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对当下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期待 小学生自己创作的诗歌.doc

对当下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期待对当下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期待 小学小学生自己创作的诗歌生自己创作的诗歌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的提出，预示着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广阔前景。刚刚结束的全国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研讨会，为农村题材文学再掀高潮和进一步繁荣营造了良好的舆论和理论氛围。评论家雷达、王必胜和孙福民日前对记者表达了对当下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期待。雷达说，当下的农村题材创作，作家本人对当今乡土的熟悉、热爱、感同身受、体验至深固然难得，但这终究只是基础。成就如何，重要的还是在于作品有无独创性和独特性。这样的作品应成为一个现代健全个体的渴望和呼喊，成为一种预示着乡村新的力量的声音、一种现代乡村的清健的声音。雷达认为，过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农村题材创作过于意识形态化或政治化，虽然有历史的原因，但乡土中许多本真的、美的、善的、自然的和诗意的东西因此被遮蔽了，而后者却正是国人世纪之交的精神资源之一。以往的创作中虽有一些名著以及不少成功刻画，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并未进入作家的视野。当下现实生活的多元化，使得文学也需要在乡土生活中找到源头，寻找精神资源。现在文学界强调关注“三农”问题，热切呼吁文学应该大力描写“农村题材”，是非常必要的。在这里我仍愿重复我曾说过的话：文学主要是通过审美的、干预灵魂的方式来表现，并且加以创新。作家们的评价眼光、价值尺度、主题取向，都有可能发生某些微妙变化。问题的要害是，许多作家徘徊在固有的视角，重复着一贯的认识，停留在原有的启蒙话语或一般的寻根反思话语上，袭用现成的思想精神资源，提不出新问题。王必胜认为，农村题材的作品，首先应该考虑它的读者对象和表现内容。文学有题材之分，读者也有需求不同。农村题材文学的大部分读者是应该农村的，因此就要考虑他们的审美趋向和欣赏习惯。现在有些创作，动辄思想是尼采式的，文本是马尔克斯式的，语言是罗兰巴特式的，更有甚者还在那里自娱自乐、理念先行、消解故事。可能作者观念很新，手法很花哨，文本很玄妙，但农村读者是否喜欢读，是否读得下去，却不是作者主要关心的问题。甚至一些本来是以写农村出名的作家，也渐渐地远离农村生活和读者了。其实，不管现在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也不管我们掌握了多少种创作方法，农村读者还是有他们特定的审美方式，他们喜欢的还是真实地反映他们的生存状态、能升华他们精神生活的故事和人物形象。因此，传统的创作手法对农村读者来说可能更有魅力。王必胜说，繁荣农村题材文学，不应当仅是繁荣长篇小说，要在各类文学中搞“联动”。虽然长篇小说是一种重量级的样式，但不等于它可以替代其它的文学样式。农村题材的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文学样式，也应提倡和鼓励。只有各种文学样式的参与，才能真正营造出农村题材文学的繁荣，才能更多侧面、多层次地满足农村读者的审美需求。不仅要有专业的作家，还要培养和发现一些业余作家，一些“泥腿子”诗人和乡土小说家们。此外，农业题材文学也好，农村题材文学也好，这只是一种阶段性的、为了表述方便的划分。作为文学，她需要写人，表现人物命运，诠释历史和文化。也就是说，农村题材文学应该具有更宽广的视野、更深刻的思想和更丰富的内涵。它也是表现历史的、表现民族生活和人类精神的文学。陈福民说，对于中国文学而言，农村题材是一个特殊的问题。之所以如此，根本缘由之一在于，农村题材的要害是“土地”与生产关系。这不仅表征着“现代性”的巨大压力，也隐含着清晰可辨的历史意图。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是写作者选择题材，而是历史变迁成就了这个题材的文学写作。在几千年源远流长的中国农业文明历史里，并没有形成某种专门的“农村题材”文学，因为它只是内在于人的生活之中，所谓“大象无形”，从来不是一个问题。这个平衡、和谐的历史，被“现代性”的诸种压力彻底打碎，并且使问题完全外在化了。当今所谓“农村题材”，正可以作文明或文学的“断裂”来理解看待。而在此历史规矩的态势下的中国文学，“农村题材”不是一个具有自主性的文学选择的问题，它是一种命运。陈福民认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多年的文学进程中，农村题材的文学创作经历了两次高峰期。一次是自上个世纪年代起，以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为历史契机，文学写作向历史运动奉献了自己的全部理想与热情。农村题材被一个高调的历史冲动所鼓舞引领，从人物塑造到历史期待，都充满了青春的浪漫主义气质。无论那个时期的作品在今天如何评价，它们无疑都呈现着文学写作与“现代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且达到了应有的历史高度。另一次是上世纪年代末，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先导，引发了农村题材文学创作在方向上的困惑乃至痛苦。不少作品都表达了历史的反思精神。这类作品与第一高峰阶段互为表里，提示着这段历史在认知方式上的同构性质，同时也宣告了农村题材作为“土地的恋歌与悲歌”的文学时代即将结束。“史诗性”既是它的承诺，也是颓败的寓言。上世纪年代以来，“底层”“苦难”“博弈转型”“破产”的模式基本统治了农村题材的文学创作。尽管有“三驾马车”这样的现实主义表达方式，但是“土地的挽歌”已经奏响，一个完整的历史结束了。也正缘于此，由困惑痛苦而沉入生活的底层做相对客观的描摹，当下关于农村的片断的经验叙事，乃是历史断裂与破碎的必然。贾平凹的秦腔、阿来的空山、毕飞宇的平原、莫言的生死疲劳等都在这个向度上有所进境；而最近山西作家葛水平、河北作家胡学文一系列关于农村题材的小说，是新世纪以来很好的短篇作品。所有这些都表明着“农村题材”历史意识的敏感性与尖锐性，并因此葆有与“现代性”共进退的持久的生命力。这一点，也决定了在“史诗性”与当下性之间寻求平衡，是农村题材文学不得不去面对的课题。