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_樊纲.pdf

管理世界2023年第2期摘要：落后国家要想实现发展，就需要利用好自己的相对优势，即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比较优势”是重要的，因为只有符合要素结构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才能避免陷入“结构赶超”的泥潭。但是落后国家的“初级要素丰裕比较优势”较为脆弱，并不久就会发生衰减甚至消失，难以产生“趋同”所需要的持久的较高增长，而发达国家凭借其“优质要素丰裕比较优势”，反倒可以持续增长。“后发优势”是指落后国家可以以较低的成本、较快的速度，通过学习、引进、吸收、利用世界上已经存在的知识与技术，增加自己的知识要素，实现可持续的较快增长。这两种相对优势可以共同发挥作用，但二者具有相互独立的特征。后发优势是落后国家特有的一种发展要素，不仅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在“中等收入”及以后的发展阶段上，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最终能否实现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与收入水平“趋同”，关键在于能否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关键词：经济发展比较优势后发优势趋同知识外溢发展经济学者往往在以下的一些问题上观点相近：落后国家处处落后，要想实现发展，就必须发挥一些“相对优势”，或者说把劣势转化为成本竞争的优势，从而实现增长。这种所谓的相对优势，主要指的就是“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然而，对于以下的问题，迄今为止尚缺乏深入的分析，并存在不同的看法：在落后国家的增长过程中，两种相对优势分别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它们的差别与联系是怎样的？要实现发展，也就是实现与发达国家在产业结构与收入水平上的“趋同”，最重要的是发挥哪种相对优势？等等（樊纲，2020；刘培林、刘孟德，2020；林毅夫、付才辉，2022）。本文试图对以上的问题进行一些系统的梳理和分析。一、落后国家要素比较优势的局限性比较优势的概念最早由李嘉图提出，解释两个国家、两种产品、一种相同要素（劳动）条件下生产技术（生产率）不同的情况下，为什么这两个国家可以通过专注于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通过贸易实现各自福利的提高。这可以称为“技术比较优势”，因为两国的差异只在于技术或生产率的差异。这个理论说明，技术水平低、生产率落后的国家，哪怕是“处处落后”（比如在李嘉图模型中的英国），可以专门生产那个生产率相对较高的产品；而“处处先进”的国家（李嘉图模型中的葡萄牙）可以专门生产那种生产率相对更高的产品，二者进行分工与贸易，都可以获得更大的利益。后来的一些贸易理论，也延续了这一思路，比如杨小凯的分工与交易成本比较优势理论（杨小凯，2019）和克鲁格曼的规模收益比较优势理论（克鲁格曼，1995），分析了各国各自可以通过分工的深化和规模效益的扩大，获得更大的贸易利益。赫克歇尔俄林提出了“要素丰裕度“比较优势”理论（H-O模型），说明两个国家、两种要素、两种产品，在生产技术相同的情况下（因全球化导致技术扩散并趋同），各自根据不同的要素丰裕程度，进行分工与贸易（俄林，1967）。后来尽管还有其他一些发展，但是当代经济学在研究生产结构和经济增长问题（而不是贸易问题）时所使用的比较优势概念，基本沿用的是 H-O模型的要素相对丰裕度理论。本文也是与大多数人一样，当我们说比较优势的时候，指的就是要素丰裕度的比较优势。经济学所说的“生产要素“或”增长要素“，最初只是自然资源（含土地）、劳动力和物质资本，后来理论逐步发展，人们又加进了”人力资本“、“知识存量”、创新能力等，这些我们在后面再进行更进一步的讨论。在这里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樊纲-13DOI:10.19744/ki.11-1235/f.2023.0019我们首先要讨论的问题是：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别，就在于“要素结构”的差别。落后国家的特征就在于它们只有一些“初级要素”，比如自然资源或低技术的简单劳动力，但缺乏“优质要素”，即物化着先进技术的物质资本、由教育和知识的积累、技术进步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和科技创新能力，以及在长期增长中形成的较为有效的体制机制（包括管理技能）。而发达国家的特征，就在于它们拥有较多的“优质要素”，因此其收入较高。这并不是说落后国家就不能增长，它们仍可以利用现有的初级要素，比如利用劳动力较多、工资较低这一“初级要素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赚得利润，开启储蓄和投资的“起飞”进程。林毅夫等对比较优势发挥作用的机理、要素结构决定“最优产业结构”的内在逻辑等问题上，做出了较为详细的分析（林毅夫、付才辉，2019）。然而，落后国家发挥初级要素比较优势这件事本身，却并不一定就能使其拥有比发达国家更高的增长率。它们能够增长多快，持续多长时间，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1）初级要素的初始价格，这决定了初始的成本优势；（2）初级要素的丰裕程度，这决定着一种比较优势可以持续存在的时间。第一，初级要素的初始价格。这里我们假定初级要素就是低技术的劳动力。一般而言，我们可以假定一个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发展阶段从农业社会后期开始，这时农业生产技术已经发展到足以养活更多人口的程度，但劳动的边际产出已经趋于零，也就是“富裕劳动力”的存在，转移到新兴工业部门的条件已经成熟。这时，我们可以假定农业劳动力的收入只是“生存工资”，新兴工业部门的工资只要高于这一水平就可以吸引劳动力转移出来。但是，这一假定并不一定普遍适用。有的国家人口较少，自然条件又比较好，有吸引力的工资水平就要高一些。特别是，如果一国经历了罗斯托所说的“为起飞做准备的阶段”（罗斯托，2016），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这时劳动力等初级要素虽然相对丰裕，但是由于社会整体的生活水平已经较高，劳动供给所需要的工资水平也会较高，可能并不具备特别大的“成本优势”。这个因素的重要性在于决定比较优势会带来多大的比较利益，也就是在给定的（普遍使用的）生产技术条件下，按现行工资水平使用该种要素能在国际比较中有多大的成本优势，从而能产生多大的经济剩余（用做资本积累）。至少在初始阶段，给定劳动力的质量，工资越低，利润越高，可用于积累的剩余越多，经济增长速度越快。反之则反是。第二，初级要素的丰裕程度。仍以劳动力为例，相关的变量包括一国劳动力总量以及在世界总量中的比重。这关系到比较优势可以持续多长的时间，会经历多久达到“刘易斯拐点”（刘易斯，1954），即何时达到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开始上升的阶段，工资水平相对较低的优势何时会消失，也就是在“要素价格趋同”规律的作用下（萨缪尔逊，1948），该国工资水平逐步提高，达到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这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不复存在水平。初级要素的数量越多，就越有可能在较长的时间里保持较快的增长。相反，人口小国，情况就不是这样。即便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从 80年代初经济起飞后，不到 30年的时间里，就出现了工资大幅上涨、民工荒等现象，其他人口小国，这个时间就会更短。我们不能把个别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的特殊情况，当作一般规律（樊纲、吕炎，2013）。在比较优势与竞争力的关系问题上，要注意到的是：一国的劳动力价格是否有竞争力，不是与发达国家的工资相比较的，而是与发展水平相似、同样靠劳动力这个要素比较优势进行发展的国家中的劳动力价格水平相比而言的。发达国家的工资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人力资本的报酬，而不是初级劳动力的报酬，所以它们的比较优势已经不劳动密集型产业了。以上两点决定着初级要素的比较优势的局限性：它的强度往往不足以带来较高的增长，而且这种优势会“衰减”，往往不足以产生“追赶”所需要的长时期的高增长，因为一旦初级要素的比较优势衰减，比起以优质要素为比较优势的发达国家，落后国家就不再有任何比较优势（蔡昉，2011）。它们这时仍需要根据自己的要素结构选择“正确的产业结构”（否则增长速度会更低甚至是衰退），但是仅靠这种“比较优势”，就很难再有比发达国家更高的增长速度。这些在我们后面关于“收敛”（或称“趋同”）问题的讨论中，将做进一步的分析。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经济学-14管理世界2023年第2期要素有成本优势，企业有利润，理论上就可以用来投资；利润越高，投资可以越多。但这中间还有一个“企业储蓄率”高低的问题。如果因各种原因，包括一些制度安排的原因，企业的储蓄率（以及居民的储蓄率）较低，即使企业有了利润，也不见得有多少储蓄和投资，增长速度也不会快，就像许多发展中国家历史上经历过的或者仍在经历着的那样。而如果企业的储蓄率较高，那么积累率就较高，增长速度就可以更快，要素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速度也可以更快。在中国早期的发展中，一方面因低工资长期不变，企业利润率较高，另一方面因各种原因（包括制度上的一些原因），企业未分配利润（即企业储蓄）比重较高，结果就有了较高的国民储蓄率。这个因素，对一段时间内的高速增长，显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里基本的问题在于：利润率高，不一定储蓄率就高，反之亦然。仅仅用“选对了产业”这件事来解释高储蓄（林毅夫、付才辉，2019），逻辑上缺少必要的环节。同时，”最优储蓄率“并不一定是很高的储蓄率，储蓄率不是越高越好，一些制度因素所导致的过高的储蓄率会带来不均衡的结果（樊纲等，2009）。二、后发优势与“知识溢出”（一）技术扩散与后发优势“后发优势“的概念，由美国俄裔历史学家格申克龙（1962）最早提出，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并用来解释后发国家实现工业化的速度，与发达国家早期工业化的速度相比，会越来越快（张培刚、张建化，2009）。后发优势的基本逻辑就是：当后发国家开始工业化进程的时候，可以直接利用发达国家已经发展起来的成熟的技术、知识和商业模式，不必一切自己从头做起，从而可以节省大量的研发成本和试错成本，实现更快的增长。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后发国家可以从发达国家学到的知识当中，也包括一些制度与管理的知识，这些也是先发国家在漫长的时间里通过各种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逐步积累起来的。后发国家发挥后发优势，也就是吸收发达国家“技术扩散”的途径，有以下几种。（1）留学与科技交流。这种方式学到的知识可能不会立刻或在短期内立即解决后发国家面临的一些产业发展的问题，但是从长远看，可以较为广泛而深入地扩大落后国家的知识结构，增加其知识存量，提高创新能力，这种改变会在长期中加速一国的科技进步和产业结构的升级。（2）外国直接投资，或引入外资企业。主要是发达国家的企业到落后国家开办企业，不仅能够为后发国家带来稀缺的资本，更能带来技术与管理的知识。外资企业并不会把一些“核心技术”转让出来，那些东西仍然是要保密的，但是它们在后发国家的运作本身会把一系列的技术和管理的知识传授给本地雇员（这些人可能成为当地企业发展的骨干），还会把许多技术转移给当地生产零部件的企业。本地企业通过对这些外资企业的观察和交流，也能学习到一些技术和管理的知识。（3）信息搜集与模仿。落后国家的企业，在一定时期之内，也就是当自己还没有到达产业技术前沿的时候，最经济的技术进步方式不是自己花大成本搞研发，自主创新，而是搜集各种信息并对前沿技术进行模仿，包括一定程度的“模仿创新”。“合法的模仿”，当然是指对那些已经脱离专利保护期的技术和产品设计进行模仿。落后国家存在一定程度的“违规模仿”，也是一种普遍的存在，从当初的德国、美国，到后来的日本、韩国，都有所发生，中国则处在“平均的水平”（萨克斯，2021）。（4）从发达国家购买专利、进口物化着大量知识和技术的机器设备和中间产品（以及聘用外国专家）。这些都是要花钱的，但是只要经济的基本体制是市场经济，企业按照利润最大化的原则进行理性选择，引进的技术属于“适当的技术”，花这个钱比自已研发要更加合算，成本更低、更节省时间。（这种引进的重要性，我们将在后面进行“阶段分析”时，进一步加以说明）。接下去，学会操作和使用这些设备、组装这些部件，是掌握这些技术从而接进“前沿”、获得自主创新能力的开端。这里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有的学者往往把后发优势的作用归结为利用技术设备、购买一些中间产品和专利。这当然也可以节省研发成本和试错成本。但是，后发优势最重要的是通过人员交流、引进外资和信息搜集等渠道较为迅速和低成本地学习到大量的知识和创新能力。这些可能较难量化，但是这种“知识溢入”，-15可以直接增加落后国家的知识存量，直接提升要素结构。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会进一步分析。后发优势在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