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背景下国家语言能力研究进展_张娣.pdf

语言文字学术研究 672023年第1期（总第325期）“一带一路”背景下国家语言能力研究进展*张 娣【提 要】国家语言能力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国家语言能力成为中国参与国际合作的重要保障，其研究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当前国家语言能力研究集中在概念、结构、建设策略的探讨上，研究成果丰富，研究视角多样，但研究深度与广度以及研究范式等方面仍待增强。【关键词】一带一路 国家语言能力 研究进展“一带一路”倡议在促进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奠定了基础，但语言互通是前提，因此，国家语言能力研究意义重大。本文对我国国家语言能力研究进行梳理，主要回答以下三个问题：国家语言能力概念、结构、建设之现状如何？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目前存在哪些问题？国家语言能力研究今后的研究重点是什么？一、国家语言能力概念、结构、建设之现状（一）国家语言能力概念美国学者 Brecht&Walton（1993）最早提出“国家语言能力”的概念，认为国家语言能力是指国家能够满足特定语言需求的能力。而国内研究相对起步较晚，相关研究快速发展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国内国家语言能力概念研究按照不同的解读视角大致可分为四类。1.满足国家处理事务语言需求视角 李宇明（2011）最先界定国家语言能力。他在 Brecht&Walton 基础上，针对我国的现实情况，发展了国家语言能力的概念，将美国学者定义中的非通用语视角扩大到国家的整体语种水平，即国家语言能力不仅指通用语以外的外语能力，同样包括国家的通用语国际影响力，从更全面的角度定义为“国家处理各种海内外事务以及国家发展所需要的语言能力”，且这一定义中执行主体是国家。陆俭明（2016）则将其定义为“社会整体的母语素养与水平以及外语能力与水平,同时也指国家处理海内外各种事务所需要的语言能力，以及一个国家掌握利用语言资源、提供语言服务、处理语言问题等方面的能力的总和,还包括国家对整个语言教育的规划、布局和实施的力度，对外语人才进行管理的能力与水准”。2.国家战略利益视角 杨亦鸣（2015）将国家语言能力分为狭义的“国家所需的语言能力”以及广义的“个人、社会、国家”语言能力。文秋芳（2016）认为“国家语言能力是政府处理在海内外发生的涉及国家战略利益事务所需的语言能力，规定了国家语言能力的行为主体、对象和空间”。最新定义中，文秋芳（2019）又将其界定为“政府运用语言处理一切与国家利益相关事务的能力”。最新的概念去除了空间的限制，并将国家战略利益扩大到了国家利益，内容更全面丰富。3.资源管理视角 赵世举（2015）把国家语言能力看作一个国家掌握利用的各种资源能力的总和。魏晖（2016）从企业战略管理资源的基础上提出“国家语言能力是国家分配和管理语言资源的效率”。狭义上 本文系伊犁师范大学中国新疆与周边国家合作研究中心“一带一路建设中新疆提升语言服务能力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019ZBGJYB004）的相关成果。DOI:10.14014/11-2597/g2.2023.01.039语言文字学术研究 682023年第1期（总第325期）讲，即国家解决语言相关问题的能力。广义上讲，即“为服务国家战略和发展，国家解决语言相关问题、满足语言相关需求、运用语言相关资源的能力之和”。并尝试用 4 个一级指标、7 个二级指标来衡量国家语言能力。文秋芳（2017）基于乔姆斯基和索绪尔对语言认识的观点，将其分为国家语言资源能力和国家话语能力，并将前者视为后者的基础，而后者则是前者的外现。4.人才培养视角 与其他学者不同，戴曼纯（2019）没有对国家语言能力进行清晰的概念界定，而是对国家语言能力的基本属性进行了分析。她主张应从语种、人才、技术以及相应的制度来界定国家语言能力。人才是国家语言能力最核心的要素，就此，她提出了国家语言能力的人才观，并论述了人才观下国家语言能力三大属性。比较可知，各学者的概念界定视角多样，都认同国家意义上的国家语言能力，但内涵理解又差异巨大，对国家语言能力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二）国家语言能力结构概念是对内容的高度概括，内容是对概念的详细阐述。国内学者对国家语言能力内容的理解可分为四类，分别是三结构，四结构、五结构和七结构。1.三结构文秋芳（2019）提出了国家语言能力的三结构，即治理能力、核心能力和战略能力。其中治理能力着眼当下，指“政府运用语言处理国内外两类事务的效力和效率”，核心能力是基础，包括国家通用语普及、使用规范、国家语言智能化、国家语言和谐生活建设四个维度。战略能力着眼未来，包括国家外语教育、国家通用语国际拓展、国家语言人才资源掌控、国家对外话语表述四个维度。文秋芳对以上三种能力提出了相应的评价指标。苏金智等（2019）提出了国家语言能力的三层立体架构，个人、社会、国家三种语言能力由内而外形成三个同心圆，并论述了三种能力之间的“结构-功能”映射关系。他强调，个人语言能力既是核心又是基础，对国家语言能力和社会语言能力起支撑作用，对国家语言能力的分析一定不能离开社会语言能力和个人语言能力。2.四结构戴曼纯（2019）将国家语言能力分为人才、语种、技术以及促进其发展的制度。其中人才是核心。因此，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离不开人才培养。这一分类法具体化了国家语言能力的内涵，便于理解的同时也为国家语言能力的建设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路径，即语种人才的培养。但同时该分类对于技术、语言资源和制度没有给出具体的解释和说明，使其不易界定。3.五结构李宇明（2011）将国家语言能力划分成“语种能力、国家主要语言的国内外地位、公民语言能力、拥有现代语言技术的能力和国家语言生活管理水平”。文秋芳（2016）继承了李宇明的五结构法，将其分为“国家对涉及国家战略利益语言事务的管理能力、国家对语言人才资源掌控能力、国家对语言人才资源的创造能力、国家对语言处理技术的开发能力和国家对中文国际影响的拓展能力”。4.七结构赵世举（2015）将国家语言能力分成：“语言资源拥有能力、语言资源开发利用能力、国民语言能力、语言人才储备能力、语言使用及服务能力、语言管理及语言事业发展能力、语言影响力”。魏晖（2016）则将其划分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程度及水平；国民掌握语种的数量及水平；各语种人才的数量、水平和结构分布；语言资源库的可开发性及开发效率；语言学习资源的可利用性及利用效率；语言信息处理能力；管理社会语言生活的能力”。以上综述可知，国内学者对国家语言能力的构成观点既有相同又有差异。首先，最大差异是大部分学者认同国家语言能力应该包括国民或公民语言能力，如李宇明、赵世举等。而文秋芳明确表明国民语言能力不应纳入国家语言能力的范畴。其次，以上学者都认同国家语言能力至少应包括的构成要素为：国家主要语言的国际影响力、现代语言技术能力、国家通用语的普及程度，外语言文字学术研究 692023年第1期（总第325期）语水平及人才。（三）国家语言能力建设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需求日益增强。国家语言能力的概念界定和内容研究都服务于国家语言能力建设，概念和内容不统一导致国内学者对国家语言能力建设各提出了不同的对策。笔者认为，国家语言能力建设应该围绕国家语言能力的内容进行，否则离开概念和内容谈建设就是无水之源，无本之木，国家语言能力建设也会成为空中阁楼。以上综述中通过对比分析得出国家语言能力内容的共合要素，笔者将其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综述，分别是国家语言能力规划、国家通用语言能力普及，外语人才培养。1.国家语言能力规划虽然学者对国家语言能力的内容规定并不统一，但呼吁国家进行语言规划、语言战略和政策的制定却是大多数学者所提出的国家语言能力建设对策共性。李宇明（2011)呼吁制定中国外语规划，同时还要科学制定中华语言国际传播战略。张日培（2015）提出语言建设应该重点研究：跨境语言与周边安全、中西部语言资源保护等七个问题。徐琳、胡宗锋（2018）强调可以从国家语言文字的总体规划、语种及功能、语言教育、语言安全、语言传播等方面开展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空间的国际化语言规划。戴曼纯、李艳红（2018）认为建设国家语言能力需要对外语教育进行规划。旧的外语规划会制约国家语言能力建设，新的外语规划急需制定并实施。文秋芳（2019）认为国家语言规划制定与实施是国家语言能力之治理能力的一个维度。沈骑、赵丹（2020）从全球治理视域下提出了国家语言能力规划的四大任务。2.国家通用语言能力普及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 年）提出了“国民语言能力明显提高”这一目标。李宇明（2011）提出要全面加强公民的语言能力。魏晖（2014）从普通话普及程度、汉语应用能力等方面对国民语言能力的现状进行了调查并提出了建议。姚喜双（2016）认为国民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能力是国民能力的核心，并针对提高国民语言能力提出了三项重点工作。李德鹏（2018）将国民语言能力分为8个层级，并对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述。文秋芳（2019）在国家语言能力的核心能力中重点强调了国家通用语的普及和使用规范。刘志刚、杜敏（2020）指出“在新时代提升国民语言能力,建设与国家发展战略相适应的国家语言能力,必须实现国家通用语言的全面普及”。3.国家外语人才培养李宇明（2011）认为提高国家语言能力需要对我国的外语人才现状进行调查，据此做出外语人才的规划，建立外语人才数据库。张健稳（2018）根据“一带一路”沿线所需语言服务情况提出对高校翻译人才培养进行总体布局，加强地方院校人才培养定位的建议。宁琦（2019）认为，“一带一路”背景下，语言资源成为一种国家战略资源，要建立“外语+涉外学科”交叉学科专业模式。张巨武（2019）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情况的现状，指出我国语言人才培养过度依赖高校的外语教育，且存在以通用语为主的扎堆现象，导致其他非通用语人才断层而通用语人才饱和的结构性失衡问题。戴曼纯（2019）认为国家语言能力建设要以人才为根本。郭慧敏（2020）指出中国外语教育政策存在不足，“一带一路”背景下外语教育政策制定要考虑到国家安全，国际需要和中华文化的传播。二、研究存在的问题“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使国家语言能力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国内对国家语言能力相关的研究有不少探讨，但当前研究也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研究力度和深度不够。“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国内对国家语言能力的研究研究热度明显增强，但在 CNKI 以“国家语言能力”为篇名进行检索，仅有 89 条结果，且仅一篇硕士论文，这说明目前为止国家语言能力的研究还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足够关注。所谓深度不足主要指国家语言能力的内涵认识不够深刻，理论框架不够成熟。首先，学界对于“国家语言能力”的概念各有观点，角度新颖，语言文字学术研究 702023年第1期（总第325期）但尚未达成共识。其次，国家语言能力的执行主体是谁还不清楚。如果按照字面来看，国家语言能力中的国家似乎是执行主体，但就此忽略个人和社会，是否有失偏颇。对国家语言能力进行深入研究的前提是必须对其形成统一的认识，先说明国家语言能力是什么，才能继续探讨如何提高国家语言能力。但由于国家语言能力宏大且抽象，不同学者甚至是同一学者会从不同角度进行探讨，学者们的概念界定丰富多样，为这一概念的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但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目前为止学术界对国家语言能力的界定交叠重复，尚未形成统一定论的结果。二是尚未形成强有力的研究团队，研究仍以单兵作战为主。首先，研究学者相对分散，以单兵作战为主，尚未形成具有对学术界有重大影响力的团队。如李宇明、赵世举、文秋芳、戴曼纯、魏晖等对国家语言能力的研究多为个人成果，且多以语言学研究者为主，未形成跨学科研究团队。其次，当前研究以学术界为主，缺乏其他社会各界的参与和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需要个人、企业、政府等积极参与，国家语言能力研究也不应该是学术界的独角戏，企业在“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时所需要的语言能力需求，所取得应对语言能力挑战的经验教训都可以为国家语言能力研究提供重要参考价值。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