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规模”还是“增绿色”_...策工具下的企业环保行为响应_王群伟.pdf

第 卷第期 年月 中国管理科学 ，文章编号：（）：“减规模”还是“增绿色”？异质性环保政策工具下的企业环保行为响应王群伟，周波，张成（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南京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江苏 南京 ）摘要：市场机制和绿色投资型环保政策工具既是对命令控制型工具的有益补充，也可能在企业层面引致更加复杂的环保行为响应，企业“减规模”抑或“增绿色”还存在不确定性。为此，本文借助计量模型，基于 年重污染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探讨企业在不同政策工具下的环保行为响应。研究发现：各类环保政策工具的“增绿色”属性突出；环境监管和排污收费均引致企业环保支出和绿色创新水平提升的“增绿色”响应；环保补助则带来企业以环保支出为主的“增绿色”响应；环境监管和排污收费两种政策工具并不相容，互相阻滞了对环保支出的激励效应；宽松的融资约束和富有的企业家精神将放大排污收费的“增绿色”效果，而环保补助对引导融资约束下的“增绿色”响应更加有效。本文结论启示环保部门需了解不同政策工具的异质性后果，合理进行工具组合，并面向不同特征企业精准施策。关键词：环保政策工具；环保行为响应；政策工具组合；重污染企业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收稿日期：；修订日期：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通讯作者简介：王群伟（），男（汉族），江苏苏州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能源环境经济与管理，：引言由于环境问题的外部性特点，环境治理有必要借力环保政策工具，实施政府干预。自 年，各级环保部门主要实施以环境监管为主的命令控制型工具，通过企业“减规模”来改善环境。“十二五”规划（年）首次提出通过“市场化机制”和“环境保护经济政策”来加快改善生态环境，这标志着中国政府正式将市场机制和绿色投资纳入环保政策顶层设计，致力于实现企业从“减规模”向环保支出和绿色创新等“增绿色”型环保行为响应的跃迁。在命令控制、市场机制和绿色投资型“三位一体”工具体系中，地方环保部门分别以环境监管、排污收费（中国的排污收费制度在 年正式改革为环保税制度。本文中的排污收费概念，均包括了 年后 实 施 的 环 保 税）和 环 保 补 助 为 具 体 抓手；企业则面临生产规模调整、环保支出和绿色创新等多元化响应选择。早期的大多数相关研究普遍侧重检验总体环保政策的某一种后果，。近年来，一些研究开始注意区分异质性环保政策工具下的企业行为响应。例如，等 分析了中国市场机制和命令控制型工具对电力企业煤炭消费行为的影响。李青原和肖泽华比较了中国市场机制和绿色投资型工具对重污染上市公司的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但是，类似研究均未将“三位一体”环保政策工具和多元化企业响应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因此难以比较政策工具效果的异同。此外，现实中重污染企业往往面临着多种政策工具“恩威并施”，以及“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特征。由此衍生出的问题是，多种环保政策工具的组合能否在企业层面实现激励相容，从而深化“增绿色”型响应？针对不同特征企业，实现“增绿色”型响应的环保政策工具是否因此相异？关于这些问题，目前研究尚存不足。这不利于探索波特效应在中国企业层面的实现路径，模糊了“创新”和“绿色”新发展理念的实现路径。本文的主要工作是将环境监管、排污收费和环保补助作为命令控制、市场机制和绿色投资的典型工具，测度三种环保政策工具的单一实施及其组合分别导致企业生产规模、环保支出和绿色创新的变动幅度，并识别出不同特征企业在相同环保政策工具作用下可能不同的行为响应。这有助于得出环保政策工具引起企业环保行为响应的定量化、系统性和异质性结论，进而在理论上拓展波特假说中对“合适的环境规制”的解读，在应用上更有针对性地引导企业的绿色转型。理论机理命令控制和市场机制型工具本质上均通过增加企业排放成本，达到引起环保行为响应的目的，但具体是何种行为响应，理论答案是不确定的。根据结构理论，环境监管和排污收费增加了企业制度遵循成本，挤占了企业的生产资源和原本用于环保支出和绿色创新的资源，企业可能被迫使用“减规模”作为行为响应。但根据波特假说，环境监管和排污收费可能倒逼企业改进生产和减排技术，实质上促进环 保 支 出 和 绿 色 创 新 为 特 征 的“增 绿 色”型响应。绿色投资型工具引致企业环保行为响应的理论机理则不尽相同。环保补助是政府对企业的直接投资和补贴，不会增加企业制度遵循成本，反而缓解了企业资金约束和激励不足的难题，丰富了企业在“增绿色”型响应方面的资源。但是，李青原和肖泽华发现来自政府的资金补贴非但没有促进企业创新产出，反而挤出了部分应该用于创新的企业投资，他们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企业迎合政府对环保支出的偏好。在多种环保政策工具并施的情况下，政策工具间还可能互相影响。首先，由于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机制型工具均是对企业制度遵循成本的增加，二者结合将导致企业资金等方面压力陡增，牺牲“增绿色”型响应方面的资源，不利于各自对“增绿色”型响应的引导效果。其次，与另两种工具不同，绿色投资型工具对企业环保行为的引导不具备强制效果，引起的“增绿色”型响应幅度可能并不理想。这种情况下，命令控制型工具可以强化企业所处法律环境，为企业的绿色发展战略提供了制度激励因素，将增强绿色投资型工具的“增绿色”型响应效果。最后，绿色投资型工具将赋能企业“增绿色”资源，一定程度上缓解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机制型工具对企业成本的增加，帮助这两种工具实现更可观的“增绿色”型响应。即使环保政策工具的“减规模”或“增绿色”属性已经确定，企业实际环保行为响应还面临两方面的影响。首先，企业用于“增绿色”的资源是有限的，环保支出和绿色创新之间可能互相挤出，二者还可能挤出企业生产等其他方面的资源，导致“减规模”现象。其次，企业还面临着复杂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特征，可能加剧环保行为响应的不确定性。从外部环境来看，企业融资能力是环保支出和绿色创新的硬件基础。根据“结构行为绩效”范式，波特效应的实现有赖于企业能否在资本市场上为环保支出和绿色创新进行顺利借款。因此，在宽松融资约束的条件下，企业可能倾向于“增绿色”型行为响应。从内部特征来看，企业家精神是环保支出和绿色创新的软件动力。企业家精神代表了创新、冒险进而寻求竞争优势的企业发展方向，会帮助管理者思考如何推动企业变革，从而在未来减少被行政处罚的概率。环保支出和绿色创新虽然是高风险选择，但将助力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活动的双赢，符合企业家精神的偏好。上述理论机理可总结为图，后文实证步骤将遵循展开。图异质性政策工具下企业环保行为的响应机理研究方法与数据 模型设定本文主要使用计量回归方法来研究环保政策工具引起的企业环保行为响应。具体地，将环保政策工具作为解释变量，包括环境监管（）、排污收费（）和环保补助（）三种；将企业环保 行 为 作 为 被 解 释 变 量，包 括 生 产 规 模 调 整（）、环保支出（）和绿色创新（）三种。在分析三种环保政策工具分别引致的企业环保行为响应时，以生产规模调整（）作为被解第期王群伟等：“减规模”还是“增绿色”？异质性环保政策工具下的企业环保行为响应释变量和环境监管（）作为解释变量为例，本文建立以下回归模型：（）式中，为回归系数，为随机误差项，、和分别为年份、企业和地区固定效应，、和分别指代企业、城市和年份。其中，是重点关注的系数。如果显著为负，说明环境监管显著降低了企业的生产规模；反之，则说明环境监管显著提升了企业生产规模。类似地，关于排污收费和环保补助的结论分别成立。在分析环保政策工具组合引致的企业环保行为 响 应 时，本 文 还 分 别 将 变 量 、和 的交互项添加进式（）中。以生产规模调整（）作为被解释变量，以环境监管和排污收费 的 交 互 项 作 为 解 释 变 量 为 例，建 立 以 下模型：（）式中，是重点关注的系数。如果显著为负，说明环境监管与排污收费互相增强了对企业生产规模的抑制作用；反之，则说明环境监管与排污收费互相增强了对企业生产规模的激励作用。对其他工具组合，结论类似。在分析环保政策工具组合引致的企业环保行为响应对其他环保行为的影响时，以环保补助引致的环保支出型响应对生产规模产生的影响为例，以下模型：（）式中，是重点关注的系数。如果显著为负，说明环保补助引致的环保支出型响应挤出了生产规模；反之，则说明环保补助引致的环保支出型响应显著提升了企业生产规模。在分析企业外部环境和内部特征的调节效应时，分别引入代表外部环境因素中融资约束（），以及内部特征因素中企业家精神（）的虚拟变量，将这两个虚拟变量分别与环境监管（）、排 污 收 费（）和 环 保 补 助（）生成交互项，添加进式（）中。以不同融资约束水平下环境监管引起生产规模调整为例，建立以下模型：（）式中，是重点关注的系数。如果显著为负，说明在融资约束相对紧绷的企业，环境监管更加显著降低了企业生产规模；反之，说明环境监管更加显著提升了企业生产规模。类似地，对企业家精神的结论同样成立。变量设定企业接受的命令控制型工具用企业当年受环保部门环境监管案件（主要以行政处罚为主）的数量来度量。排污费是我国现阶段覆盖范围最广、实施时间最长、管理制度最健全的市场机制手段，因此用当年排污费缴纳数额作为企业层面市场机制型工具的代理变量。环保补助是政府针对企业环保行为的专项补助，主要用于企业重点污染源治理、环境综合性治理领域的投资行为，本文使用企业当年收到的政府环保补助数额作为绿色投资型工具的代理变量。对生产规模调整，本文使用企业当年营业收入作为衡量生产规模的代理变量。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研究制定的 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 指出，一般使用企业从业人员、营业收入和资产总额来衡量企业规模。其中，资产总额可能难以随生产规模调整而快速变化；从业人员并非资本密集型企业生产规模调整的合理指标。因此，本文选择使用企业营业收入，并假设营业收入的减少代表企业降低了生产规模。对环保支出，本文使用企业当年与环境保护直接相关的支出来表征，主要包括污水处理、废气处理、节能节水节电、脱硫脱硝脱氮、除尘和固体废物处理等项目总支出。若企业在这些项目上总支出上升，说明企业增加了环保支出水平。参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年推出的“国际专利绿色分类清单”，用企业当年在替代能源、交通运输、节能、废物管理、农林管理、行政监管设计和核能发电等领域当年申请并最终获得授权的专利数量来表征绿色创新。若企业在这些领域的专利授权数量上升，说明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提高。指数根据公司经营性净现金流、股利、现金持有、资产负债率以及 等财务指标构建，能够一定程度上反映企业所受融资约束程度，本文沿用该指数作为融资约束代理指标。指数越高，代表企业所受融资约束越紧绷。引入虚拟变量 对样本企业融资约束进行分组，对 指数高于样本均值的企业，设为，反之为。对企业家精神，本文参考 等，使用企业研发、品牌资产、组织资本与人力资本四方面支出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之和进行度量。这四方面支中国管理科学 年出比例越高，说明企业管理者的企业家精神越富有。因此，引入虚拟变量 对样本企业的企业家精神进行分组，对四方面支出比例高于样本均值的企业，设为，反之为。对控制变量，本文从企业和城市特征两个方面选取了可能影响企业环保行为响应的因素。企业特征方面，参考李青原和肖泽华，本文选取了企业资产规模（，资产总额 的自 然 对数）、总 负 债率（，负债合计与资产总额之比）、现金流量（，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与资产总额之比）、销售费用率（，销售支出与营业收入之比）、资本密集度（，固定资产总额与员工数之比的自然对数）、企业成长性（，本期营业收入增长率）和政治关联（，当企业董事长或 曾在政府部门任职，赋值为，否则为）等可能影响企业生产规模 变 动、支 出 和 研 发 行 为 的 因 素。参 考 张 琦等，城市特征方面，选择企业所在市生产总 值（）和第二产业比重（），作为可能影响企业生产规模变动、支出和研发行为的因素。为消除异常值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在水平上进行缩尾处理。为消除企业层面异方差影响，本文对所有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和总负债率、销售费用率取对数处理（加后取自然对数）。自选择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