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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真实
女性
写作
真实的女性写作
赵靖宏
摘 要:作家阿袁擅于书写女性的婚姻爱情,她对女人的命运有近乎残酷的自审,通过其小说真实呈现女性本来的样子以及在现实社会的真实处境,她的新作美丽城中的两个女性人物形象朱牡丹和Eva便是如此。难能可贵的是,这篇小说阿袁将笔触伸向社会现实问题,以热点新闻事件为蓝本,用其细腻、敏锐的体察方式关注法国底层华人女性的生存困境,女性故事在异国背景中渐次展开,呈现了较以往作品更为广阔的视野。
关键词:阿袁;美丽城;女性写作;真实
女作家的女性写作很容易拘囿于爱情婚姻题材的狭小空间。作家徐坤曾评价阿袁“才华很大,但是格局很小〞,阿袁对此表示,她不会为题材而苦恼,也没有想过要开拓一个更大的世界。但阿袁近期发表于长江文艺2023年第5期的美丽城却隐现着从“个人化写作〞到“当下性写作〞的调整,她将笔触伸向社会现实问题,以热点新闻事件为蓝本,用其细腻、敏锐的体察方式关注法国底层华人女性的生存困境,女性故事在异国背景中渐次展开,呈现了较以往作品更为广阔的视野。
一
从短篇小说长门赋开始,阿袁就笔耕不辍地书写女性的婚姻爱情,她小说里的女性多为高校知识分子,也偶尔触及农村女性,但她笔下的女性无论在社会中有着怎样的身份地位,在爱情婚姻里始终以“守城人〞的弱势姿态出现,他们穷尽智谋,宁为瓦全,也要守住婚姻这座“围城〞。她对女人的命运有近乎残酷的自审,不同于很多女性主义的文学作品热衷于赞美女性的善、美,或是告诫女性要独立自强,阿袁的小说更多的是展现女性真实的生存状态。
波伏娃认为女人的他者属性是绝对的,在阿袁看来,“这是一个让人绝望的论断。但不管是纵观、还是横观女性地生存现实,女性确实一直处于他者的位置上。〞[1]阿袁的女性观是比拟理性或者说是悲观的,这一倾向在她的小说世界里一以贯之,当女人与男人对抗时,失败的一方往往是女人。小说美丽城中的Eva,一个极其精明的女人,为了获得自己想要的利益,她可以出卖朋友,可以如鱼得水地周旋于不同的男人间,可她的精明、算计在男人的理性和冷酷面前输得一败涂地。有人批评阿袁的写作是女性主义的倒退,在女权主义高涨的时代,她却反其道而行地写女人的失败、懦弱,因为在她看来,唯有真实呈现,才能清醒认知,自欺欺人的女性主义写作不是她所追求的文学审美。
除了与男人的对抗,阿袁小说里的女性之间也往往形成竞争关系,朱牡丹和Eva便是如此亦敌亦友。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还是异国社会底层的女性而言,他们天真地相信依靠男人才有出路,以至于为了男人争风吃醋,彼此算计。在遇到老何之前,朱牡丹和Eva是在异国他乡相依为命的好朋友,但当朱牡丹发现Eva和老何的关系后,便将Eva不堪的历史和盘托出,而Eva更是一针见血地予以还击。
阿袁写了形形色色的女人,有的为到达目的不择手段,有的不求上进随波逐流。她不会刻意去塑造集坚韧、善良、独立等美好品质于一体的理想人格的女性形象,而是真实呈现女性本来的样子以及在现实社会的真实处境。阿袁认为,纵然有独立自强不依附的女性,但女性的主流仍是处于他者地位,尤其在婚姻爱情的弱势地位更是无法回避的问题。身为女性作家,阿袁处在一种真实而清醒的立场来唤起反思,表达她有别于其他女性作家的独特视角。
二
到底女人最了解女人,阿袁总是能不动声色地把她笔下的女人的小把戏、小心思写得无处遁形,鲜活有趣。小说里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虽然知道“我〞喜欢吃法式腌鸭,但朱牡丹每次来找“我〞和老何时总喜欢带卤猪蹄;后来得知老何和Eva有私情后,朱牡丹便只带法式腌鸭而不是卤猪蹄。透过食物,阿袁微妙而有趣地传达了朱牡丹对老何的心思。“食色,性也〞,阿袁喜欢将饮食和男女之情巧妙地联系在一起,游刃有余地展现饮食男女的七情六欲,风花雪月,她总能把男女关系写得惟妙惟肖,充满烟火气息和真实感,这也使得小说的灰暗底色之上,浮现出一股明艳动人的色调。
纵然阿袁不遗余力地写女人的攻心计,但这些女人却依然令你讨厌不起来,无论是粗俗直爽的朱牡丹,还是精明谨慎的Eva,他们的卑劣其实也是他们的生存哲学,是环境和命运之手造就的无奈之举。阿袁在写女性勾心斗角的同时,也关注其精明面孔背后的羸弱、隐忍和坚韧。朱牡丹的出场是在从巴黎到尼斯的火车上,透过“我〞的视角勾勒出一个滑稽粗俗的形象,随后在“我〞与朱牡丹的交往中,又将其善于烹饪、热心肠的可爱的一面呈现在读者面前。朱牡丹和Eva为了自己的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而背井离乡到异国打工,饱受煎熬却又义无反顾,作者将两名中国女性放置在母亲的角色中给予深切的理解和同情。
三
贝尔维尔,这座巴黎著名的美丽城,它的浪漫和美丽是属于法国人的,不属于那些打拼在社会底层的华人女性。和很多旅居国外的移民一样,朱牡丹和Eva怀着美好的憧憬来到异国他乡。但对于客居异国的移民而言,都难免处于“他者〞的边缘处境,更何况是没有取得法国国籍,没有接受过良好教育,经济窘困的“黑〞打工女。国籍、性别、阶级的多重边缘身份,注定了他们成为异域的漂泊者,也注定了他们的异国淘金梦将是一场悲剧。朱牡丹和Eva从事的都是社会底层工作,除此之外,他们还暗自做起了站街女,他们不惜出卖劳力和自己的身体,不顾尊严地参加示威游行,最终却落得被遣返和客死异乡的惨淡结局。为了让儿子上法国名校,Eva千方百计地通过接近老何来认识法国老男人Bastian,尽管明争暗斗,步步为营,当Eva被人用枕头捂死在那件半地下室的时候,一切显得是那么苍白和荒唐,虚妄的美梦终究支离破碎。两名“黑〞打工女在法国真实而艰难的生存状态以及人性的迷失、挣扎通过一个高校访学女教师的视角得以充分展现。
其实,无论是社会底层的打工女,还是访学的高知女性,或是通过婚姻取得法国国籍的女房东,在异族语境下,都在中西文化冲突的缝隙中艰难生存,在陷入“失语〞和“边缘人〞的状态中面对心灵的孤独、文化的自卑等各种困境。高校教师和站街女,原本毫无交集的两类人,如果不是因为身处异国的孤独,又怎会奇妙地碰撞在了一起发生了交集?小说中屡次写到华人在海外“边缘人〞身份造成的自卑心理,比方:朱牡丹不喜欢自己的大眼睛是因为法国男人喜欢小眼睛的中国女人;朱牡丹和“我〞辞别时学习法国人那样夸张的拥抱;Eva喜欢用法国老太太给她取的外国名字,而不愿透漏自己的中文名;农贸市场上卖菜的中国女人对“我〞买菜还价表现出的不耐烦和轻蔑,这些细节之处透露着华人由自卑引发的文化屈从心理。
四
阿袁的美丽城记录、揭示了海外华人女性物质和精神的“边缘人〞身份以及由此产生的孤独、自卑的精神困境,同时又从女性的视角敏锐、真实地写出他们的心机、算计,为了生存爆发出来的坚韧、果敢,塑造出真实饱满的女性形象。旅美作家严歌苓很早就关注到了中国女性在海外的生存状态,并以少女小渔扶桑花儿与少年等优秀的新移民小说成为此类文学的标杆。相比之下,阿袁的美丽城虽然有其独到之处,但更多的是停留在揭示和同情的层面书写,对中西文化冲突的审视以及对人性的救赎、女性的出路等反思还深入不够。
对阿袁而言,文学是个人化的写作,她不强求自己的作品要具備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也不追求宏大叙事的大格局,她更愿意基于自身的文学经验来老实地面对写作,享受文学带来的欢愉足矣。“我不是那种对写作赋予大意义的写作者。〞[2]这是阿袁对自己文学创作现状的自白,她擅长展现高知女性在婚姻爱情中食人间烟火的一面,她的小说像绣花针,用细腻敏锐的文字穿透世俗生活中女性波谲云诡的情感纠葛及其复杂的精神世界。阿袁高校教师的身份像一把双刃剑,虽然为阿袁提供了“大学叙事〞的写作土壤,但也在某种意义上束缚了阿袁才华的施展。她的目光虽然也从高知女性投向过社会底层女性,但大多耽溺于婚姻爱情、饮食起居的书写以及女人悲剧命运的感慨。可靠的写作固然要依赖作家的切身经验来赋予作品真实感,但这不能成为衡量优秀小说的全部,如果阿袁想要走得更远,在真实的女性写作之外,视野的开拓也是不容无视的。期待阿袁为我们带来更多优秀的文学作品。
参考文献:
[1]吴佳燕,阿袁.没有谁比女人更知道爱的存在和虚无[J].长江文艺,2023(05).
[2]阿袁访谈:女性精神世界的考辨与追[EB/OL]. :// sohu /a/287282197_7016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