶级色彩了。后来，随着奴隶制的加强，到金文和小篆中，上面的“日”演化为“目”表示在别人的监督下从事劳动的众人，显然是“农业奴隶”了。（苏宝荣,1997：8788）这种由于隐性文化因素引起文字形体结构的变化，进而使文字的内涵发生分化，称作文字内涵的演异性。先人据此对汉字进行阐释，必然导致汉字沿着人的主观意识方向发展变化。如：王荆公晚年喜说字。客曰：“覊字何以从西？”荆公以西在方域主杀伐，累言数百不休。或曰：“霸从雨，不从西也。”荆公随辄曰：“如时雨化之耳。”（邵博，1997：157）上文中，王安石的解字理念受到了隐性文化因素的影响，对汉字的字形构造做出了主观性的说解。隐性文化因素对汉字发展产生的影响是内在、持久的，属于决定性的因素。二、说文释义体系中蕴涵的隐性文化因素说文中很多释义采用了汉代阴阳学说的观点，这表明了许慎创作说文的意图和目的并非单纯是为了满足识文断字的需要，而是“百官以乂，万品以察”，进而向大众传递更加深层次的圣明之道。许慎 说文解字叙 开篇引用 周易：“仰则观象於天，俯则观法於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垂宪象。”（许慎，1998：314）许书以此开宗明义。李振东、李一宁（2021）指出，说文中有些字形义关系的演变受隐性文化因素的制约。李振东、李一宁（2022）又指出，说文的整体、部首、字序的布局都是以“共理相贯”为线索的。实际上，“共理相贯”就是用周易中“天人合一”的思想统筹编排说文。例如：（1）三，说文三部：“天地人之道也。从三数。”（许慎，1998：9）甲骨文中是个代表数目的指事字，作为构件的三横，就是三个指事性符号。但许慎在说文中却赋予了“三”字每横以实在意义，并且围绕该意义构筑起了以“三”为核心构件的汉字体系。其中有代表性的，如：（2）王，从甲、金文形体上看，“王”应指一种斧形的武器，古代称为戉。说文戉部：“斧也，司马法曰：夏执玄戉，殷执白戚，周左杖黄戉，右秉白髦。”“戉”是一种礼器，主要用于朝廷之上，是权力的象征。后来，引申义用来表示最高统治者。说文古文仍然保持着“戉”的形状。在说文三部中“王，天下所归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贯三为王。”变成了“能够沟通天地人三者之间关系的人。”（丁福保，1988：1179 1185）（3）示，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三垂，日月星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示，神事也。释义取自周易系辞：“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又云，三垂，日月星也。周易系辞：“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李道平，2006：64）随着大众思想观念的变化，汉字的构件和所记之义也发生了一些改变。实际上，这是通过对汉字构件的调整，把在形、义上本不相关的字，用一种构件和义理串联起来，使汉字形成了完整的体系。正如王观国所说：“古之字书皆篆文，其所从偏旁，有阴阳上下左右曲直之形，皆义理之所存，锱铢之异，而义各有所取，不徒设也。”（王观国，1988：316）（4）二，说文二部：“二，地之数也，汉字与历史文化1882023年第1期（总第325期）从偶一。”（许慎，1998：285）实际上，“二”在甲骨文中也是记录数目的指事字。按周易的说法，天一地二。“二”就同“地”有了关系，随之也影响了一系列汉字的构形及内涵。并且一些本来同“二”形没关系的构件，受文化因素的影响，也写成“二”形了。如“白”，说文白部：“西方色也，阴用事，物色白。从入合二。二，阴数也。”（许慎，1998：160）但按商承祚的说法，“白从日锐顶，象日始出地面，光闪耀如尖锐，天色已白，故曰：白也。”（汤可敬，2001：1060）属于象形字。“白”就演异成“地之数”了。（5）仁，说文人部：“亲也。从人从二。”（许慎，1998：159）由于不了解“仁”字中“二”形构件是由“心”形省写或讹变而来，故将其释作上天下地。说文疑疑中说：“二象天地，盖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说文述谊：“二，天地也。仁从二，言人如天地也。”（丁福保，1988：79177923）由此，“仁”的内涵发生了演异性的变化。隐性文化因素对汉字演变的影响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成体系的。某个部分发生变化，会造成一系列或相关或无关的汉字形体的连锁反应。如：（6）泰，滑也。古文从二。（说文水部）段注认为从人在仌上，取滑之意。但易泰：“泰，小往大来。”陆德明释文引郑玄礼记月令：“天气在上，地气上腾。”易泰象传：“天地交，泰。”（宗福邦，2003：1236）最后，仌变形作二。（7）竺，说文二部：“竺，厚也。从二竹声。”（许慎，1998：287）说文马部：“笃，马行迟也。从马竹声。”（许慎，1998：199）文献中常用义是：“笃，厚也。”二者音近义通，战国文字中“马”作构件时有简省作“二”的情况，据此推测，“笃”可能存在省简写作“竺”的情况，音近形同，后世存在混用，以至于古籍经常通假。释名释言语：“笃，筑也。”毕沅疏证：“古作竺。”书微子之命：“笃不忘。”陆德明释文：“笃，本又作竺。”论语泰伯：“君子笃於亲。”刘宝楠正义：“郭忠恕汗简载此文，笃，又作竺。”典籍中从“厚”义之“笃”，皆当作“竺”。（宗福邦，2003：1684 1685）根据郭店简性自命出：“笃，仁之方也。”可以推测，易大畜彖：“刚健笃实，辉光日新。”（李道平，2006：276）笃实指山的厚实。这个意义应是“竺，厚也”，也就是“地势坤厚德以载物”中的“厚”。竺，从二，是指地之数也。（8）巫，说文巫部：“巫，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象人两袖舞形。与工同意。”（许慎，1998：100）（9）壬，说文壬部：“壬，位北方也。阴极阳生，故易曰：“龙战于野”。战者，接也。象人褢妊之形，承壬以子生之叙也。与巫同意。（许慎，1998：311）例（8）（9）中，“巫”的古文字形应为“人持玉事神”的形象。许慎对字义的理解是颇具道理的，但对“巫”字构造“与工同意”的解析却令人费解。说文工部：“巧饰也。象人有规矩也。与巫同意。”说文疑疑：“工，上一，天也；下一，地也；中丨，上下通也。天体圆也，地体方，通乎方圆者，工也。天有神，地有祇，通乎神祇者，巫也。”（丁福保，1988：2017）依此说分析，“工”形象天地，中间用竖连接，“巫”就是在天地人之间起沟通作用的人。“壬”字构形“与巫同意”。易坤卦：“龙战于野，其血玄黄。”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李道平，2006：84）高田忠周认为：“工者兼天地人三德之谓也。从工之意至深也。”（李圃，2004：1050）也就是许慎所说的：“据形系联，共理相贯。”（许慎，1998：314）因此，“巫”“壬”“工”皆应归入“从二”或“从三”的体系。张政烺认为：“分析文字之始，动机并不单简，其义亦同于易。盖以为圣人与天地合德垂象示人，极关重大，。此种见解，不仅存於易及分析文字之术，实一时代人之思想如此。”（张政烺，1987：20）三、结语汉文化对汉字的释义方式有着直接的影响，先民们“将他们的人生经验和对宇宙万物的看法汉字与历史文化1892023年第1期（总第325期）与解释都体现在汉字的形体结构之中。因此，对汉字的解说，也就必然包含了对文化的解释和阐发。”（王宁，2000：1）以汉字为载体，依托于汉字的字形分析来传播一定的思想文化的汉字说解体系，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存在了。如解释“雀”和爵位的关系，孔丛子执节：“夫雀者，取其名焉，则宜受之於上，不宜取之於下，下人非所得制爵也，而王悦此，殆非吉祥矣。”其他典籍如左传宣公十二年中的“止戈为武”“反正为乏”，韩非子五蠹中的“自环者谓之厶，背厶为公”等。这类字形说解在经学兴盛的汉代仍具有着很强的势力。如对“皇”的解释，“一日而王，日上一者，天也；天者数一，天得日，昭然大明则王，故为字一与日王并合成皇字也。一为天，天亦君长也，日亦君长也，王亦君长也，三君长相得成字名为皇。”（王明，1998：147）许慎对汉字构形的说解和讨论大概滥觞于此。因此，说文中的汉字释义体系中蕴涵着隐性的文化因素。汉字是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古今汉族人民最重要的辅助性交际工具，是中华民族在社交与思想活动中地位仅次于汉语的重要符号系统，同时也是先民们在几千年的信息传递、交流与记录中所凝练出的集体智慧结晶。汉字系统的发展与演进自然而然地会同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