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视野下的美好生活愿景：一种发展政治学的思考_林红.pdf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年第期比较视野下的美好生活愿景：一种发展政治学的思考林红 摘要美好生活是一种信念性的理想目标，也是一种实践性的激进议程，不同生产方式和生产力条件下的人们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追求。美好生活的本质是普世相通的，人们相信美好生活意味着摆脱物质匮乏的绝对贫困、克服经济不平等的相对贫困，获得温饱、尊严和自由的普遍保障，实现可持续的普遍发展。世纪以来，在后工业化的欧洲、漫长转型中的拉美和刚刚步入小康社会的中国，出现了全民基本收入、共享型社会、共同富裕等三种关于美好生活的本土构想，均强调超越纯经济增长的、生态主义的和以人为中心的全面发展。但是，由于制度环境不同，发展理念与发展选择不同，国家的角色与能力各有差异，最终得以实践的机会并不一样。美好生活的追求既是民众的普遍愿望，更是国家的目标与使命。以人为中心的全面发展和国家尽其伦理与治理职责，是美好生活从愿景到现实的必经之途。关键词美好生活；全民基本收入；共享型社会；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发展之于人类社会，是客观的、普遍的和运动的历史进程，是从潜能到实现、从特定当下到美好未来的进步实践。人们相信既有的一切文明成就都是发展的结果，相信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都应该导向一种未来的美好生活，因为发展在本质上就是“界定美好生活、公正社会以及人类群体与大自然关系的问题”。就个体而言，美好生活是一种人们对于现实境况的满足体验或者对于未来人生的积极期待，但对人类共同体来说，美好生活是一种必须从当下出发并着眼于理想未来的发展议程，它意味着整个体系的向上运动。马克思指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人类始终只能在既有生产力、生产方式条件下进行面对未来的实践。相应地，面对未来的实践必然要从美好生活的目标中汲取动力，因此，追求美好生活是人类实践的意义所在，是发展的必然目标。古往今来，无论在东方或西方，人们渴望的美好生活在本质上是相似的，都要摆脱物质匮乏即绝对贫困、克服经济不平等即相对贫困，在温饱、尊严和自由都得到保障的基础上，获得归属感、参与感和生活意义感。这种美好生活的获得，固然与特定禀赋和努力有关，但更有赖于共同体在创造财富和分配财富上的安排，一个提供美好生活的社会必定是公正的并且摆脱了贫穷的社会。作者：林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当代趋势及其挑战研究”（）阶段性成果。德尼古莱：发展伦理学，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卷，页，人民出版社，。林红：比较视野下的美好生活愿景：一种发展政治学的思考然而，不同制度条件下的国家有着各不相同的发展选择，美好生活的实现路径在不同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条件下差异甚殊。在已有的实践中，西方的福利国家制度以分配正义和激发潜能为目标，却制造了财政危机和福利陷阱；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提供了一种具有全球意义的美好生活愿景，但在实践中却变成脱离历史背景的技术专家统治；英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曾提出一种“无增长的繁荣”的激进构想，重新审视增长与繁荣的复杂关系，却难以挑战资本图利和市场扩张的巨大惯性。世纪以来，强调美好生活理念的发展议程仍然不断涌现，在后工业时代的欧美、漫长转型中的拉美和刚刚步入小康社会的中国，出现了三种关于美好生活的本土构想，即西方的全民基本收入、拉美的共享型社会和中国的共同富裕，三种构想对于理想未来的规划有一定的相通之处，都具有较鲜明的新发展主义色彩，提出了努力摆脱或超越以增长定义发展的西方经典模式的替代性方案。但是，由于制度环境、文化传统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三种关于未来美好生活的畅想，有着彼此不同的性质、意义与前景。全民基本收入是西方激进自由主义者为应对经济不平等和智能技术引发治理危机而提出的解决方案，尚未进入主流政治议程；共享型社会突显了拉美激进左翼在反思新自由主义带来发展困境时所做的自主性探索，已在部分国家开始实践；共同富裕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小康社会基础上的下一个目标。对这三种方案的比较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好生活愿景的共享性目标和差异性路径，认识不同制度条件下的发展选择及其与国家的关系。一、西方版本的美好生活愿景：全民基本收入的乌托邦目标当下，西方社会已步入丰裕的后工业时代，人们对什么是美好生活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越了物质主义的目标。但是，西方并未真正消除赤贫现象，对于底层民众来说，物质富裕仍然是美好生活的重要部分；而随着自动化、智能化时代的到来，西方国家的技术性失业日益严重，“富者累巨万，贫者食糟糠”的经济不平等不断恶化，激发了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等反全球化浪潮。在发达却不平等的西方社会，人们对美好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中最为激进的版本来自全民基本收入运动。全民基本收入（）是近年来在西方社会最具替代性意义的社会经济主张和福利改革实验，是一种旨在实现自由社会和健全经济的左翼激进方案。它主张由国家定期给所有公民发放一笔可以维持基本生活的现金收入，现金发放以个人为基础，并且是无条件的，即没有经济状况审查和工作要求。世纪以来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都支持基本收入的主张，包括左翼的詹姆斯米德、詹姆斯托宾，右翼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等，他们提出或诠释了与基本收入相似的概念，包括“人头基金”（）、社会分红、普遍分红、全民补贴、公民权收入、公民工资和生存收入，等等。在实践方面，全民基本收入在欧美国家的地方层次有过很多政策实验，最经典的案例是 世纪 年代开始的阿拉斯加永久基金。随着地方实验的不断开展，一些国家层次的福利政策开始有限吸纳基本收入的普惠性、兜底性主张，一些自由左翼政党也将基本收入主张列入党纲。年月，一些欧洲经济学家、哲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共同推动并成立了基本收入欧洲网络（，简称 ），该组织后来扩展为基本收入全球网络。创始人之一、英国经济学家盖伊斯坦丁表示，除了代表这一组织的缩写名称，以法语来说，它也代表“好”（），暗示人们相信基本收入将带来“幸福”（）。菲利普帕里斯、杨尼克范德波特：全民基本收入：实现自由社会与健全经济的方案，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盖伊斯坦丁：基本收入，页，上海文艺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年第期全民基本收入代表着一种什么样的美好生活呢？作为一种关于未来社会的制度安排，全民基本收入理论认为在总福利（幸福、效用或偏好满意度）最大化的原则下，对高收入、高资产者征税并将其转移给低收入者（无收入者）是合理的，换言之，它力图追求的美好社会建立在这样一种原则之上，幸福最大化的社会首先需要某种形式的最低收入保障。建立在全民基本收入基础上的美好社会有两大目标：一是致力于消除贫困、贫富差距与不安全感。基本收入支持者认为基本收入是改善贫困的最有效办法，因为它是最直接和最透明、并且行政成本相对较低的方法；基本收入也是一种提供基本经济安全的好方法，有助于抵御资本主义环境下的经济不确定性。在全球化和技术变革的背景下，可供选择的工作职位无论从数量或质量来说都在下降，不足以让底层摆脱贫困或借助社会流动来提高社会地位和工资收入，因此需要建立新的收入分配系统，基本收入必须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二是致力于“真正的自由”，不是富人的自由，而是所有人的自由。全民基本收入本质上是“社会馈赠”或“社会礼物”的平等化，比利时经济学家菲利普帕里斯、政治学家杨尼克范德波特认为一笔不附加义务的最低收入更像是对未来的投资，因为适度的基本收入的重要功能之一是赋予人们工作的能力，“给予所有人（而不仅仅是禀赋更好的人）在有偿工作、教育、照护和志愿服务之间的转换自由，不仅是公平的，而且在经济上也是明智的”。为他们的主张提供依据的是，北欧国家在长期的福利国家实践中维持着远高于美国的劳动参与率。基本收入倡导者们相信，人们将获得真实的自由，因为他们既有行动的能力，也有选择的自由，有他们想要的灵活性。如亨廷顿所说，他们想要的美好生活，是“富裕、公正、民主、有秩序、自己完全掌握自己的事物”。基本收入主张是一种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对劳动和社会不平等的知识性反思，有助于弥合政治分化和社会鸿沟。随着自动化、智能化时代的到来，人们普遍预期未来有意义的工作将严重不足，这一激进主张在发达国家因而会得到更多的关注。从西方主流的福利观和对国家财政政策的传统立场来看，全民基本收入的主张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激进梦想。批评者的质疑来自三个方面：首先，在经济上，国家财政的可支付性和可持续性问题引起广泛的担忧和争论。由于涉及增加财产税、收入税或新增税种（如机器人税、碳税）的问题，富人阶层、资本家集团会极力反对。其次，在政治上，自由主义竭力主张减少政府干预，经济危机迫使政府采取福利紧缩政策，在此情形下，全民基本收入主张的积极福利政策在政治上有讨好中下层民众、鼓励民粹主义的嫌疑。再次，在伦理上，全民基本收入为“不工作也可以生存”提供了正当性，可能导致更严重的福利依赖和养懒人的后果，会降低劳动参与率，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和国家财政收入。为了回应批判者的质疑，菲利普范帕里斯、杨尼克范德波特和盖伊斯坦丁等全民基本收入倡导者纷纷著书立说，诠释全民基本收入的理念与价值，他们的辩护包括，基本收入实验、负所得税实验和计量经济学模型可以论证其经济上的可持续性；工会、零工阶层、女性、社会主义者和绿党等社会力量的支持可以论证其政治上的可实现性；改善贫困、不平等和不安全、提升个体幸福感、“真正的而非形式的”自由等理性信念可以论证其道德上的正当性。然而，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基本收入所指向的富足而自由的美好生活面临难以克服的制度困菲利普帕里斯、杨尼克范德波特：全民基本收入：实现自由社会与健全经济的方案，、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盖伊斯坦丁：基本收入，、页，上海文艺出版社，。尹伊文：优主治国，页，北京大学出版社，。塞缪尔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页，上海译文出版社，。参见菲利普帕里斯、杨尼克范德波特：全民基本收入：实现自由社会与健全经济的方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盖伊斯坦丁：基本收入，上海文艺出版社，。林红：比较视野下的美好生活愿景：一种发展政治学的思考境。这一方案是左翼自由派学者在西方既有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方式等条件下提出的，针对的是贫困、不平等的社会顽疾和智能化时代的生存威胁等问题，但它的激进变革主张只是政策性而非体制性的。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在国家被资本俘获、国家的社会功能被自由主义严加约束的现实面前，全民基本收入提出的所谓面向弱势群体改善贫困和不平等、面向所有人实现“真正的自由”等构想，有着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色彩。众所周知，对资本主义最雄辩的批判来自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人的独立性”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社会，“生产剩余价值，赚钱发财”是资本主义“这个生产方式的规律”。马克思认为，“被神秘化为一种自然规律的资本主义积累规律，实际上不过表示：资本主义积累的本性，决不允许劳动剥削程度的任何降低或劳动价格的任何提高有可能严重地危及资本关系的不断再生产和它的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即使是进入 世纪的后工业社会，在资本主义机制持续运转的条件下，私人占有和社会化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普遍存在，欧美资本主义的内在本质仍然是利用“贪婪的无情竞争力量和致富的欲望意图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在图利动机的强烈刺激下，资本的力量本能地会从经济领域扩张到政治领域，导致资本的政治化并最终带来国家职能的变化，比如建立福利制度、提供社会保障等社会职能让位于促进经济增长、鼓励竞争的经济职能。费尔南布罗代尔曾指出，一切垄断皆具有政治性，没有政治保证就永远不能支配经济，所谓在没有国家支持、甚至在反对国家的情况下也能成为一个垄断资本家，是很荒诞的想法。随着资本政治化、政治私有化的出现，民主被扭曲、自由被限制不可避免，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更是结构性痼疾。在资本全球扩张的时代，追求自由平等主义的全民基本收入意图提供一种来自左翼的激进主义方案，却面临三重难以克服的内在局限：第一，它主张由国家在全体公民中公平分配通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而积累起来的社会财富，事实上会造成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和国家再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