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３１卷第１期２０２３年１月中国管理科学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３１，Ｎｏ．１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２３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２０７（２０２３）０１－０２５６－１１ＤＯＩ：１０．１６３８１／ｊ．ｃｎｋｉ．ｉｓｓｎ１００３－２０７ｘ．２０２２．０１０６“减规模”还是“增绿色”？异质性环保政策工具下的企业环保行为响应王群伟１，周波２，张成２（１．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江苏南京２１１１０６；２．南京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江苏南京２１００２３）摘要：市场机制和绿色投资型环保政策工具既是对命令控制型工具的有益补充，也可能在企业层面引致更加复杂的环保行为响应，企业“减规模”抑或“增绿色”还存在不确定性。为此，本文借助计量模型，基于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重污染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探讨企业在不同政策工具下的环保行为响应。研究发现：各类环保政策工具的“增绿色”属性突出；环境监管和排污收费均引致企业环保支出和绿色创新水平提升的“增绿色”响应；环保补助则带来企业以环保支出为主的“增绿色”响应；环境监管和排污收费两种政策工具并不相容，互相阻滞了对环保支出的激励效应；宽松的融资约束和富有的企业家精神将放大排污收费的“增绿色”效果，而环保补助对引导融资约束下的“增绿色”响应更加有效。本文结论启示环保部门需了解不同政策工具的异质性后果，合理进行工具组合，并面向不同特征企业精准施策。关键词：环保政策工具；环保行为响应；政策工具组合；重污染企业中图分类号：Ｆ０６２．１文献标识码：Ａ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１－１５；修订日期：２０２２－０４－１９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２１＆ＺＤ１１０）通讯作者简介：王群伟（１９８３－），男（汉族），江苏苏州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能源环境经济与管理，Ｅ－ｍａｉｌ：ｗｑｗ０３０５＠１２６．ｃｏｍ．１引言由于环境问题的外部性特点，环境治理有必要借力环保政策工具，实施政府干预。自１９７２年，各级环保部门主要实施以环境监管为主的命令控制型工具［１］，通过企业“减规模”来改善环境。“十二五”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首次提出通过“市场化机制”和“环境保护经济政策”来加快改善生态环境，这标志着中国政府正式将市场机制和绿色投资纳入环保政策顶层设计，致力于实现企业从“减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