簪花仕女图
从簪花仕女图解读唐代人物的审美风格
美学专业
簪花
仕女图
解读
唐代
人物
审美
风格
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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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簪花仕女图》解读唐代人物的审美风格
【摘要】《簪花仕女图》具有高度的艺术技艺和历史价值,充分反映了画家的概括能力和艺术修养,从画家高超的艺术绘画语言中使我们感受到作品强烈的时代感和艺术韵味,意匠美在作品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本文从《簪花仕女图》解读唐代人物的审美风格。
【关键词】《簪花仕女图》;唐代;人物
整个作品让我们隐约地看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通过那些舒缓优雅的动作和神态,不禁透出淡淡的忧郁。它渲染的那个快乐而又略带懒散的情绪和气氛,正是恰当地层示了属于那个时代整个贵族有闲阶级的时代气氛;在表面华丽雍容的物质繁华背后,隐藏着人物内心深深的凄寂和幽怨。画面较真实地描绘了贵族生活,焕发出了强烈的时代气息,它不仅反映了上流社会的思想意识,还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与极度空虚。同时,从对当时的时代背景的分析来看,唐朝仕女画的盛行,也鲜明地表现了当时统治阶级的审美观念,画中的妇女盛装奢艳,体态丰腴,动作悠闲,看上去像是一个个被精心雕琢的摆设,反映出当时统治阶级
的审美观念就是在尽力刻画上层社会中贵族妇女以柔为美的华贵风度的同时,也包涵了统治阶级对妇女的一种玩赏心态。
一、《簪花仕女图》作品赏析
《簪花仕女图》高46厘米,长180厘米。在人物的神情、动作及服装要素、环境等方面的刻画上细致入微,使画面栩栩如生。左端开始婷婷而立的是一个贵族妇女,体态丰硕,发髻高大,上插牡丹花一枝,髻前饰玉簪步摇,那珍珠流苏似的在不停地摇晃。她头上的髻发和短鬓,茸茸地分披在丰满的额前和耳边,显得青春焕发。她圆润的面庞,浮起了淡薄的红晕;瓜子形的黛画短眉,浓淡适宜地斜峙在粉额之前,眉间金色花子的点饰如豆般大小,朱唇小到恰好与整个面庞隐隐相称,她侧身作向右倾斜的姿势,外披紫色纱罩衫,衫上的黾背纹尚隐约可辨。朱色的长裙上,画有斜格纹样,白花宽带紧束在酥胸之下。朱磉色的帔子,搭在紫色的纱衫上,从肩后绕过两臂,止于胸前,帔子深朱色格子打地纹,上有粉和花青作为主要调子的花草纹样。紫绿色花纹的洁白丝绸衬裙,长过纱衫,拖曳到地面上。右手摆向前侧,靠着纱衫;左手执绋子前伸,绋穗的摆动,逗引着小狗作戏,而小狗深通人意,它朝绋穗不停地张嘴摆尾,作出扑跳的姿态,从而使情节显得活泼生动。画面左起第二位妇女身材娇小,神情庄重,身着朱红披风,外套紫色纱罩,从远处巧移莲步而来。发髻上插海棠花,脖子饰金质云纹项圈。白裙上的紫色团花,从纱衫的下面透出,显得十分艳丽。帔子从后肩向两臂平分下垂,双手操紧薄纱,掩着帔子,同时也紧束了宽大的衣服。画面左起第三位贵族女人髻插荷花,身披白花格子纱衫,胸前束朱色斜格长裙曳于地面,紫色帔子上有粉和青花枝纹样。她右手略向上举,反掌拈红花一枝,左手髻上取下金钗朝着右边移去,目光注视新折下来的花枝,凝神遐思,准备将它插上发髻最显眼的地方。在她的面前有一只举足欲行的丹顶鹤,似乎引不起她一点兴趣。画面左起第四位侧立着的侍女执长柄团扇,团扇上绘着盛开的牡丹,红花绿叶相衬托,格外亮丽。她的妆扮,有异于卷中的其他贵族仕女。她也有一头浓密的黑发,梳成两个十字相合的发髻,中间用红缎带把那个髻子束在一起。她穿的朱色菱角纹的斜领处露出一部分,白色圈花的纱带,绕过纱衫一圈之后,在腹前打了个结子。白色的软底鞋尖,从彩色的衬裙下露出,它的形制不同于其他几位贵族妇女所穿的重台履。她的表情安祥却又若有所思,在当时嬉戏场合形成鲜明的对比。画面左起第五位仕女,发髻上插的红瓣花枝,纱衫上有深白色的菱形纹样。胸下的夹缬长裙曳于地面,紫绿色的团花平均分布在鲜明的朱红的地子之上,显得分外典雅、富丽;经纱衫掩盖过的部分,颜色相应减退,真有蒙上一层薄雾之感。紫色的帔子上,彩绘着云风纹样,往后垂了下去,她轻举右手,用纤细的食指和拇指提起贴在脖肩上的纱衫领子,似有不胜初夏闷热气候的样子。她左手从纱衫的侧面伸出,手指向背面嬉戏的小狗打招呼,希望小狗也来给她逗趣。
二、人物的审美风格
1、人物装饰风格
谢稚柳先生认定《管》图为南唐作品的具体理由有二:一是高髻与“首翘鬓朵”(即替花)和“纤裳”为李煌的大周后所首创;二是辛夷花开放的季节与人物的着装。谢氏认为高髻替花为大周后首创的文献依据是南宋陆游《南唐书》中记大周后“创为高髻纤裳首翘鬓朵之妆,人皆效之”和马令在《南唐书》中记载李煌哀悼大周后的诛文中有“高髻凌风”之句。陆游记载的根据何在,我们无从知晓,但陆游(1125一1210)与李煌(937一978)之间相隔近200年、亲眼所见是不可能的,估计是从传闻得来的。马令的说法则显然不能作为“首创”的证据,“高髻凌风”的发饰早在汉代便已出现,《后汉书》中就有《长安城中谈》歌谣一首:“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谢氏还以敦煌藏经洞所出盛唐《引路菩萨》和南唐二陵出土的女俑为反证,排除了隋唐贵族女子有高髻替花发式的可能性。其实在唐代绘画中,这种发式并非《瞥》图所仅有,我们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187号墓出土的唐武则天时期的绢画《弈棋图》中就可以看到类似的发式,只是所替的花朵大小有些区别,有的花大,有的花小,有的瞥鲜花,有的瞥金属花,《答》图中的花朵较大,而《弈》图较
小。两画中眉毛的造型也有些不同,前者为蝉形,两撇眉毛如一倒写的行书“八”字,后者则像隶书“八”的倒写.似乎从中可以看出两者的承传关系,此外陕西乾县乾陵豁德太子墓壁画中的执扇侍女等也是高发髻。而在南唐的人物画中倒是没有见过类似的妆式.如《韩熙载夜宴图》中的女子,无论装束还是体态,均与《替》图有很大的差别。至于“纤裳”,当是指轻而薄的衣衫、早在唐玄宗时就有了“霓裳羽衣”,在张营及周防的其他作品中也是屡见不鲜,更谈不上是大周后的首创了。
发髻瘫刻毛是唐代女子的一种流行发式,但一般女子所替的是经久耐用的金属花饰,而宫中女子为了争得皇帝(玄宗)的宠幸,吸引能给她带来好运的蝴蝶,就争相替插各种鲜花。图中所绘六名女子,除右起第三人为侍女外,其余五人均作高髻答花发式,着纤裳,右边第一、第二个女子头上分别插着盛开的牡丹和金属制作的花饰,两人同在逗一猾狗,表情皆墉懒倦怠,仿佛能看出失望和无奈的心情;中间一名女子,眼小眉高,头插茶花,手捏一朵鲜花(似为兰花),面露渴望之色,正在招引蝴蝶;左边第二个面露羡慕同时又有些忌妒之色的女子.占画面的比例较小,这就显示出了画面的透视关系.产生了空间感,她也可能是一个遭到冷落的殡妃的代表.白居易的《上阳自发人》诗中所讲述的就是这类人的故事左边紧靠辛夷花的女子,是六人中相貌最娇美的一个,头答一束辛夷花,手中捏着一只粉蝶,面露欣喜娇羞之色,而一只仙鹤和一只小狗都冲她跑过来,似乎是祝贺她被皇帝选中,虽然她不处于画面的中间,但其他五人中有四人的目光都集中到她身上,所以这个女子应该是全画的主要人物。
2、人物简约生动
《簪花仕女图》中共描绘六个仕女形象,当我们第一次看这幅作品的时候,会觉得她们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区别,这其实是由于他们在服饰上的一致和体态上的相近所给观众的错觉,当我们对作品进一步认真的观察之后 ,就会发现她们共同性中的个别特点,各具特色,绝不相混,人物之间以小狗、丹顶鹤、蝴蝶、花枝为媒介,不仅刻划出了她们不同的嗜好,鲜明的性格的同时,也把她们在画面上各自孤立的场面联系起来。画面分别以伫立、拈花、逗犬、观鹤、执扇的姿态表现出了宫中贵族妇人闲适的生活状态。史传周昉笔下的妇女造型
“浓丽丰肥,有富贵气”,对照这幅作品来看,恰如其分。《宣和画谱》记:“多见贵而美者,故以丰厚为体”,可见,这是唐代的审美风气,作者的造型风貌和描绘手法,也正反映了当时的审美特征和审美趣味。应该说这里面既有作者自己的审美趣味,又有迎合唐代统治阶级以丰腴为美的审美要求,并以此表现贵族妇女所谓的“富贵”气度,这种“富贵”气度正是他们理想化了的阶级特征。人的精神状态乃至细微的内心情绪,常常是从眉、眼的表情中,而尤其是从眼神中显露出来的。对眼睛的描写,是揭示人物精神特征最有效的手段,因而,历来的人物画家都无不以描写眼睛作为“传神阿堵”。周昉在这方面超过了张萱,《簪花仕女图》中作者就对人物神态抓得很好,注重挖掘仕女精神上的苦闷和空虚,反映了贵族奢侈
生活后面的精神困境。其中,有别于其他五位的那个执扇侍女,表情相当安详,默默中若有所思的神情,与其他五位仕女的神态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在反映现实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预示出唐代后期审美意趣由宏丽转向婉约的变化。
除了眼睛之外,体态动势也是表达人物内心精神的重要因素,如果把动态处理得宜,也可以加强人物精神性格的表现。就画中人物的姿态而言,各不相同。左起第一位仕女因为有摇头摆尾、深通人意的小狗在其右侧,作为逗引小狗作戏的她,侧身玉立,上身向右倾斜,右手无意识地摆向前侧,左手执拂子向前伸向小狗,接着右侧的是一位婷婷玉立披白色纱衣的仕女,她漫不经心地举着右手,用纤细的食指和拇指提起贴在脖子上的纱衫领子,似有不胜闷热气候的沉重之感。她左手从纱衫的侧面伸出,似乎在向背着她作戏的小狗打着招呼。接着就是右后方侧立着执长柄团扇的侍女,她闲静自然。侍女的右前方也相当于她的左侧之处,是一位持花的仕女,她右手略向上举,反掌拈红花一枝,左手从发髻上取下金钗朝右边移去,似乎要把它插在最引人注意的地方,从远处姗姗而来的是一位身材小巧的仕女,她双手紧操着薄纱,掩着帔子,紧束着宽大的衣服,作向前迈步的姿势。最后一位仕女右手举着一只蝴蝶,左手提着帔子,要迎接从后面向她跑过来的小狗,她上身往前微倾,头往右微侧,在丰韵之中又平添了窈窕婀娜之态。由此可见,作者在人物姿态的处理上,为避免相同,又不失统一,是下了不少功夫的。
结论:
《簪花仕女图》是一幅非常成功的绘画作品,完美地展现了唐朝女性的“环肥”丰腴之美,让观者感受到了作品极为动人的魅力,展现了作品极为浓郁的时代特色和民族气息,是我国传统绘画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对于后世绘画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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