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苏格拉底的申辩》读后感新编.docx

苏格拉底的申辩读后感 （一）虽然看起来苏格拉底的申辩记述得是苏格拉底为他的清白所做的申辩，其申辩对象是雅典的五百人陪审团，但其实本篇对话录是柏拉图在借苏格拉底之口为哲学所做的申辩，其申辩的对象乃是政治。贯穿于整个申辩的线索便是政治与哲学之间的张力。 柏拉图几乎所有的对话篇的主人公都是苏格拉底，在柏拉图的对话篇中，苏格拉底和他的对话者们探讨着各种问题，与其说苏格拉底所探讨的“是什么〞的问题是他的哲学，倒不如说苏格拉底的哲学就是他的生活方式，是他对善的追寻。在苏格拉底这里，哲学的目的便是要实现一种善的生活。所谓苏格拉底的生活方式就是一种审慎的、不断追问的生活。在申辩中，当有人提出流放苏格拉底，条件是让苏格拉底放弃爱知，苏格拉底对此断然拒绝，说道：“一个未经省察的生活是不值得人过的生活〞。正因为此，苏格拉底整天在市场上和别人对话，省察那些自以为知的人，通过一个个的诘难指出他们的无知。也正因为这样，苏格拉底才得罪了雅典公民，最终导致了苏格拉底之死。 虽然苏格拉底反复提到自己拒绝从政，但苏格拉底并不反对政治，因为政治的目的也是要实现一种善的生活，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政治与哲学一样都是以善为目的的。但是，政治与哲学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哲学是原始性的，而政治那么是次生的。哲学作为一种对善的追问是直接指向善的，而政治虽然也以善为目标，但已经退化为一种手段。在哲学那里，手段与目的是不分的，人们既是通过哲学追问进而向善进发，并且哲学追问本身也就是一种善的生活。而在政治那里，手段与目的完全别离，政治只是一种为了实现善的生活的手段，因而在政治生活中，人们看起来似乎已经完全忘却了对善的追寻。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对立，在这一意义上就可以说是一种面向上对立，前者直接面向善本身，后者只面向有益于实现善的事物。正是哲学与政治这一点对立才进一步衍生出其它方面的对立。对于哲学而言，由于其直接面向善，因而她力求以真理取代意见；而对于政治而言，由于它仅仅作为一种以实现善为目的次生性的手段，它需要以意见为根底，最终由意见逐步上述到对真理的探寻，因此，它才需要一些“高贵的谎话〞作为政治生活得以顺利进行的保障。 尽管哲学与政治有着根本的不同，但政治作为一种实现善的生活的手段却又是必要的，因为城邦中每个人的禀赋有所不同，他们对真理的接近程度也因而有所不同。我们不能奢望城邦中每个人都像苏格拉底一样过着一种哲学的生活，对于这些暂时不能到达真正爱知境界的人，其生活的根基只能建立在正确的意见之上。所以就这一点而言，苏格拉底并不反对政治。既然苏格拉底并不反对政治，那么他为什么又要倾其一生去省察和烦扰那些雅典城邦中的“政治人〞，甚至还为此付出了呢这看似是一种悖谬，实那么并非如此。苏格拉底反对的并非是政治，政治作为一种在城邦之中实现善的生活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苏格拉底真正反对的是政治作为一种手段的目的化，也就是政治忘却了它原本真正的目的，而把手段本身目的化了。在苏格拉底看来，政治是实现善的手段，虽然它会因此形成种种具体的制度，这种制度可能看上去十分具体和琐碎，但是这些作为手段的政治始终都一如既往地以实现善的生活为其目的。但是，在当时的雅典城邦之中，种种不正义的制度戕害着人们的善生，这使得苏格拉底意识到当时的政治已经偏离了它本来的轨道，已经忘却了它本然的目的，信以为政治的目的就是权力或者权术。所以，苏格拉底才自诩为牛虻，不停地叮咬这雅典城邦这匹大马，不断地警醒雅典公民要把善作为其政治生活的真正目标。 苏格拉底的申辩读后感 （二） 我对苏格拉底的一点了解，除了课上张老师所讲的有关内容，也就是吴飞老师译的苏格拉底的申辩。惭愧的很，这本书至今没有读完。不过确实很吸引人，不仅仅是它的哲学思想的交锋，还有渗透其中的形而上的思辨性。 苏格拉底的申辩中的第一局部记录了申辩的由来经过，不同版本的差异，以及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诠释。给人一种庞杂而有些混乱的感觉——一方面说他是“引进外邦的神〞而获罪，又说其实真相是他的疑心精神动摇了民主的基石。当然后者更合理，只是这推理论证的过程让人有些困惑。 最精彩的还是申辩的正文。遗憾现在刚看了个开头，同时真的让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听他——其实是柏拉图借他的口——对希腊进行美德教育。我不疑心申辩其实是柏拉图主观构思加上他对于民主制的控诉再加上苏格拉底确实的思想脉络，但是在读他与莫勒图斯辩论的那一段，总感觉有点怪。他首先要申辩的是“败坏青年〞的罪行。苏格拉底给莫勒图斯下了个套，他先问“是否很多人可以带好青年〞，把莫勒图斯带进去，继而类比说马，难道很多好人可以带好一只马，而一个坏人尽可以让整个马群失去前进的方向吗再回到人本身，难道可能一个人把青年带坏，而其他所有好人都无法挽回吗既然这样的逻辑不能成立，哪么只有一种可能，即莫勒图斯自己在诋毁苏格拉底。 这样的逻辑真的很霸道。且不说马和人的比喻是否相类，一个人对于整体的祸患是否真的如苏格拉底所言是不太可能的也值得思考。我们知道，苏格拉底认为自己是无知的，而他的有知表达在他知道自己无知。所以无论是在街头与人争论还是法庭上的申辩，他都是在“启发〞对方，但其实对方的本意并没有真正表述出来，而是顺着苏格拉底的思路简单的选择“一条路〞。我想，这恐怕也是很多人看不惯他的原因之一。 他的哲学思想是讲究“德性即知识〞，但是他对于理想生活的理性思考，以及外延的形式上的申辩，与城邦本身的现实生活存在着最根本的矛盾——精英治国还是民主政治于是，就引出了您上课时提出的黑格尔的悲剧理论。我觉得苏格拉底的悲剧与俄狄浦斯王的悲剧还有不同，俄狄浦斯王的例子具有伦理血源性，本身就是很偶然的，而苏格拉底悲剧在于思想，具有更大的普世意义，也更增添了他的悲剧性——没有人应因思考和言语而获罪。当今民主制下的根本法那么却无法照耀在雅典的上空。 所以，我们为他的死而悲哀，也许还是要着眼于两者的悲剧性上。在那样的环境下，他也许想用死给大家上一课——你们迟早会懊悔的，到时，我在法庭上的申辩将成为大家追述我思想的一局部。不管柏拉图有多少异于老师的论断，至少，主题思想没变。申辩仍然是苏格拉底一脉相承的思想路径。这就够了。 最后，请允许我引用申辩中最后的。“是该走的时候了，我去死，你们去生。我们去做的哪个事更好，谁也不知道，除非是神。〞死而得道，生而不知其所，生与死的判断，还真的不好说了。 第二篇：苏格拉底申辩读后感苏格拉底申辩读后感 无论是在哲学史上还是在政治史上，苏格拉底的审判都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对于审判中苏格拉底申辩的记录，有柏拉图和色诺芬两个主要版本。由于该事件的重大意义，申辩词是有着细读价值的。 柏拉图申辩篇 苏格拉底在法庭上的申辩，并不以寻求获得陪审团支持，到达无罪开释为目标，而更像是苏格拉底日常对话的延续，其中充满了马虻式的批评。 苏格拉底的第一个批评针对的是雄辩家，认为他们娓娓动听的演说都是虚伪的。泰阿泰德篇中，苏格拉地区分了雄辩家和哲学家。双方都以自己的生活为善，对方的生活为恶。前者拥有演讲和使人愉悦的技巧，但心灵是不完善的；后者以向上探求为善，却不注意世间事物，通常是糟糕的演讲者。苏格拉底。并不是无视俗世的，但从认同上说，显然倾向于哲学家这一极端，而哲学家常具有的糟糕的演讲能力，似乎也在苏格拉底申辩的失败中得到了证明。但从苏格拉底的批评上看，他并不以没有获得无罪开释为失败，相反，他认为，重要的是真实和正义，而不是雄辩的技巧，这两者甚至是不相容的。 针对苏格拉底的第一个攻击是。“苏格拉底经常为恶，好奇地探究天上地下的事，把坏的说成好的，还把这些传授给他人。〞苏格拉底对此加以否认之后，便开始讲述德尔斐神庙神谕的事，并得出结论说，自己如果真如神谕所说，是最有智慧者，这种智慧也只是知晓自己无知的智慧，是人的智慧，而真正的智慧，只有神拥有。这既是对苏格拉底凭智慧教唆他人指责的反驳，也以声称只有神有智慧的方式表示了虔敬的态度。 另一批原告给苏格拉底的罪名是。苏格拉底为恶，腐蚀青年，不信城邦的神，另立新神。苏格拉底以迈雷托士的话自相矛盾作为反驳。他提醒迈雷托士，所谓不信神的控告只对阿那克萨哥拉适用，而且说一个相信有鬼神踪迹的人不信神，是荒唐的。 结束有针对性的反驳之后，苏格拉底就开始了回忆生平的宣讲。这局部包含了对死亡和虔敬的看法。在他看来，死亡胜于屈辱的偷生，且死后世界未必就不如现世，甚至还要更好。这样的观点在斐多篇中有更详尽的阐述。斐多篇里的苏格拉底，提出死亡可以使哲学家的灵魂摆脱肉体的纠缠，单独思考，而进入纯洁、永恒、不朽、不变的境界，到达智慧的状态。[1]另外，哲学家的自我约束和勇敢，并不是为了世俗的缘故。因为哲学家的灵魂和别人的不同，它靠哲学解放了自己，获得了自由，就不肯让自己承受欢乐和痛苦的束缚。 [2]这有助于解释苏格拉底面对死亡的平静态度。 游叙弗伦篇的内容是“论虔敬〞，该篇并没有给出虔敬的最终定义，但提出了虔敬与神意，虔敬与正义的问题。在对虔敬与德性关系的解读上，calef认为，虔敬全部地、而非局部地构成了德性。虔敬并不在功能或本性上对神有所助益，但是虔敬的行为依据神意在其他方面有所促进。神的意愿在于维护家庭和国家事务的和谐，苏格拉底将自己描述为神的仆人，用哲学探讨促使公民关注美德与真理，这正是实践虔敬的行为。[3]因而，对神的虔敬同对人的正义是同一的。雅典人投票之前，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提醒，自己信神的程度远非控告者所能及。如果采用calef的理解，那么苏格拉底控告者的不虔敬，主要是因为他们关注财富胜于德性，有碍于家庭与城邦的存续，不正义与不虔敬是并存的。反过来说，义务和虔敬是共生的。[4] 克里同篇对义务伦理进行了探讨。“法律〞或“约定〞这样的字眼在篇中频频出现。列奥o斯特劳斯对此的解释是，柏拉图认为，雅典城邦和民主制同理想国相比，是低劣的，“只有对于较低劣的共同体的忠诚才能来自于契约，因为一个老实的人对于任何人都会守信，而不管他对之作出承诺的人是否值得如此。〞[5]篇末苏格拉底说，他的死是因为人的不正义，而不是法律的不正义。如果他逃走，以不正义回应不正义，就是在伤害自己、朋友、国家和 法律，这些都是最不应该伤害的。本篇的最后一句“神是我们的指引〞，也能够反映，苏格拉底心目中的法律，并不是人定法，而具有更多自然法的色彩。也就是说，苏格拉底虽然对城邦采用的制度有种种批评，但并不是不虔敬的。 色诺芬苏格拉底在法官前的申辩 列奥o斯特劳斯提出，“苏格拉底在法官前的申辩〞这一标题，暗含着苏格拉底还有其他的申辩，也就是文中苏格拉底对海尔莫盖尼斯说的：“我一生一世没有做过不义的事，我以为这或许就是最好的申辩了。〞[6] 申辩篇中的苏格拉底，具有一种不卑不亢的态度，申辩词中漂亮的遣词造句，也令申辩词有着相当的力量，而不像是所谓哲学家糟糕的演说。但是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那么要自傲和不客气得多。“说大话〞（megalegoria）的局部得到了更多的强调，甚至也不排除夸张。 色诺芬的版本同柏拉图的显著不同之一，是强调了苏格拉底认为，死比生更加可取。苏格拉底在有罪判决之前就已经决心要死，因为继续活下去，就不免老态龙钟，如果在审判后死去，便可以获得在最恰当年龄的最容易的死法。而且，乞求苟且偷生是比死还要坏的结果。斐多篇中，苏格拉底曾说，人不当自杀[7]，这样看来，借死刑获得哲学家一直向往的死亡，似乎确实是最容易的死法。在色诺芬笔下，苏格拉底对于死刑判决有着这样的看法：“如果当百般福气正在倾注在我身上的时候而我突然死去，很显然这对于我自己和那些祝愿我幸福的人都是必然会带来痛苦的，但如果当难以忍受的祸患快要来到时而能了此一生，我以为这对于我既然是一件好事，你们大家也就应该快乐才是。〞如果这种说法成立，便也能提供申辩词中自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