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三制”_教育城镇化背...亲代陪读与农民家庭形态调适_李永萍.pdf

年第 期总第 期 年 月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一家三制”：教育城镇化背景下的亲代陪读与农民家庭形态调适李永萍 内容提要：在教育城镇化背景下，作为一种家庭策略的亲代陪读开始兴起，推动农民家庭从“一家两制”向“一家三制”转变。研究发现，“一家三制”是农民家庭回应教育压力的适应性调整，家庭成员由此拆分在村庄、县城 乡镇和大城市三个不同空间，并围绕子女教育目标而整合。家庭教育动力强化、学校教育公共性弱化、家庭教育去社区化和互联网时代社会环境的复杂化共同塑造了“一家三制”的家庭模式。子女教育导向的“一家三制”模式有利于农民家庭发展与阶层流动，但也给农民家庭秩序带来一定的风险。“一家三制”的家庭模式提供了从微观层面反思城乡关系的新视角，从而打破了农民家庭城乡流动的二元视野，展现了转型期城乡关系的丰富形态，凸显了县城 乡镇对农民家庭发展的重要意义。关键词：一家三制 亲代陪读 教育城镇化 家庭结构 城乡关系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作者简介：李永萍，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时代农民家庭代际合作育儿模式研究”（项目编号：）。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视角在教育城镇化背景下，我国部分农村地区近年来出现了年轻妈妈去到城镇陪读的现象。亲代陪读改变了祖代与孙代留守的格局，以教育城镇化为中心重组家庭模式进而推动了家庭形态从“一家两制”向“一家三制”转变。亲代陪读是农民家庭应对教育城镇化的家庭策略，不仅承载了农民家庭通过教育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预期，而且重塑了农民家庭的形态。本文尝试着通过亲代陪读现象，探究转型期中国农村家庭形态调适模式，以丰富对中国农村家庭变迁路径的研究。发端于西方的家庭现代化理论是解释家庭变迁的经典理论框架。在家庭现代化理论视野下，中国家庭变迁呈现出家庭结构核心化、家庭关系离散化和家庭伦理弱化等趋势（唐灿，）。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基于中国本土经验反思家庭现代化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探讨中国家庭转型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一）“一家两制”：中国农村家庭变迁的本土路径由于中西方文化和社会环境的不同，中国的家庭现代化进程呈现出与西方家庭现代化进程不同的特点。有学者认为，西方家庭呈现出从“家庭化”到“去家庭化”的转变路径，而中国家庭则呈现出从“去家庭化”到“家庭化”的转变路径（吴小英，），家庭仍然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个体应对风险和压力的重要方式，且在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很强的抗逆力（杨菊华、何炤华，）。因此，要尤其关注家庭变迁中的“恒常”部分（杨善华，）。基于对家庭现代化理论的反思，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注意到中国农村家庭结构并非完全趋向小型化与核心化，而是有扩大化的趋势，“三代家庭”在当代中国仍具有顽强生命力（黄宗智，），且呈现出不同于传统直系家庭的“形式核心化”和“功能网络化”的特点（彭希哲、胡湛，），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将之概括为“新三代家庭”（张雪霖，）、“功能性家庭”（李永萍，）或直系组家庭（王跃生，）。具体来看，学界关于转型期三代直系家庭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家计模式的“半工半耕”。转型期的三代直系家庭在家庭分工上普遍是“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夏柱智、贺雪峰，），这一分工模式强化了家庭资源积累能力（李永萍，），它不仅是一种经济结构，而且是一种家庭结构和社会结构（杨华，）。第二，家庭结构的空间分割。转型期的三代直系家庭在家庭结构上呈现出“拆分型”的特征，是“流动家庭”和“留守家庭”的组合（姚俊，）。年轻夫妻组成的“流动家庭”阶段性和周期性地往返于城乡之间，而中老年父代和年幼孙代组成的“留守家庭”以村庄为生活中心（郭志刚，）。三代家庭成员一起流动进城的情况较少（杨菊华、陈传波，），进而导致家庭关系离散化、亲属关系碎片化和拆分式的家庭再生产模式（金一虹，），并带来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问题（杜鹏等，）。第三，家庭关系的情感维度凸显。研究者主要聚焦于三代直系家庭中的代际关系，认为家庭转型并没有带来代际团结的弱化，反而强化了“亲子一体”的情感结构（刘汶蓉，）。当前三代直系家庭的代际矛盾减少，“代际团结趋势”上升（李永萍，），且代际之间的情感性增强，情感和伦理共同成为润滑代际关系的重要变量（阎云翔，）。研究者认为，当前三代直系家庭温情脉脉的代际关系，一方面是源于代际之间的空间分离减少了代际冲突（崔烨、靳小怡，）；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家庭少子化和家庭资源日益丰裕（王跃生，）。既有研究总体上呈现了中国家庭转型的复杂性，转型期农村家庭形态的特征可概括为“一家两制”。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在家庭制度中杂糅共存，并体现在代际合作与分工的互动过程之中。“一家两制”的核心目标是通过家庭劳动力的优化配置，实现家庭资源积累能力最大化。然而，在教育城镇化的背景下，农民家庭围绕子女教育逐渐形成了新的家庭整合形态。（二）“一家三制”：家庭研究视野的扩展教育是影响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的重要因素。随着农民家庭劳动力的市场化，家庭经济资源的紧迫性降低，农民家庭再生产的策略空间增加，家庭目标逐渐从经济资源积累的基础层次向上扩展，形成以孙代教育为中心的家庭劳动力配置模式，作为一种家庭策略的亲代陪读开始兴起。亲代陪读反映了农民教育观念的改变，当下的年轻父母越来越意识到学历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价值。亲代陪读意味着年轻父母更直接地参与子女教育，子女教育不再仅仅是资源投入，而且是父母在场之下的亲密陪伴，进而凸显了资源积累和子女陪读等目标之间的张力。农民家庭面临着多重家庭目标之间的抉择，家庭劳动力配置逐渐突破“一家两制”的家庭模式，在教育城镇化背景下逐渐转向“一家三制”，即年轻男性在大城市务工、年轻女性在县城或乡镇陪读、中老年父辈留守农村务农，家庭成员分布于乡村、县城 乡镇和大城市三个空间。与“一家两制”模式下以资源积累最大化为核心目标不同，“一家三制”模式需要兼顾子女教育的核心目标与资源积累的基础性目标。可见，“一家三制”是在教育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家庭整合的新形态。皖南农村的“亲代陪读”现象非常普遍，大部分农民家庭因为陪读形成了“一家三制”的家庭模式。本文主要以笔者在皖南 镇三个村庄的田野调研为基础，探讨“一家三制”的基本特征、形成逻辑及其对农民家庭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中国家庭转型的弹性与能动性。年 月，笔者及研究团队成员到皖南 镇三个村庄开展了为期 天的田野调研。镇是皖南农村一个普通农业型乡镇，该镇距离县城 公里左右。年以后，随着东部发达地区产业向内地转移，镇陆续出现了 家大大小小的工厂，其中服装厂和箱包厂最多，并吸纳了一部分农民在本地就业。调研所在的三个村庄在当地属于中等经济水平，农民家庭收入来自于务工和务农两个方面，以上的农民家庭年收入为 万 万元，的农民家庭年收入为 万 万元，其余农民家庭年收入低于 万元。从区位条件、经济水平、产业类型等方面来看，镇的经济社会状况在当下中西部农村具有较强的代表性。调研主要采用半结构式访谈的方式，访谈对象主要包括乡村干部、党员、小组长、陪读妈妈、乡村学校教师、留守老人以及各年龄段的普通村民。调研内容主要集中于教育、家庭经济、家庭分工、家庭结构、家庭关系等方面。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双月刊）年第 期二、亲代陪读策略下的“一家三制”模式子女教育是驱动“一家两制”向“一家三制”转变的主要动力。面对教育资源城乡配置的不均衡，农民家庭倾向于将子女送到城镇上学，为了让子女全身心投入学习，一些农民家庭选择陪读。皖南 镇的陪读现象开始于 年左右，在 年之后尤为普遍，目前陪读妈妈的主流群体是 后。在皖南 镇，小学阶段妈妈陪读的比例占 左右，初中和高中阶段妈妈陪读的比例达 左右。亲代陪读形成了“一家三制”的家庭模式，具体有如下三个特点。第一，在家庭结构上，“一家三制”家庭模式包含中老年父代、年轻子代和孙代三代，他们在家庭中承担着不同的角色，具有不同的使命和任务。年轻子代夫妻拆分在大城市和县城 乡镇两个空间：年轻男性主要以进入大城市务工为主，是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年轻女性主要在县城 乡镇陪读，照料子女的生活起居。陪读妈妈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纯陪读，几乎所有时间都用于子女；另一种是“半工半陪”，即陪读的同时在县城或乡镇打零工，以增加家庭收入。中老年父代夫妻以留守农村为主，他们不仅可以通过农业和副业实现“自养”，减轻子代家庭的养老负担，而且可以力所能及地提供农产品，以降低陪读妈妈的生活开支。孙代则以学习为主，肩负起通过教育改变家庭的社会地位和实现家庭发展的重大使命。可见，相对于“一家两制”而言，“一家三制”尤其突出了孙代教育的重要性。第二，在家庭分工上，“一家三制”是代际分工与夫妻分工的结合。具体来看，代际之间主要是“半工”与“半耕”的分工，中老年父母在乡村以“耕”为主，使年轻子代能够专注于外出务工；年轻夫妻之间主要是“挣钱”与“育儿”的分工，男性进入大城市务工以积累经济资源，女性则回归家庭以育儿为主。其中，年轻女性的家庭角色和家庭分工变化尤为关键，正是年轻女性从进入市场务工到回归家庭陪读的转变，才使得“一家三制”成为可能。因此，陪读不仅重塑了年轻女性的生命轨迹和生活世界，而且在年轻夫妻中再造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结构，但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回到传统社会中对男性的依附地位。事实上，由于教育成为“一家三制”家庭的核心目标，陪读妈妈为子女教育的自我牺牲反而强化了其家庭地位。第三，在空间分布上，“一家三制”中三代家庭成员分别拆分在乡村、县城 乡镇和大城市三个空间。三个空间在农民家庭再生产过程中分别发挥养老、教育和资源积累的功能。村庄主要是老年人的退养空间，他们通过务农和副业实现低成本养老。陪读妈妈及其子女以县城或乡镇为主要生活空间，主要完成子女教育任务。中青年男性则以大城市为中心，通过在大城市务工实现资源积累。由此可见，“一家两制”模式下的县城和乡镇主要作为年轻子代未来在进城失败之后的退守之地，而在“一家三制”的家庭形态中，县城和乡镇成为农民家庭再生产过程中的重要空间，农民家庭中的孙代要在县城或乡镇获得教育资源，如此一来，农民家庭成员共时性分布在“农村县城 乡镇大城市”三个空间，县城和乡镇对于农民家庭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出来。总体来看，“一家三制”模式是亲代陪读这一家庭策略的产物，是教育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家庭回应教育压力而作出的适应性调整。亲代陪读是“一家三制”模式的经验载体。为了子女教育的需要，家庭成员拆分在三个不同空间，并根据各自角色定位而分工协作，维系着日常生活中的资源互通和情感互动，这塑造了转型期中国农村家庭的适应性形态。三、“一家三制”模式的形成逻辑“一家三制”的家庭模式具有显著的教育导向，它直接导源于年轻女性回归县城 乡镇陪读的家庭分工调整。在这一部分，笔者将基于 镇亲代陪读策略的成因阐释“一家三制”的形成逻辑。亲代陪读是教育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家庭策略的适应性调整。面对教育资源城乡分布的不均衡，且随着家庭教育“三农”问题李永萍：“一家三制”：教育城镇化背景下的亲代陪读与农民家庭形态调适 陪读妈妈兼职打工是以不影响其陪读为前提的，因此，她们一般会选择那些对上下班时间没有严格规定的小厂打零工。动力强化和青少年成长环境的变化，农民家庭不得不调整抚育主体和教养方式，从而形成了以亲代陪读为典型表现的“一家三制”模式。（一）家庭教育动力强化：从“达标式育儿”到“顶格式育儿”教育观念转变是“一家三制”模式形成的内在动力。农村 后和 后与其父辈在教育观念上具有显著差异，并体现为对子女的日常养育和教育期待不同。后和 后的父辈的教育观可称之为“达标式育儿”，由于农业剩余有限、家庭资源相对紧缺，在日常养育中只要能满足基本温饱即可，对子女的教育期待表现为“顺其自然”的态度，因此在子女教育上的经济投入和时间投入都不多。与之不同，后和 后的教育观可称之为“顶格式育儿”，他们不仅在子女的日常抚育中更加精细化和高标准化，在子女吃穿等方面都尽可能提供最好的条件，而且对子女的教育期待很高，愿意为子女教育投入更多的资源和时间。案例：皖南 镇的年轻妈妈 对当下年轻人的育儿观深有体会。她说：“现在年轻人对小孩教育都很重视。以前只要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