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台湾文学史概说.docx

台湾文学史概说 一、荷兰统治时期与郑氏统治时期 初期的外来政权 台湾自古就有南岛语系（Austronesian）的原住民居住，16世纪以后才有从中国大陆的福建、广东两省迁入的汉族。1624年，荷兰出于贸易和统治的需要而在台南设置了专门的机构东印度公司，作为最早的外来政权统治了台湾38年。陈绍馨曾统计推算，荷兰统治时期，台湾的汉族人口约有10万，这其中，荷兰统治下的1661年，汉族人口有34000人（陈绍馨，1997）。 荷兰人为了向原住民宣讲基督教义，设立了教会和学校，1638年，4个村级学校共有在籍学生400名，据说是以罗马字母（alphabet）标记原住民语言的新港语的方式来学习基督教义的。1657年，为了培养原住民的牧师又成立了由30人组成的神学院，也开始教授荷兰语。1656年，荷兰治下的10109名原住民中据称已经有6078人掌握了基督教义，有2784人能够理解祈祷辞水平以上的教义（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3）。荷兰人的这种宣教教育尝试，在1661年随着郑成功（1624-1662）率领25000名汉军进攻台湾结束了荷兰的统治而告终。 郑成功一直试图颠覆满清王朝的统治以恢复大明王朝，台湾因此作为反清复明的基地，开始大力鼓励移民。据统计，1680年，汉族人口已达20万（陈绍馨，1997）。有学者指出，这个时期的台湾教育制度已经形成了由社学、府学和学院组成的金字塔（pyramid）式的完备结构（汪知亭，1978），也有学者认为，“比起学校教育，台湾更重视军备的扩充和政治经济上的稳定〞（李园会，1981）。不管怎么说，郑氏家族三代对台湾的22年统治最终还是结束了，1683年，台湾归入了大清王朝的幅员。 尽管荷兰与郑氏统治时期都曾试行过各种各样的宣教教育及科举教育之类的文化政策，但其统治时期通共也只有从20多年到缺乏40年的很短的时间，所以，毋庸讳言，对台湾民众之身份认同意识的形成起到决定性影响的，应该是接踵而至的大清王朝、日本和国民党这三种外来政权的统治。 二、清朝统治时期的科举文化体制 汉族的遽增及其与原住民的通婚 清王朝统治时期是人口急遽增长的时期。据陈绍馨统计，虽然从1680年到1810年，汉族人口增加了180万，到达了200万，但此后到1890年清末的80年间只增加了50万人，每年人口的增长率已经从1.8%锐减至0.3%。为应对台湾的内乱及19世纪后期各种外国势力对台湾的侵扰，清王朝的地方行政机构也进行了整顿。早期在台湾西南部曾设有1府3县，1885年设置独立的台湾省时，已经开展至3府11县3镇及1个直辖府，形成了覆盖全台的行政网络。 由于汉族男性移民大量与女性原住民通婚，因而促进了血缘关系的混融。台湾的朱真一（1999）、林妈利（2001）等人借助DNA分析进行过血缘混融关系方面的研究。 此外，19世纪的汉族移民，其祭祀祖先的祠堂里供奉的并不是中国大陆的祖先“唐山祖〞，在台湾，以群体血缘关系为根底开始形成了供奉“开台祖〞的宗族组织。早期的时候，来自大陆的不同出身的团伙曾展开过被称为“分类械斗〞的武力拼杀，但不久就演变成了宗族之间的对立。大陆出身的社会团体经过重新组合，促进了已扎根台湾的汉族社会组织的成熟。陈其南认为，研究汉族移民在台湾的定居，即“土著化〞的形成和统治体制的完备，可以把1860年代视为一个大体的分界点（陈其南，1987）。 有关清朝统治时期的科举问题，尹章义对此有过详尽的研究。从1687年到1725年，1府3县相继设立了府学和县学，总定员为64人。有些拥有大陆户籍但不能进入大陆的府学或县学就学的人假托台湾籍贯而进了在台湾新开设的学校，科举社群的流入变得兴盛起来。此后，随着台湾经济的开展，人口的增长，以及行政机构的完善，到1890年，府县学校已有13所，入学人数到达155名。嘉庆年间（1796-1820），据说又出现了台籍学生假托为大陆籍贯而进入大陆的府学县学就读的逆转现象（尹章义，1989）。 台湾中举范围的扩大 另一方面，清朝中央政府也对科考中举的名额给予了政策性的调整，藉以进一步强化台湾与中央政府的关系。1687年，循甘肃、宁夏等边缘省份之例，台籍入试者分得一个福建省乡试合格者即1名举人的名额，自此以后，台湾的举人范围开始慢慢扩大。1854年到1858年，为平息太平天国之乱，台湾士绅民众捐出大量献金以资军费，台湾的举人名额因此增至7人。还有关于从应试的举人中选拔进士以参加科举最终的实质性会试的问题，1739年，应试设定每10名台籍考生中可选拔1名进士，1757年，台湾有了最早的进士。此后藉1850年代台湾科举名额增加之利，从1823年到1894年的71年间，台湾诞生了26名进士（尹章义，1987）。 科举制度一方面推进了台湾的中土化和儒教化，另一方面，出于保护原住民既有土地的目的，逐步土著化的大陆科举社群在依照大清律与原住民签定契约以开发农业用地等方面也作出了很大的奉献，并由此形成了自主移民开拓社团的领导阶层。为给参加乡试、会试的考生提供便利，他们还采取了提供资金、筹办会馆等措施。因科考而附带的长途“巡礼〞可以说既促进了台岛科举社群间的交流，也强化了中央与边陲的关系。尹章义进一步指出，尽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与台湾在同时期开始有了汉族移民，台湾却走上了与这些地区不同的道路，个中原因应当从科举制度所具备的政治、社会、文化及经济功能上去寻找。 作为少数精英的科举社群 依尹章义的推算，台湾的科考人数在清朝统治末期的光绪年间（1875-1895）已达约7000人。但清末台湾汉族的人口有250万，假设以科考年龄从10岁到60岁计，7000考生绝对不能算多，还不如说他们只是台湾的少数精英。 另外，李园会和汪知亭指出，通常所说的府学、县学并非是每日授课的学校，而是每月指导1～2次诗文，并组织孔庙祭祀之礼的教育行政机构，类似于私塾。与之相对的实际的教育机构是义学、民学即书房，主要传授文言文的阅读、写作及珠算，为参加科举考试才会有经书的读解。讲授的用语也不是中央政府的官僚之间所通用的北京官话，而是台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